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网上说北京又要重拍红色经典《青春之歌》，此类经典中还有一个《收租院》，其实它们都是毛邓两代用过的旧货，今日中国青年大多陌生了，所以中共可以一再重写和复制，构成它的意识形态、话语、符咒、神话、暴力。我有一篇解构的旧文，收入新书《晨曦碎语》将在下月出版。 】
一、文化符咒
无论从传统还是现代化的角度来说，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都是一个特殊的时空，人们在这个时空里失去了说话和思考的能力。钱钟书说﹕「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各有语言天地，各行各业以至一家一户也都有它的语言田地，所谓『此中人语』」。这种情形被中断了。虽然在任何社会里，话语的作用实际上就是使人不能在话语之外思想；而每个人所能说的话，也不过是权威性主体以这个人所能接受的方式在说话，但中国这三、四十年里，这个「权威性主体」象没收土地等私有财产一样，收缴了所有人具有其特殊历史来源的「私有话语」和「边缘话语」，并凭空捏造一个胀满一切想象领域的「创世纪」，为统一人们的说话方式而制造出源于这个神话的「国有化话语」。
这个神话谱系当然不只是毛泽东「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神话，不只是两万五千里长征、青沙帐太行山抗日、转战陕北、大决战等等（无非是抹去失败的记录制造常胜将军），这些只不过是一个艰难卓绝并带有传奇色彩的来源，这个来源的辉煌使得以前的历史哪怕几千年都变为暗淡无光、浑如蒙昧，以至人们无法再去追寻哪怕更远一点的来源，因此人们被先在地给与了一个极短的历史前提，被撵进某种话语的第一层魔障﹕他们被架入一个超时空、超历史的存在，使得他们可以藐视古人也不管今生今世地成为一种「新人」——其本质正好是「新」得没有任何真实的历史，没有历史包袱，无知并厌恶一切传统。
这个神话谱系到此并未结束，在制造罪恶感和惩罚模式（主要是在真实生活中让「反革命」如同贱人般真实地生活给人看）的同时，又需制造「新人」的模型，至此，中国传统的「圣人」制造术被创造性的接榫进来（这主要发生在刘少奇主政的温和时期），「史前」打天下的英雄谱系，如抗战之张思德、白求恩，内战之董存瑞，韩战之黄继光、邱少云（「老帅」式的英雄谱系反而是近几年才制造的，因为没有毛神话的禁忌了），被一个全新的「建设年代」的平民化的英雄谱系所取代﹕向秀丽（一个烧伤的女工）、刘文学（农村小学生）、雷锋（普通战士）、焦裕禄（县委书记）、王进喜（产业工人）、陈永贵（农民）、时传祥（城市清洁工）、邢燕子（下乡知青）等等，完备到了几乎为这个话语系统中「正当」的身分和各行各业都制造了对应的一个模型；由于知识分子身分的嗳昧性，他们的模型是要到邓小平时代才被「扶正」，于是后来又在这个谱系上续了诸如钱学森（科学家）、张海迪（伤残青年）、李燕杰（教授）、曲啸（被冤枉的干部）等等近乎被人调侃的「英雄」。饶有趣味的是，这个「权威性主体」如何仿照替自己编造「创世纪」，为每一位后来的「英雄」编织他们生世和业绩的那些故事，如六十年代那部《雷锋日记》的出笼记，应当是极精彩的中国现代演义。
不过，只靠这些神话谱系还不能组成一个语言的暴力体系。还需要制造一批「经典」构成话语的第二层魔障，即借助一切传播和艺术的手段，进入大众想象、表意系统、情感宣泄方式等等浅意识无意识领域，用不是剥夺而是偷换的方式，把每一个「自我」摘除掉，代之以革命「经典」所供应给你的「标准件」﹕在人们的想象和表达的对象化为空洞之处，代入超越性的、抽象的、抹平一切差异的意识形态话语。
