【书摘】《何谓中华、何谓汉? 》

0

作者:后藤多闻 / 思想坦克 2022 年 1 月 13 日

「中华」民国的建立──「汉族」的欺瞒

一八九○年代中期,随着日清战争爆发,中国变成了帝国主义的猎场。洋务运动(由开明官员主导的近代化运动)遭到保守派压制,列强以租借之名行掠夺领土之实、西欧资本的渗透……凡此种种,都让中国陷入前所未见的国家危机当中。

在这个日清战争失败、被迫接受下关(马关)条约屈辱条件的时代里,有个主张撕毁条约、彻底抗战的人,那就是刚刚科举及格,三十七岁的康有为。他和他的同志梁启超一起向光绪帝(一八七五—一九○八在位)上奏,倡议展开变法与政治改革,最终目标则是将国家转换为立宪君主制,这就是被称为「维新派」的集团。

一八九八年六月,第十一任皇帝德宗光绪帝将改革重任托付给维新派,此即「戊戌变法」,但这项运动被西太后敌视为「大逆不道,构煽阴谋」,仅仅百天就遭到瓦解,这就是所谓的「戊戌政变」。政变后,康有为流亡到日本。西太后是第十任皇帝穆宗同治帝的母亲,当穆宗年纪轻轻便猝逝之后,便成为绝对的权力者。

一九○○年,获得西太后支持的义和团(清末从山东省蔓延到整个华北的排外宗教运动)高举「扶清灭洋」旗帜,四处袭击杀害外国人,这就是成为清朝灭亡导火线的义和团事件。之后英美日等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占领紫禁城,事件才终于平息。

第二年二月十四日,从西太后手里取回实权的光绪帝,发布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上谕。对光绪帝而言,满族的王朝就是「中华」,「中华」等于「满+汉」。

可是在此同时,这个中华和「太宗的中华」又有些许差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历经十七世纪康熙帝时代的尼布楚条约、十八世纪雍正帝时代的恰克图条约,以及一八六○年咸丰帝时代缔结的北京条约,中俄间的国境大致确定下来。因此,「量中华之物力」这句话,应当也有表现出对于领土范围的意识。

顺道一提,中俄整体国境线的确定是在二○○四年;先前的一九六九年,两国曾在中苏国境、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达曼斯基岛),发生军事冲突。一九九○年代下半夜,随着中亚各国从前苏联羽翼下自立,中国也和他们缔结了国境协定。

在国境确定下来之前,中国军队曾屡次对外侵略。一九七九年,他们越过国境入侵越南,此即所谓「中越战争」。两国的陆地国境,最后在一九九九年划定下来。中国和印度在一九六○年代,也曾在喀什米尔地区发生军事冲突;直到现在,中国和印度的国境仍未确定下来。

话说回来,与现代相连的「中华」这个概念在议论中登场,是辛亥革命之前、二十世纪初期的事。以下参考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沈松侨副研究员的论文〈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进行概观。

在日本以新闻工作者身分展开活动的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清末学者,康有为的弟子),在与孙文和宫崎滔天等人的交流中,朝着建立崭新国体而努力前进。光绪二十七年(一九○一),他发表了《中国史叙论》。这篇文章当中的一节是这样写的:

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

这个时代,「Nation」的汉译曾经被考虑译为「国族」。在「nationalism」(国族主义)高涨的情势下,梁启超力陈,现在为止的国名不过只是王朝的名称,故此应该从国民的立场出发,重新导正历史。在这篇论述问世后,对崭新国史学的关心程度急遽升高。

这个时候,「中华民族」和「汉族」这两个词也都还没出现。

以天下自居,只有朝号而无国号……

(康有为,〈海外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中华宪政会侨民公上请愿书〉)

要做个正正经经的国家,就不能不拥有国名,因此康有为提议,定国名为「中华国」,并主张合满、汉、蒙、回(伊斯兰教各族)、藏五族为中华一员,也就是所谓的「五族共和」。他力陈应「团和大群,以强中国」,并企图维持帝制。沈松侨认为,「康有为心目中的中国国族,实为一个道德文化的社群」。

