衍水周刊 衍水 2022-01-28 23:39

承认外蒙古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我本人仍愿负全责。但我在当时，对外蒙古问题唯有如此决策，或有确保战果，争取建国的机会，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 ——蒋介石

外蒙古 蒙古高原北。

包括蒙古人民共和国全境，涵盖现俄罗斯境内唐努乌梁海、贝加尔湖与额尔古纳河附近地区，及哈萨克斯坦东北部科布多。这片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地。

外蒙独立问题始自清末。

原《大清会典》规定蒙古王公享有自治权；且严格禁限汉民移居蒙地。1901年，清廷启动新政，解除蒙地封禁，放垦蒙地，移民实边以及行省制改革，触及了蒙古王公贵族利益。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内地各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12月29日，在沙俄支持下外蒙古宣布独立，成立大蒙古国。沙俄以俄方在蒙古有利益为由，向清廷提议由其居间调停中蒙问题，承诺让蒙古放弃独立，改为地方自治，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条件是中国必须承诺在外蒙不驻军、不殖民、不设行政机构，并允许俄国在外蒙修筑铁路等。1912年1月15日，清廷拒绝了沙俄的调停要求。在中国及各方压力下，外蒙取消建国，改为自治。

1915年，袁世凯执政期间，《中俄蒙条约》在恰克图签订，《协约》规定外蒙古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承认外蒙古系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俄两国承认外蒙官府的自治权，不干涉其内政。

1917年十月革命，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出现了。

苏联发表声明宣称：“外蒙古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并在外蒙唐努乌梁海地区扶植起一个亲苏政权，成立唐努图瓦共和国。之后，唐努图瓦共和国全体居民“请求”加入苏联。唐努乌梁海、贝加尔湖地区从此归属苏联。这样的状况在2014年同样出现过，即乌克兰克里米亚的请求。

1919年底，牧民游击队首领苏赫·巴托尔逃过北洋边防督办徐树铮的追捕进入苏俄境内，积极寻求莫斯科的支持和援助。依据苏赫·巴托尔的设想：蒙古必须寻求民族独立，同时取消封建农奴制和贵族世袭特权。

1921年春，苏赫.巴托尔、乔巴山等人在苏联的扶持下组建了蒙古人民革命党，将蒙古最高活佛哲布尊丹巴扶上皇帝宝座，成立君主立宪政权。苏赫·巴托尔实际成为人民党最高领袖和军事战争部长，乔巴山为其副手。人民党同蒙古王公势力展开权力争夺，5月苏联红军入蒙，7月占领库伦，迫使蒙古王公与蒙古人民党联合成立“蒙古人民革命政府”。该政府公开表示：不打算同中国发生冲突，但它声明，不再承认中国的宗主权。

1921年11月，苏联正式承认蒙古为独立国家。

三年后，哲布尊丹巴莫名死亡。

随后人民党宣布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库伦改为乌兰巴托，意即“红色英雄城”。把蒙古最高勋章“苏赫.巴托尔勋章”授予苏联大元帅斯大林。

外蒙古佛教的最高领袖称哲布尊丹巴 辛亥革命爆发后，1911年12月28日，哲布尊丹巴八世宣布外蒙古从清朝独立。他出生在西藏东部康区地方，4岁时被选定后和父母一起去了蒙古。

蒙古人民军的前身是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领导的牧民游击队。1921年3月1日召开的蒙党一大决定合并全部游击队，并建立武装力量的领导机构——蒙古人民军司令部。苏赫.巴托尔为总司令，乔巴山为政治委员。图为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领导的早期的人民军。

苏赫·巴托尔被选为实际的最高领袖和军事战争部长，乔巴山为其副手。图为乔巴山（左）。

根据苏蒙条约，苏联向蒙古军队和政府派驻政委、顾问，建立苏式金融货币体系，驱逐所有第三国商业，严禁第三国人员入境。由此蒙古开始全面苏化。

1928年，人民党清除了“丹巴道尔吉右倾集团”、将1.8万名党员中的5306人开除出党。苏联向蒙古发出限期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大改造的最后通牒，集体化牧改全面展开。蒙古是畜牧经济，百姓的生活完全依赖于畜养的牛羊，按当时的市价，一头母羊的价格大概是50蒙图（蒙古货币），一个牧民至少需要25头羊才能维持生存，按此计算，一个5口之家，畜养125头羊是赤贫下限。而草原上雪灾、瘟疫、狼灾频繁，如遇灾害，即使是所谓的大户也有可能一夜之间一贫如洗。

