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尽管香港因九七问题社会一直存在隐忧，中国大陆和台湾却是在朝着逐渐扩大人民权利的方向发展。

台湾自从美丽岛事件及大审、林家血案、陈文成案，特别是江南案之后，当局在内外压力下，已开始走向民主自由开放之路了。 1985年，蒋经国回答美国记者时说，不会考虑将来由蒋家人士继位。 1986年9月，民主进步党突破党禁宣布组党，蒋经国未强力镇压，回应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1987年7月蒋经国解除戒严令，11月开放民众往大陆探亲。 《九十年代》在这段期间，随着台湾的开放，在台湾已有专为我们杂志写政治评论的作者，有特派记者紧贴台湾时局的报导。党外也变成民进党，在选举中开始与国民党分庭抗礼。

中国大陆方面，那些年在胡赵的宽松领导下，也有了较多的言论自由。 1985年，胡耀邦委任朱厚泽任宣传部长，他提出宽厚、宽容、宽松的「三宽论」方针，放宽对文艺界与学术界的限制。文学界揭露阴暗面的作品大量出现。其中尤以刘宾雁写的为民呼号和批评党传统观念的作品而备受触目。 1985年他写的《第二种忠诚》，由于《九十年代》转载而受到海外广泛关注，并传回大陆，掀起一阵「刘宾雁热」。

台湾和大陆，对《九十年代》似乎也改变了态度。台湾在1983年批准了我们的两个编辑访台。在香港，也有同台湾当局有关系的人士与我接触。大陆方面，因当年带点私怨的廖承志已去世，驻港负责人许家屯主张对我们这类独立而有影响力的媒体「团结争取」，据闻在1987、88年赵紫阳搞政治改革时期，他的智囊曾经提过考虑批准《九十年代》再有限度地进口，尽管未成事已爆发民运。

那几年，是海峡两岸都向开明之路迈进的时期。这种开明走向，也使敌意逐渐减少。 1978年中共提出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来取代原有「解放台湾」的口号，并提出「通航、通邮、通商」的三通，以及「经济、文化、科技、体育交流」的四流政策。蒋经国对此的回应是「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 。但到1987年终于听从民意开放了台湾民众前往大陆。何时会开始官方往来乃至和平谈判「统一」，亦成为当年海外舆论热议的话题。

1986年10月，我应西德驻港总领事之邀，往德国访问了十多日。当时的德国仍然分东德与西德。东德是苏联阵营的共产国家，西德是西方阵营的民主国家。在西德，我与其他国家的新闻工作者一起采访当时进行的地方选举，去了在东德领土内的柏林。当时的柏林一分为二，西柏林有美英法驻军，东柏林有苏联驻军。东德为防止人民逃往西柏林，在1961年建立一道著名的围墙与西柏林相隔，时会发生东德守军枪杀逃亡者事件。我以5美元的入境签证费，进入东柏林一日游。我关心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分裂，因此也对分裂国家如南北韩、东西德的情况感关注。

和中共坚持「一个中国」并强迫国际社会接受「一个中国」不同，东西德都接受两个德国，联合国也接纳两个德国为会员国。东西德均按照国际外交关系的通则去处理两德的通信、汇钱、人民往来等相涉问题。当时平均每年有150万西德人前往东德，而东德则采取组团旅游的性质，当年有12万人去西德短期旅游。人民来往的数量逐年增加。在东柏林大街上，固然看到与西德完全不同的共产国家的肃杀景象，但东德人看来却安详、善良，年轻人的举止、打扮，都看出深受西方影响。

我问过西德一个年轻人，是否赞成统一，他反问我：「统一有什么好处，不统一有什么坏处？我不认同国家，我只认同人民，认同人权、正义、民主、自由……。」

现在许多人以为，东西德的统一，是由中国的六四和苏联的解体促成。实际上两德统一在苏联解体之前，起动也在八九民运前。由于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放松了对东欧集团国家的控制。东德在1989年3月就放宽了边境管制，从而直接引发了大规模的逃亡潮。大规模的交往了解，激发了东德公民要求民主、放宽对新闻限制的抗议浪潮。 11月4日柏林爆发50万人参与的大游行，东德居民开始翻越柏林墙前往西德，当局没有阻止，柏林墙形同虚设。 12月东德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删去了国家受工人阶级及马列主义政党领导的条款。德国统一社会党（即共产党）召开特别大会，宣布更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在德国实行多党制。 1990年3月，东德大选，基督教民主联盟成为第一大党，民主社会主义党为第三大党。

1990年5月，两德开始了统一进程。

从德国的分裂而致统一，是一个自由与极权和平竞赛的过程。而首先是从尊重事实开始，从承认两个国家的事实，再经过制度的竞争，最后是人民选择了接受文明一方的统一。以强凌弱的统一，只会造成人民的受难和文明的崩解。 （117）

图，柏林围墙。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