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１９８１年访问徐复观先生。

（失败者回忆录0131）

「庚申改革」提出时，正值《七十年代》脱离天地自立门户。因方案讲到新闻记者可以独立报导新闻，鼓励对党和国家发表批评意见，因此也有朋友认为我们遭中共杯葛只是暂时，中共政改后会有所改变。但眼看方案流产，政治改革在最好的时机也无法推动，我认定中共一党专政这种结构性的痼疾已不可能改变。后来虽有赵紫阳在1986年推动政改（见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也胎死腹中。光是一个「党政分开」，就数十年来，中共一直挂在嘴边都实现不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以致一人化领导只有变本加厉。党政不分，党总忍不住在所有事情上插手，就是中共无法实行政改的死症。所以，尽管那时在香港的中共工委对我仍然表面友善，但我已深知中共不可能接受对它批评建议的言论监督了。

我邀请了几个原有的职工，先在中环租了一个地方办公，继而在湾仔自置小物业继续出版《七十年代》。
因丽仪离职，迁离廉价房屋，少了收入，单靠《七十年代》月薪，家计顿成问题。 82年台湾的《中国时报》出美洲版，因香港问题受关注，故在香港每天编一个香港专页，黄毓民主持编务，我受邀负责作最后审视，并写一段点题短文。每天早上七点多去上班，至九点多回《七十年代》办公室。 《中时》兼职的薪资不差。我又受邀在《信报》写「星期一评论」专栏，稿酬也算丰厚。那几年，两女儿分别去美加上大学，家庭负担很重，所幸身兼数职，熬了过来。

离开天地前后，我分别作过两个专访，一个是1981年3月访问儒学大师徐复观教授，另一是同年9月访问哲学大师劳思光教授。这两个访问对《七十年代》以至对我的思想认识都起了很大作用，也使我与中共的关系进一步趋于破裂。

徐复观的访问引起海内外极大关注。访问时他已患癌，身体较衰弱，但就中共政局、儒家文化、民主理想和知识分子的角色，表达出他的衷心的诚恳与激情，使我感到他或许自分不久人世，因此要作无保留的公开谈话。

谈话内容非常丰富，他从早年对共产党的倾慕，谈到慢慢的改变，文革时的失望，而四人帮被捕后，许多老干部复出，他们的腐败，使他对复出老干部的失望，「远超过我对江青的失望」。他说权力不是好东西，过分庞大的权力使掌权者必然腐败。这使他非常伤心，因为「我们国家的命运在他们手里」。

徐先生表现出一个真正爱国者的激情。他说，「一定要把国放在党之上，党有功有过，国无功无过，一切的罪恶不能说是国家的罪恶，一切的错误不能说是国家的错误，不论国家怎么样，我爱国是问心无愧的，国家越困穷我越爱。现在你把党放在国家之上，先爱我，你才算爱国，我爱你爱哪一点呢？」

我想起，我的爱国感情也正是在中国抗战的艰困时期产生的。对当时仍然抱有「爱国不爱党」感情的我来说，徐先生说出了关键。当然，后来的中国已完全被中共党替代的情况下，爱国也就变成爱党的代名词了。

徐先生关于儒家文化的明白而显浅的解释，使我彻底改变了受五四新文化批判儒家所影响的观念。他对海外知识分子的批评也很到位．这些留待日后再详述。

徐复观的访问刊出后，许多与中共关系密切的人士对这访问赞不绝口。但也有人持相反意见，表示对我作此访问的不满。我记得当时陈松龄对我说，整个访问就是「反共」，他可能是接收到中共的讯息。

劳思光的访问就从哲理上厘清一些对中共的观念。其中我向他提及徐复观曾表示，中国大陆目前的困难局面如果不能突破，中国有可能发生第三次革命，劳教授的回应是：「一个政府在大政策上的失败，每每使人想到革命，但事实上革命另需要正面条件。现在，庞大的干部集团不会赞成革命，群众也无意革命，正面条件几乎看不见，我们怎能判断革命会在中共统治下发生呢？」他明显不赞同会有革命的估量。

访问发表后不久，香港的左派刊物《镜报》发出几篇文章，针对这个访问，并直指我的名字，不顾事实地说劳教授鼓吹中国第三次革命，并列出一些我从未讲过的话和发表过的文章，对我大张挞伐。到1982年一月，中共的《参考消息》转登这几篇文章。我为此写了一封「致《参考消息》编辑部的信」，2月送去新华社，在无反应之下，在《七十年代》三月号发表。

至此，北京大概借两个访问执行廖承志的「彻底搞垮」指令，香港中共工委奉命执行「不投资，不印刷发行，不刊广告，不邀请」的四不政策。中共对《七十年代》割席，帮助我们洗脱左派色彩，成功成为一份独立的刊物也。 （103）

作者按：农历年期间，本周三（初二）休息，周五续刊．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