蒙古新政权先是进行阶级划分：所有家庭按财产值划分为贫牧、中牧、中富牧、富牧；而拥有500头羊以上的，一律划为封建主。中富牧以上都是阶级敌人，财产全部充公，如果使用水源和草场，政府要征收惩罚性重税，只能“老老实实认罪”。而贫牧们也没高兴几天，不久集体农庄在蒙古全面推广，每个家庭只能留下6头羊，其余全部充公到集体牧场。

1930年，乔巴山给苏联的报告中说，经过第一阶段的“充公战役”，共没收了520万蒙图的财产[当时蒙古总人口60多万]。斯大林并不满意，严厉批评人民革命党，命令其发动更猛烈的第二次“充公战役”。到1932年春，几乎把蒙古大草原像用梳子梳刮了一遍的人民革命党总共聚敛了1000万蒙图的财产，而这显然还是不能达到领导人的预期，于是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最后一块能够挤出油水的地方——寺院。

寺院对蒙古人来说，是不可玷污的神圣之地。对寺院下手，终于引发了武装暴动和大逃亡。这次暴动，几乎摧毁红色政权，人民党无力平息，求救于苏联。苏联派出军队，并使用飞机、坦克等重武器，将暴动镇压下去。

暴力推行的苏联经济模式，极短的时间内，使蒙古经济完全崩溃。在暴动之后，“充公战役”有所缓解，但完全依赖苏联，将其他国家的商业都赶尽杀绝，使得蒙古经济几十年来步履蹒跚，发展远远落后于时代。

直至1980年代，走进蒙古的商店，里面除了白酒、盐和蜡烛，空空如也。

早在苏联肃反运动之前，蒙古就已经在苏联契卡的操刀下开始了残酷的清洗。

1922年8月，人民革命党创党元老、政府首任和继任总理查格达尔扎布和鲍陀以及40多名干部被以“反革命集团”罪逮捕并被处决。

1923年2月，人民革命党领袖苏赫.巴托尔离奇暴毙，人民革命党立即借此掀起一股席卷整个蒙古的“反右斗争”浪潮，一大批德高望重的王公、僧侣和学者遭到逮捕和枪杀。

1924年8月，接替苏赫.巴托尔的丹增由于在内外政策上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发生了分歧，共产国际代表竟然命令人民革命党将其领袖逮捕并立即枪毙，随后又把赞同丹增观点的一批人打成“反革命集团”悉数处决。

1930年，因“财产充公”政策造成全国范围内的饥荒，“强迫僧侣还俗”更是火上浇油，引发人们的普遍愤怒，于是几十名活佛和王公联名给民国政府写信请求帮助，结果因为此事5千多人被逮捕，那些联名写信的人全部处死。

共产国际代表这样训导人民革命党：“我们杀的反动派和资产阶级越多，就越有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

对于僧侣和牧民暴动，按照惯例必须找出幕后黑手，这个黑手不是帝国主义的破坏，就是反革命分子混入党内，于是，时任总理吉格吉徳扎布被揪出来。1933年，在领导人的授意下，吉格吉徳扎布在家中被乱枪打死。然后凭空冒出一个以中央委员会书记鲁浑贝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此案317人被捕，56人被枪决，被枪决的人中竟然还有一名孕妇，开创了蒙古处死孕妇的先例。

1934年，斯大林召见人民革命党主席根登，要求他尽快完成消灭10万僧侣的任务。这触动了根登的宗教和情感底线。在一次受斯大林召见的招待会上，斯大林又当众训斥他不能忠实地执行莫斯科的指令，他终于借着酒劲大骂斯大林， 夺过斯大林的烟斗，狠狠地摔碎在地上。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根登死定了。

与根登一起前往莫斯科的人民军总司令德米德也被逮捕并在押解途中离奇死亡，他的父亲、兄弟甚至怀孕的妻子娜察也被杀死。只有1万多人的蒙古军队中，187名旅以上军官被捕，51名中央委员有36人被处决，1000多名为了活命而主动承认自己的“反革命罪行”的军人，只有6人得到赦免，其余全部枪毙。

