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四位儒家学者，右起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于1958年共同撰写《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失败者回忆录20220204）

《七十年代》彻底脱离左派阵营的那两年，是我与徐复观先生交往，并在思想认识上深受其影响的两年。他在1982年4月1日辞世，我在《七十年代》五月号发表一篇1500多字的长文，回忆自1980年与他相识后的两年交往。题目是「《七十年代》怎么样呀？——回忆徐复观先生」。这篇文章于1984年被收进台湾时报文化的《徐复观教授纪念文集》中，中国大陆的九州出版社在2014年出版「徐复观文集」，在最后一本书名「追怀」中也收录进去。不过，两个集子都删除了我讲他晚年为《七十年代》写陈文成案的一段。

徐先生1969年在台湾东海大学被迫退休，到香港任新亚研究所教授，同期在《华侨日报》写政论专栏。我在1970年创办《七十年代》月刊。几乎是同一时期在香港论政。我受鲁迅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影响，对徐先生以传统文化来批判现实政治的基本态度，带有抗拒性的不以为然。 1975年我们发表了访问蒋经国旧部蔡省三，他讲到1948年蒋从大陆撤退时，成立一个救国大同盟的秘密组织，徐复观是第一任书记。于是，我更肯定有人对我说，「他是蒋介石的人」这样的话。但想不到徐先生随后在《华侨日报》专栏写了一篇《垃圾箱外》，直接承认曾经筹备这样的组织而终于放弃的经过，文前更说明他追求「透明的人生」，即「事无不可对人言」的态度，这使我不由不暗自佩服和欣赏。在这个充满虚饰的世界，有如此复杂经历的人，不回避问题，仍追求「透明人生」，实难能可贵。于是，我认真地去阅读与思考他的文章。

我发现徐先生在批评中国政治之外，也关心台湾的民主运动，在乡土文学论战中，有国民党人士指乡土文学作者「与匪隔海唱和」，徐先生说这种「红帽子」很可能是武侠片的血滴子，造成人头落地。 1978年底，《七十年代》出版了《雷震回忆录》，次年雷震去世，徐先生在专栏为文悼念，说《雷震回忆录》「表现了雷震争历史是非的坚强意志」。

那时常为《七十年代》这份左派杂志写文章的作者中，好几位都是徐先生的得意门生，其中杨诚在1980年来港，约了徐先生午餐，他先来找我，接着问我要不要同去，我说好。于是我与徐先生第一次会面。他想不到会见到我，但显然愿意认识，而且谈得坦然和投契。

这以后，我们见过两三次面。那年我出版了《中国新写实主义文艺作品选》，寄了一本给徐先生，他读后在专栏写了一文，说「政治上与这类作品为仇，这类作品便是政治的丧钟；与这类作品为友，这类作品便是政治新生的启明」。

这之后，他有几本书在台湾出版或重版，他都寄给我。其中有四卷萧欣义汇编的《徐复观杂文》。我常读至深夜，一年多来从阅读他的书中所获教益，绝非一篇文章可以说完。他对传统文化了解透彻，并以深入浅出的生动语言解释，他的民主思想无处不在，他对中共政局的论述切中时弊，对台湾国民党政权亦有批评。

1980年10月我分别在美国获知徐先生发现胃癌做了手术，但可能已经太晚了，治愈机会微乎其微。我当时只感惋惜，却没有难过。惋惜是我想给他作一个专访，现在怕开不了口了。回港后我去他家看望他，没有提这件事。想不到81年春节后不久，他来书店找我，说只是路过，但我们聊了很久，我终于提出专访的事，他慨然允诺。于是，两星期后在他准备去美国前两天，我去他家作了那个震动一时的专访。

专访内容丰富，也不是这篇短文所能表述。他对中国文化和国族命运的关怀，对百姓之爱和对官僚特权和没有人格的读书人之憎恶，讲到声音嘶哑，眼含泪光，使我深受感动。回家后，我整个晚上想了很久，反省自己的过去，也难过地想到，徐先生会不会是自份不久人世，于是作这样无保留的公开谈话？

访问结束后，在闲谈中他说听到一些对我不利的消息，问我究竟如何。我不想增加他的精神负担，就说，处境有点困难，不过我一定会忠于自己的认识和良知，该做的事还是会去做。

其后他去了美国。我们之间信来信往了好几次。据他的门生翟志成告知，在东海大学徐复观档，现在还保存我写给他的三封信。至于他给我的信中，则多次提到我当时面临的处境，说「我没有爱才的能力，只有希望您自己爱惜自己，避免可以避免的挫折。我想向你表达的千言万与，可以集中在这一点。」

这是我在困难时期，一个癌末老人对我的持续关怀，尽管他不清楚我们发生什么事。 （待续）（104）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