这样的「经典」或称「本文」，最初只是一两首民歌改编的小调，如「东方红」，取自一首陕北情歌的旋律，将歌词全部偷换掉，这竟是话语改造最标准的做法——将所指空洞化。后来就洋洋大观，出产了大陆上曾经妇孺皆知的《白毛女》（从民间传说到话剧、电影、芭蕾舞），《洪湖赤卫队》、《红岩》（都是从小说到电影、流行歌曲），《收租院》（从大型群雕到纪录影片、博物馆）等等，以及整个庞大的、有大师级人物（如老舍、茅盾、郭沫若）作为支柱的具有强烈感染性侵蚀性的所谓「革命文学」。当年法兰克福学派所分析的「权威国家」象制造工业一样制造「文化」，以及晚期资本主义的国家在一切生活领域里的干预，比起中国大陆上的这种话语改造运动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因此，中国人在面对真实的暴力之前，已经被种种更可怕的潜在和无形的暴力修理过了，那些思想的暴力、语言的暴力、视听的暴力、词的暴力，等等，总之是精神上的阉割、拷掠、凌辱，使人退化、白痴化和精神分裂的各种被称为「思想改造」的技术，都在暴力之外的一切领域泛滥，以至当人们真实地面对暴力时反而很陌生，也没有恐惧感，象北京老太太们往坦克底下躺过去时，还真有点把那大兵当晚辈的气势，好象那不过都是小说和电影里的「子弟兵」娃娃。三十年的文化符咒使人们很难在官方给与的话语之外去思考和怀疑。民众敢闹「民主」的预设前提，恰好是认为共产党是「民主」的。叛逆也是缺乏创造性的，愤怒的方式也是抄袭的。
二、解构
全能主义式政治消退了，但是人们却无法走出那话语的魔障。人们滞留在那语境之中，除了依然不断重复那种至少五级抽象的「暴虐的词」便不会说别的话，除了「毛文体」便无法思考，除了那套神话谱系便寻找不到崇高、雄伟和真善美；连最古老的那些大象征，如龙、长城、黄河，也都被塞进顶多五十年的浅近含义里，充当「革命」历史的饰物和注脚。
真实的荒诞感应当发生在1978年以后，开放将中国人置于极度的尴尬，「世界中心」意识（「天朝上国」的现代版）的被嘲弄，整个神话谱系的漫画化，神圣的光环消失了，一代青年的所谓「信仰危机」起初还带着真诚的痛苦，不久也麻木起来，他们怀疑一切「意义」都被沾污了，他们一张嘴就觉得掉进陷阱，他们的反叛也找不到支点。便在这找不到精神源头也失落了终极价值的状态下，中国人的焦虑竟暗合了现代主义的真蒂。
于是一代知识精英对这段时空的解构，走了现代主义的道路。在经历了一个短短的美术的伤感、文学的伤痕和电影的煽情之后，1985年出现的一幅油画《李大钊、瞿秋白、肖红》，以非情节的方式拼接三个毫无关联的人物，幻化了虚假的「创世纪」也肢解了现实；另一幅《亚当夏娃的启示》，则用西方的语言试图寻求一个新的「创世纪」，随之而起的所谓「85美术新潮」，以强烈反叛「主体中心」（即「高大全」、「红光亮」的造神美术）的语汇来表现「不是画什么，而是怎么画」。文学则先是诗的朦胧，继而是小说的寻根，都是先将「形式」从「党」的内容中剥离出来，然后在这个属于自己的「语言田地」里耕种，或回复「蛮荒」「过去」，或经营一方超越时空的「乡土地域」，总之是跳出当下这个时空，渐渐重新酿造出「一家一户」的「此中人语」。最能表现一个时代主流叙事模式、也最适合制造神话的电影界，在1984年也有三个年轻的所谓「第五代导演」，都跑到广西电影制片厂，拍了三部与共产党有关、却又远离现实的所谓「中国新电影」（《黄土地》《一个和八个》《蝶血黑谷》），一反经典电影那种以技巧诱骗观众跌进银幕幻影误读意识形态的叙事语法，以颠覆性的镜头剪接打断观众的窥视，遏阻神话的产生……。这样，精英路线后来便逻辑地走向了「实验小说」、「行动艺术」等消解意义的后现代主义。
然而，在八十年代中国的变异当中，精英路线不仅遭到知识分子正统派的抵制，也无法为大众所接受。受商业化大潮冲击的社会急剧浮现消费群体的世俗倾向，恰与精英们的现代主义成南辕北辙。但是，象征国家的「权威性主体」自身被溶解于消费性文化，便提供了大众对意识形态解构的世俗化道路。这是一个相对更开放的、来源更庞杂的体系，包括港台流星歌曲、通俗小说（武侠与言情）、社会问题报告文学、青年理论文化丛书、清末宫廷体裁电影、域外（日本和南美）译制肥皂剧、京味都市小说、西北风民歌摇滚、地下X级录影带，等等，重组了大陆自1949年以来断裂的市民文化，以其浓烈的通俗性和人情味，在一个极广阔而民间性的层面上，复原著鲜活的「边缘话语」，并同时以反英雄的嘲讽、破碎的价值观和游戏的人生态度，殊途同归地与精英路线一同走向了解构。这种解构却不须跳出当下，反而是灵活机智地以现实为材料，以自己为试验品，在调侃中颠覆一切，例如不仅可以将圣乐「东方红」摇滚化，也可以将这首本来就是从陕北「信天游」偷换来的毛泽东颂歌的原词，再偷换为揶揄邓小平的歌词﹕「西方红，太阳落，中国出了个邓小个，他为自己谋幸福，他叫我们各管各」。
