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思光组香港前景研究社和邀我参与，正是《七十年代》脱离左派阵营的同期。 1981年8月号的杂志标示了迁离天地图书的新址，9月号刊登劳思光撰写的「一九九七问题与香港前途」的长文，10月号刊登「劳思光谈中国之路向」专访。

劳思光的长文发表时，中英还没有就九七问题正式表示过意向。他文章中最根本和重要的一点意见，就是九七问题尽管香港人没有决定权，但真正受影响的是香港人，因此应有表达意见的权利。他期望香港居民不要冷漠，应该面对问题，形成一个代表香港人意愿的共同主张。其实这也是他花时间精力去组织前景社的主要原因，因为他所邀的参与者，大都是有杂志或报纸地盘的「意见领袖」。而我们那时对九七问题还没有展开热烈讨论。

在十月号专访最后，劳教授向我反问一个问题，就是《七十年代》从左派刊物进入新阶段，成为独立刊物，我们是否有新的编辑计划或目标。他给我机会讲了我们以事实为主的编辑方针，和今后更会以独立刊物贯彻对海峡两岸政权的监督功能。

在与劳思光的长期接触中，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是一位非常重理性、重条理的人，对许多人们常常受困扰的问题，他都会首先爬梳问题的本质，厘清被混淆的概念，然后作出理性分析。

比如在访谈中，我提到许多海外人士认为，中国只能由中共领导，因为中国并没有一个可以取代中共的势力。劳教授就说：「我们对于一个现实上的统治势力，是采取支持或是反对的态度，是根据我们对它的『评估』而定。而是否已经有可以取代它的势力存在，则属于『观察』的范围。『评估』与『观察』是两回事。倘若我们『评估』一个政府或一个执政党，觉得有客观根据说它的领导是对人民及国家有益，我们纵然『观察』到许多现成势力的存在，仍然有理由支持这个政府或政党；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根据客观成绩来『评估』一个政府或执政党的时候，发现它的领导把国家弄得一塌糊涂，使人民生活陷入痛苦，社会风气堕落不堪，则纵使在『观察』一面，看不见任何可以取代它的势力，我们仍然应该反对它，追求大改革。」

这种理性分析，也贯彻在他的人生取舍之中。在谈术数、命理的访谈中，他讲自己少年时认识一位术数高手，授之以奇门、太乙和大六壬的「三式之学」。后来又通读了几乎所有的传统资料，研究「推背图」之类的预言。他认为术数尽管成为某种推算系统，推算又屡屡与事实相符，但仍然只是诉之于神秘体验，不能看作符合智性活动的常轨知识。劳思光认为人生原有自觉主宰的一面和被决定的一面, 西方哲学家称之为 realm of freedom与realm of determinism, 中国儒家就有「义」与「命」的分立。义讲的是善恶是非对错，命讲的是成败兴衰得失。他虽然深研术数，但反对人用术数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他认为自觉主宰只能以义理行事，即以是非对错作人生路向的抉择，不应顾虑成败得失。凭自己的认识和良知去做，即使失败也不后悔。他这个「义」与「命」分立的观念，对我后来的人生选择甚有影响。

劳教授不仅是一位自由主义的学者，而且是关怀社会、不怕独持异见的知识分子。他就国是问题接受访问，在大众媒体发表文章, 而且身体力行。除了坚持台湾若不解除戒严，他不会去台湾之外，又坚持大陆一天仍由共产党统治，他也不回大陆。他还说，香港若沦入共党手中，他也不会留在香港。许多人可能只是嘴里说，劳思光却是真这么做。但他只是自己实行，并不勉强别人依从。我想这是他晚年离开家人在台湾独居的原因。

1981年，我作为以知识人为读者对象的杂志主编，对海外知识分子的角色和政治表现特别关切。那年，我分别就此问题向徐复观先生和劳思光先生提出询问。徐先生较悲观，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长期受专权政治影响，崇拜权势，有奶便是娘，早已把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基本价值丢掉了；劳先生则较积极，他认为中国和香港特别需要知识分子的努力，因为观念的建立，对客观事理的了解，不是依靠媚俗言论可以成功的，它要靠知识分子提倡理性态度、坚持公平要求、提倡严格思考，才能为社会未来发展建立普遍基础。

我在其后三十年的编辑写作生涯中，秉承徐先生的教诲，铭记中国传统文化中「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质疑权贵；也秉承劳先生的诲导，努力以理性思考去抗击媚俗言论，不畏群情。徐先生悲观，劳先生积极，于是悲观却积极，就成为我的人生信条。 （116）

图，劳思光诗「无涯理境归言外，有限文章付世间」，概括了他的心灵境界。

（《失败者回忆录》在网络媒体「matters」从头开始连载，网址：

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fbclid=IwAR0amvcgrrq53DdWIavN0P0Bzw3mSatwXNnFJqUGQrmAyPjZnghdJQq-jAQ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