此案也牵扯到知识分子。门德是首批被逮捕的65人中的一个，这位老兄为了保命，把所有认识的人都咬成反革命同谋，因此受到格外“优待”，小命得以残喘到1941年，才被送到莫斯科处死。

为了大清洗的顺利展开，斯大林调派3万苏联野战军进驻蒙古，蒙古负责大清洗的内务部，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员是经验丰富的苏联克格勃。同时，斯大林点名乔巴山为内务部部长，并给他送去4千支步枪和3万发子弹作为礼物，其中含义不言自明：你必须大开杀戒，否则这些子弹就是送给你的！

每次枪决反革命，党政军成员必须前往观看。

新任总理阿玛尔比较敦厚，眼看着自己昔日的战友被一个个杀掉而不忍。这一切被苏联专家看在眼里，感觉到阿玛尔以后会成为一个障碍。于是，“阿玛尔反革命集团”应运而生。

1939年，阿玛尔被捕，与他一起被捕的，还有名义上的蒙古国家元首、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多格桑木。阿玛尔被押送到苏联受审，在那里，他受尽了各种非人的酷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狱中，他遇到了负责清洗他的人，蒙古中央委员会书记鲁布桑扎布，不过，鲁布桑巴布不是来审问他的，而是他的狱友——他被清洗后不久，鲁布桑巴布又被乔巴山清洗。

斯大林并没有立即处死阿玛尔，而是特意选在两年后的1941年7月10日，蒙古人民革命党建党日那天将其枪毙。

在对政界进行大清洗的同时，对宗教界的清洗同时展开，而且规模更加庞大和血腥，“喇嘛反革命集团”遍地开花。1938年8月，指导大清洗的苏联总顾问向斯大林报告说：“到7月20日，771座寺院已有615座变成废墟，8.5万名喇嘛仅留下17338人，对中高层喇嘛我们将在下一阶段战役中全部解决。”

大清洗中究竟有多少人被处决，已经无法确实。

1939年末，被扶持为党和国家元首的乔巴山在笔记本上写道：“到11月，共处决喇嘛20356人。”历史学家根据留下来的不完整的档案估计，大清洗遇难人数应该在10万左右，相当于每6个人中就有一个人被杀。

在同一时期 的1939年5月至9月，日本关东军与苏、蒙军几十万人，在中蒙边境的诺门坎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争即诺门坎之战。苏蒙联军联合抗日，战役历时135天，双方投入战场兵员20余万人，飞机900架，坦克、装甲车上千辆，死亡数万人，最后以日本的失败而告终。这场战争更是坚定了外蒙独立的决心。

国民政府不承认外蒙古“独立”，但国内军阀混战，及至抗战爆发，大半个中国陷入水深火热，外蒙更成了被“遗忘”的土地。这样，从上世纪20年代一直到40年代20余年间，在苏联的帮助下，外蒙古成为事实上的卫星国。

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上美国为争取苏联对日宣战，提出了维持外蒙现状的条件。6月27日，国民政府代表宋子文蒋经国等抵达莫斯科，双方展开谈判。领导人提出尊重东北主权，不干涉新疆问题和不援助Z共的条件，换取国民政府同意外蒙独立。

会谈尚未完成，日本本土遭到“胖子“重击，随即红军席卷满洲。蒋介石无奈同意《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间是1945年8月14日。条约中就外蒙独立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中方同意在日本战败后，由外蒙古公民进行公开投票，并根据公民意愿的投票结果决定外蒙是否独立。若独立后，则以其边界为中蒙两国国界。

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蒋介石派内政部常务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投票结果显示，共计49万选民，98%参加投票，一致赞成外蒙古独立。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宣布，承认外蒙古独立。

诺门坎战役 日军阵亡者遗物

1941年4月5日，苏联军事代表团访问蒙古。左一蒙古领导人乔巴山，左二苏联红军骑兵检查官奥卡·戈罗多维科夫上校。

1945年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署。宋子文拒绝签字并提出辞职，王世杰代表中国签署了这份条约。同意：“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斯大林左/宋子文 斯大林右/王世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