一九○五年,孙文等人在东京组成中国同盟会,正式展开打倒清朝的运动,「革命派」就此诞生。他们的纲领是「驱逐鞑虏(满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作为革命派先锋的是章炳麟(一八六九—一九三六):

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中国民族者,一名汉族,其自曰中华人,又曰中国人。 (章炳麟,《中华民国解》)

章炳麟提议,将居住在中国大陆、以汉语为母语的集团统称为「中国民族」、「汉族」、「中华人」,由此可以看出无视其他少数民族存在的意思。

「汉族」这个名称,就这样在历史上首度登场。不只如此,「汉」本身还被定义为中华;这堪称是一种极大的扭曲。

章炳麟主张,华、夏、汉等名讳,都是指黄帝以来汉族居住的领域,和夷狄彼此相异。构成中国的几乎全是汉族,「中国国族」就是以汉族为主体。

他又主张,中国历史应该从传说时代的领袖黄帝时期算起,因此应该从西历变更为黄帝纪元。使用「黄帝」作为民族象征来掌握人心,也是从这时候开始。

曾在梁启超主笔的变法派机关报《时务报》担任记者的章炳麟,也是戊戌变法后流亡日本的人士之一。之后,他转向革命派,以打倒清朝、实施汉人主导的民族革命——光复——为职志。同盟会成立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六年十二月,他们在东京神田召开「纪十二月二日纪元节庆祝大会」,纪念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创刊一周年。跟在孙文之后登台的章炳麟这样疾呼:

从今以后,我汉人兄弟,请把依赖督抚的一念,早早打消。但想当兵,不要想当奸细……这革命大事不怕不成,中华民国不怕不立。 (〈中华民国解〉,原载《民报》(第十五号),一九○七年)

他的演说赢得了台下听众的如雷喝采。

继「汉族」之后,「中华民国」这个国名,大概也是在这时候才首度登场。

章炳麟将自己的主张汇整起来,以《民报》主笔身分发表的,就是包括上述引文的《中华民国解》。

他首先提议,这个民族的名称应定名为「汉族」,然后又针对「中华」的概念范畴提出说法:

今有为金铁主义说者曰: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 (《中华民国解》)

所谓「金铁主义」,指的是朝向立宪君主制迈进的学者,与德意志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想法产生共鸣,从而提倡的传统民本思想。清朝拥护派的论者认为,为了实现全国人民的平等,必须要「满汉平等、蒙回同化」,而为了连结满、蒙、回、藏,就必须保留清朝皇帝。章炳麟倒用了这个逻辑,将「中华」定义为单一文化,也就是汉族文化。

他的口号是「排满兴汉」、「振兴中华」。

设定好「中华」概念的新范畴后,章炳麟又说:若要将藏、回、蒙等民族同化入中国,只需「设官兴学、专意农工」,大概二十年岁月就可以让他们和内地对等了。同时也要改变其言语风俗,最终「以其族醇化于我」。接着章炳麟还说:就现状而言,西藏、回部、蒙古各族,若是不接受学问、不从游牧转换到农耕、不在言语风俗上与汉族同化,那就不该认定他们是对等的民族。

这就是在当时、甚至一直延伸到现在的汉人歧视意识。

越南、朝鲜两国因为和汉人血统相通,所以有必要支援他们;但另一方面,号称「三荒服」的西藏、蒙古、回部,因为血统语言相异,所以应该「任其去来」,让他们自己决定民族的去留。

神户大学教授王柯(专攻中国近现代史)做了这样的分析:

让「汉族=中华,满族=非中华」这个公式渗透到社会各方面,是革命派建设「汉民族国家」的战略。 (王柯《多民族国家──中国》)

五世纪下半叶的北魏孝文帝时代,骑马民族王朝提出了「中华」的概念,到了八世纪唐太宗时,对这个概念更进一步延伸;以后,「中华」的概念为历代王朝所承继,但在这时迎来了重大的转捩点。

