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5月底，我应新加波《联合早报》的邀请，去参加金狮文艺营活动，香港同行的还有戴天，台湾就来了陈映真和黄春明，中国大陆原来打算邀请刘宾雁的，但1986年底发生反自由化运动，刘被邓小平点名开除出党，故无法前来，在新加坡见到的大陆作家是冯骥才和谌容。此外有来自美国的许达然，和马来西亚的吴岸。金狮文艺营过去举办过两次，都是一些知名的老作家。 1986年《联合早报》总编辑黎德源到香港找我，说这次想邀请中年的、关心社会并有批判意识的作家，想以此刺激新加坡写作人对社会的关怀。我想到的是香港九七问题，不少人认为九七后最好的情况就是像新加坡，有法治，和近乎记名的选举，有高效率和廉洁的官僚，但稍欠自由，如果香港将来能够这样，也算不错了。所以，我真想看看究竟新加坡是怎样的社会，是否真的想引入批判性的文化思维。

陈映真和黄春明，我早闻其名，也读过不少他们的小说。谌容的《人到中年》也读过，冯骥才则比较陌生。过去两岸三地的无论什么会，与会者多少有些立场上的隔阂。不过这次我们几个人倒是相处得很融洽。大家都是直呼其名，没有加「先生」之类的尊称，冯骥才因身高近二米，我们就叫他「大个子」。

在新加坡我们享受贵宾式接待，安排的演讲、评审作品等活动，也坐满听众和热烈掌声，使我们觉得深受重视，而且计划周详，显见高水平的管理。

新交的作家朋友，以黄春明谈话最有趣，他随口讲出来的都是故事。比如讲到乡土认同，就说家乡有一条河，下游叫「后壁沟」，上游叫「前头沟」，那里的孩子早上起来到河边脱了裤子大便，于是那里的人就把这河叫「对屁股沟」。他说如果一个人在离开了家乡还时时想到「对屁股沟」，那么他一定是有乡土认同的人。

我与黄春明一见如故，以后我们又有多次交往互动。

大个子冯骥才的敏感无处不在。比如有一次是副总理来致辞，讲完大家鼓掌，掌声停下来后，司仪就说，「让我们再一次鼓掌感谢王副总理的语重心长的讲话」。大个子就嘀咕着说，这太像大陆的演讲了，第一次鼓掌是自发的，第二次就有点被迫啦！他又对我们这一边的作家之间无拘束相谈，语言生动、坦诚。他没有说的是另一边，因为金狮营的另一边是中港台的出版界人士，有大陆出版总署和香港三中商的官方代表。

在离开新加坡的前一晚，在晚会后，快到午夜了，我们谈兴未尽，就集合在戴天房间中继续聊天。讲到台湾的乡土文学，黄春明似乎不太赞同「乡土文学」这说法，他觉得自己只是把对社会的感觉、想法用小说写出来。日治时代，台湾的本土文学都是用日文写的，光复后，本地作家在汉文字上的掌握还不行，于是有大陆来的文人写的「军中文学」「克难文学」，到六十年代初，西方现代文学对台湾作横的移植，才有本土作家的汉语文学作品。

大个子几天来虽然善谈，但脸上好像总带着苦苦的神情。那天晚上他讲话最多，他说社会文化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一种模式，进入人的心里，发展成一种社会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是不可逆的，无论怎么批判都拂之不去。比如文革的「语录狂热」和「像章狂热」，都有民族文化的心理因素，又经文革而加强。既不可逆，就会有另一形式的领袖崇拜复活。他说，他接下去写的会是《一百个人的十年》，这「十年」就是文革的十年。他说那时候他写了些绝不能发表甚而被人知道的文章，不知道应该收藏在什么地方，好像不管藏在哪里都不安全，都容易被搜到。我想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一定有非常难以忘怀的苦楚。

在新加坡几天，当地发生了大逮捕事件，一些对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提出批评的人，被逮捕了。报纸每天都做头条，但包括总理李光耀和主教的记者会，都认为不应怀疑对这些叛乱分子的指控，而所有媒体都没有不同声音。另一奇怪现象是，每天早上出版的《联合早报》和英文《海峡时报》都在前一天晚上九点先出第一版，那是提供给官员看的版本。官员看了若有不满，可以立即提出来，报纸在次日早上正式出版就会「改正」。所有这些事，在新加坡已经成为日常，新加坡人也视为正常。

黎德源先生邀请我们这些华文作家来访，想推动新加坡写作者的社会批判意识，用心很好，但别说政治上是否有包容的空间，甚而新加坡人可能还觉得惹麻烦，不需要呢。

离开新加坡前两天，有当地记者问我对新加坡的印象。我说，感谢主办单位招待，计划周详，执行很好，至于印象嘛，我觉得新加坡像一间管理良好的医院，有很多花，很有秩序，医护人员专业，也有很重的消毒药水味。

这个谈话当然没有刊登出来。因为除非有病，再好的医院也不会有人想住。 （118)

图，新加坡文艺营后，与黄春明、陈映真在马来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