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1月，台湾警备总部宣布破获了叛乱组织「人民解放阵线」案，1978年1月军事法庭审讯，判为首者戴华光无期徒刑，另五人分别判三至十五年。在军事检察官的提告中，这几个年轻人犯罪的具体行动就只是散发传单，而其中「匪嫌」吴恒海的罪证就是他招认于1976年9月当海员时到香港，与「七十年代」杂志的「李匪怡」会面交谈，「李匪怡」表示可安排他去大陆访问，又给了他一些任务。

1976年我仍然在左派阵营，9月刚迁新址成立天地图书，因《七十年代》常有文章揭露台湾戒严时期的镇压不同意见者，并支持民主抗争行动，确有些海外或台湾来客到杂志社找我谈话，我也安排过一些人去大陆访问。这些人去了之后，回来有正面亦有反面的反应。约略记得有一位台湾年轻海员来访，谈话间相互交换大陆与台湾的情况，他可能提出过想访大陆，但初相识不可能为他安排，也没有留下通讯联络方式，何来给予「任务」之事？

看了这报导，我固然一笑置之，我的一些文化界朋友，就常以「李匪怡」和成语「匪夷所思」跟我开玩笑。后来我在《星岛晚报》的一个小专栏，索性用「李所思」为笔名。

讲这件旧事，就是想说明当年我和《七十年代》在台湾情治机关眼中根本就是敌人。但江南七封信和夏晓华的专访，他们就偏偏要找「李匪怡」去发布。尽管在《七十年代》刊出前不久，台湾《联合报》系统的美洲《世界日报》已刊过七信的其中一封，但没有人关注，原因是《联合报》老板是国民党中常委，自己人为自己人开脱，缺乏公信力。只有在独立的、对掌权者一贯持置疑态度的报刊发布才有公信力。对中共也是一样。如果《七十年代》从一开始就像《文汇》《大公》那样，向中共一面倒，对中共来说也就没有利用价值，也不会有一段时期在「认同中国」的问题上成为中共「非常有用的白痴」。

实际上，所有具固定立场的媒体，都不可能有公信力，党派性的宣传只在封闭的社会有人相信，放到开放社会就是政党领导人的自渎，因为媒体的受众会接触其他资讯，每个人有自己想法。

我坚持《七十年代》保持独立性，不惜放弃对自己更有利益的事业，也就是固执于媒体的独立和公正，知道读者的需求，媒体应该永远是权力的监督者。
这道理，我相信中国、台湾的掌权者不会不知道，否则他们就不会将他们非常想发放的讯息辗转交给外媒去发表了。但尽管知道，在一党专政或一党独大之下，所有权力都是自上而下等级授权，这就决定了不可能办一个哪怕对权力持小小监督态度的媒体。也因此，老报人徐铸成说，舆论监督只能靠外国人管治下的保护伞，中共建政前靠租界，1949年后靠最后一个租界的香港，1997年香港主权转移之后，媒体也就慢慢以至急速走向「爱国爱党」矣。

从1979年香港九七问题浮现以来，我根据个人的经验，以及从老报人、学者徐铸成、徐复观、劳思光谈话与文章中得到的启示，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我也绝不相信香港可以实现民主治港。中英谈判期间，中共就一直否定香港人有参与决定香港命运的角色。中英联合声明发布后，中共开始起草《基本法》，整个过程都围绕着政制的民主程度争辩。尽管香港草委有民主派的司徒华和李柱铭力争，但中共主流意见仍然极力阻止香港市民对政制的广泛参与。港英当局开始了民主改革步伐，亦不断被中国强烈反对，无论是香港广大市民支持的88直选，还是彭定康的扩大选民基础的方案，每一步都受到北京阻拦严拒。经历过这么多事件，若还相信中共会容许民主治港，不是太天真了吗？

但不是天真，而是没有其他路可以走。在主权转移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唯有站在市民权利的一方，据理力争多一点民主，或可以稍保障我们的自由和法治。因此，我虽然从一开始就不相信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但在争不到「主权换治权」的英国保护伞的情况下，就只能站在明知争不到的民主一方了。

我所珍惜的不是民主，而是自由，特别是可以监督政府任何部门的新闻自由，这是我的志业，也是我大半生的奋斗和成就所在，如果有成就的话。 1996年，我在台湾出版了《香港1997》一书，这本书随即有日本出版社翻译成日文出版，改名为《香港之悲剧》。日本版的书名，更能够概括这本书的内容。 2020年，香港有学者说，他的学生惊叹这本书的内容大部分成为事实。我没有自豪，不感高兴，只有悲凉。 （110）

图，《香港1997》和它的日文版《香港之悲剧》。

（《失败者回忆录》在网络媒体「matters」从头开始连载，网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