提议将国名冠上「中华」的康有为和章炳麟,两人有着很大的差异。沈松侨认为,前者是西洋历史学者所谓「文化的国族主义(Cultural nationalism)」,后者则是「种族的国族主义(Racial nationalism)」;换言之,康有为主张的是相对的民族论,章炳麟则是汉人自以为是、展现露骨歧视态度的「民族论」。

康有为的思维和太宗的「中华」接近,但章炳麟的构想则和太宗的「中华」截然不同,和清代的概念也迥然相异——那是一种诞生于革命时期中国、自以为是的观念。

……文明主义下的版图,与欧洲风的领土思想,在历史性质上具有非常大的差异;正因如此,两者自近代(清末)以来,造成了相当大的混乱与冲突。 (司马辽太郎/陈舜臣/金达寿,《在历史的交叉路口—日本、中国、朝鲜》)

司马辽太郎口中的「混乱与冲突」,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朝向革命前进的人们,自己也处在混乱之中。关于「中华」的统一思想,这时尚未诞生。

这个时代对两种「中华」观来说,是个重要的分歧点。

光绪帝在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十月,以三十七岁的年轻之龄猝逝;他的死与西太后(享年七十四)只差一天,有人说是遭毒杀。接着即位的是年仅两岁的末代皇帝溥仪。

三年后的宣统三年(一九一一),辛亥革命、也就是第一次革命爆发。十二月,袁世凯接受了隆裕皇太后的懿旨(皇后或皇太后的命令),并向内外公布;这份懿旨说:

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各省代表十七人开选举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于上海,举临时大总统,立政府于南京,定号曰中华民国。 (《清史稿》宣统本纪)

在这篇宣统本纪里,出现了清朝最后的「中华」用例。在这当中,明白宣示了康有为提议的「五族共和」这一国家构造,并对章炳麟等人的「汉族=中华」、「满族非中华」革命运动做出了否定。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溥仪退位,清朝灭亡;孙文以临时大总统身分,宣布中华民国建国:

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这是孙文《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当中的一节。

与「中华」之名密切相关的这个新国家,其领土包含了满、蒙、汉、回、藏五族的土地;也就是说,它宣称继承了清朝所获得的最大版图。这里的「中华」,明确指的是五族结合的概念。

辛亥革命之后不久,中国仍然在持续摸索国名与「中华」的定义。

一九一二年七月,孙文企图排除当时最具实力的北洋军阀领袖袁世凯(二次革命),结果失败、流亡日本;一九一四年,他在日本组成了「中华革命党」。这年六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九月日军出兵山东。

高田时雄(京都大学荣誉教授,专攻中国文学)指出,首次使用「中华帝国」这个词汇的,似乎也是章炳麟。某位藏书家搜集的《民报》上有章炳麟的笔记,当中就有「中华帝国」的名称。

在动乱中,选择章炳麟所描绘的构图,并将之化为现实的是袁世凯。一九一五年二月,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夺取民国革命的成果,自居帝位;他所取的国名直截了当,就叫「中华帝国」。

袁一称帝,立刻引发了反对帝制的三次革命。一九一三年帝制被取消,共和制复活,袁世凯也在失意之中病死。

从这时候起,中国便陷入了军阀战争。在不具备统一政府的国内,一方面反日爱国运动与五四运动盛极一时,另一方面在满洲,则有日本的关东军日益活跃。

作者一九四四年生于日本大阪市。京都大学大学院中国文学研究科硕士课程修毕。长期任职于NHK,担任新闻工作者与节目制作人,曾制作《故宫──从故宫珍藏所见的中华五千年》(故宫~至宝が语る中华五千年)、《骑马民族的止步之地──北朝鲜历史纪行》(骑马民族の道はるか~北朝鲜歴史纪行)、《大草原的祭典──蒙古》(大草原の祭り~モンゴル)等节目。

历任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客座教授、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客座教授、平山郁夫丝路美术馆理事。另着有《遥远的不丹──喜玛拉雅山的佛教王国》(遥かなるブータン―ヒマラヤのラマ教王国をゆく,1995)、《两个故宫》(ふたつの故宫,1999)。

书名:《何谓中华、何谓汉? 》
作者:后藤多闻(ごとう たもん)
出版社:八旗
出版时间:202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