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老今天九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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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先生1929年1月14日生于南京,今天是他93周岁寿辰,我们谨向他表示诚挚的祝贺。

茅于轼先生出身名门,及近而立之年,遭遇阳谋,蒙受二十年冤屈。近些年,和他命运相同的受难者,因为自然规律,纷纷凋零。他和郭道晖、江平、张思之等健在的九旬老人,仍然保持着思想的活力,更加受到社会各界的敬重。

茅老是经济学家,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43年前,他独立推导出择优分配原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数理经济学的领航者。他和年轻一代的杨小凯等学者惺惺相惜,共同在中国开辟了经济学研究的新方向。这方面,作为经济学界的局外人,我们没有能力过多置喙。

他还是独立智库的先行者,和张曙光、盛洪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在当代史上留下了独特的一页。

他热心公益事业,创办了富平学校。给成千上万的西北农村妇女,创造了到北京就业的机会,使许多贫困家庭得到经济上的改善。

他还和朋友自掏腰包,创办无担保小额贷款,让许许多多到银行贷款无门的农民直接受益,解决了他们创业的资金难题。

对于茅老的道德文章,赞誉来自五湖四海,这里不再赘述。只想介绍李慎之先生的一个看法。

20年前,李慎之在南京用一周时间,向刘志琴、王学泰、王毅三位学者口述生平往事,他说:“现在可以称为国士之才的,美国所最多。第一个是茅于轼,第二个是资中筠,第三个是董乐山。”李慎之先生已经于十九年前去世,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美国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他为自己招贤纳士,洋洋自得,溢于言表。他比茅于轼先生年长六岁,称他为本所第一位“国士”,可见他内心的器重。

我们和茅于轼先生不是很熟,没有私交,只是在公共场合有过几次接触。比如,参加过天则所的学术活动,听他现场发言。和他同赴白洋淀,参加经济学和历史学关系的学术讨论会。

20年前,我和夏中义等朋友编《大学人文读本》,选了茅老的文章,为取得授权,我和茅老通了电话。《读本》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后,他予以好评,并主动大力推荐。当时,朱厚泽等前辈也给以好评,只有许良英对李慎之说,这套书“水平很低”。许先生有他的评判标准,我并不意外。李慎之对许良英说,你不妨编一本。

2003年,我和郑海天等同仁编《怀念李慎之》,收入茅老的文章,他很支持。天则所在第一时间,举办追思李慎之的会议,邀我参加。茅老和我都发了言。

茅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炎黄春秋》工作期间遇到的一件事。2015年末的一天,编辑部小赵告诉我,昨天茅于轼先生送来一篇文章,是他的外甥女茅青撰写的《大伯父陈仁炳》。原来,茅青定居法国,受陈仁炳女儿之托,写了一篇文章,托茅于轼在国内寻找媒体发表。此文27000字,我一看就被吸引住了。文章历史价值很高。1979年,右派大规模改正时,决定在中央一级保留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五人不予改正。五人之中,只有陈仁炳一人在世。他是什么人?有怎样的经历?为何不予改正?后来命运如何?公众知之甚少。陈仁炳晚年留下了英文自传,不曾出版。陈仁炳女儿向茅青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请她撰文。茅青文笔上乘,生动细节比比皆是。

我拿到此文,颇为踌躇。当即给茅青发去电子邮件:“拜读后感到内容十分厚重,文笔也很好,只是炎黄内部规定文章一般不超过万字,个别特殊情况也只能放宽到一万二、三千字。如何处理,我想和编辑部的同仁沟通一下,尽量放宽篇幅。但无论怎样放宽,也不可能保全完璧。所好现在是网络时代,你可在炎黄发表后将全文在网上披载。不知意下如何?”茅青回信表示,同意。

我无奈将文章压缩至15000字,终审时仍然被砍到12000字。《炎黄春秋》刊出后,我马上把27000字的全文推荐给共识网发表,很快成为点击量居首的文章。对文章被删的遗憾,总算有所弥补。

2015年末,茅于轼先生到编辑部送文章时,已是86岁高龄。为了慎重,他亲自把文章送来。可惜那天我不坐班,没有当面接待。他是享誉海内外的学者,对一篇稿子竟如此认真,这种做事风格,永远是我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