三、新神话
中国人好象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一百年来他们都是受气包，近半个世纪来他们在大灾大难里折跟头让全世界看着玩，三年前他们还血洒长街让天下无不搵泪。可如今他们跟没事人似的，把一切都付与笑谈了。轻歌蔓舞，卡拉OK肥皂剧，外加气功。这副洒脱是真是假无所谓，重要的是他们似乎不再认真。
那种一向天真而肤浅的「真诚」消失了，中国人好象回复了他们过去的圆通和世故，见钱眼开，雁过拔毛，等等。崇高感瓦解了。知识分子也嘲弄他们一向引为自豪的使命意识。虽然，这一切好象都是作为一场极为野蛮的杀戮的后果而浮现的，因而很容易被以往一贯高扬的道德批判责为怯懦、苟且偷生和愚昧麻木等等。其实，人的怯懦只是一种生物的本能，它远比人不能思考来得正常。当然，在「党」话语里的思考渐渐枯萎了，人们又回到传统的话语里去思考那一类最中国式的老问题﹕「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有皇帝也比没皇帝好」……。
反叛和颠覆不再时髦，因为一切意义都被消解了。有人说﹕「曾几何时，前些年许多艰涩而红火的实验、颠覆，新进口的理论，才出笼的先锋，转眼竟纷纷已成过景黄花，寂寞得很了」。反叛本身也被消解。民族主义也不提气了，中国在巴赛罗那得几块金牌的全部意义只在于那金牌值多少钱、得主能分到多少。老百姓对官方也没有任何政治期待而只问你分我多少。知识分子急速分化，归隐传统者言必称孔孟，效忠现实者高谈「新保守主义」；受到重创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则绞尽脑汁设法在邓小平的南巡讲话里塞进一句「防左」以充令箭。这一切，又都衬托在一个新的神话之下﹕中国大陆的经济起飞开始了。这个神话已经被太多的期待合理化——「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太平洋时代来临了」，「大中华经济圈出现了」，「工业东亚超越欧美」，」大陆第二轮经济改革大潮迭起」，」中国将走出不同与苏俄的和平演变路线」……。
这个新神话的英雄谱系里只有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邓小平复活了，以八十八岁的高龄返老还童，在北戴河公开祝寿。三年前曾经同他殊死对抗在天安门的北京大学生们给他写信说「长寿」了，仿佛是换了一茬人，越过这一层并不困难，连健忘的理由都不需要。邓的南巡，仿佛是一次「同治中兴」，给中国人（包括港台新的政客和财阀）带来新的希望，没有人不认为他的过世将是灾难，因此需要为他再造神话。今年11月18日，北京推出邓的标准象——由一位美术教授创作的「我们的总设计师」，「目光深邃，神情刚毅」，人们竞相抢购，买回本世纪中国最后一尊神像。当下最「自由化」并遭到查禁的畅销书《历史的潮流》，以及被称为「新河殇」的电视政论片《历史的选择》，都重新大量启用诸如「巨人」「超人」「力挽狂澜」「洞穿历史」等「死话语」，直接阿谀几乎不带遮拦，也是今日的时髦。造神的手段虽粗鄙却有新套套，如十四大闭幕后珠海市搞了一场「小平，你好！」大型歌舞晚会，由北京娱乐圈重金聘来的明星压台，数支大型摇滚乐队伴奏，从邓小平留法一路摇滚唱到南巡。
新神话没有属于它的形式。它象蹲在一片废墟上的白头翁。
人们知道他们已经从那个曾经溶解于其中并被它强占的巨兽中挣扎出来了，然而这是刚刚发生的事，以至他们基本上还在一个空白中。
1992年冬于普林斯顿
——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