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春明在新加坡跟我说，如果我去台湾，不要惊动新闻界，他在机场就把我载走，离开台北，直趋中南部农村，那才是真正的台湾。

他的建议深合我意。我不太喜欢热闹，而喜欢田野、大自然和对民情的观察。可是，曾经被台湾情治单位称作「李匪怡」之人，第一次到台湾访问，就这样在机场溜走，未免予人以神秘之感。这有违我「透明人生」的原则。所以，第一次去，就让新闻界「轰动」一下吧。

实际上，早几年台北当局就托人邀请我去访问。但我不想接受官方款待，怕影响报导的独立性。台湾在解严后，独立媒体和政治团体如雨后春笋，整个社会有很大改变。 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台湾本省人李登辉以副总统地位接掌权力。 2月底，我接到《新新闻》周刊邀请，3月12日去台湾为他们的周年庆作公开演讲。我考虑后，觉得《新新闻》的独立性及其在一年内建立的地位，都值得我为他们献出「第一次」。经过第一次震荡，以后再去即使在机场被黄春明载走也是平常啦。

答覆后，《新新闻》社长周天瑞帮我办签证，但十多天签证都办不下来。我因为早已决定在3月底要到洛杉矶参加那里香港学生举办的九七问题研讨会，又要准备下期稿件，时间不够，已经打算放弃去台湾了。到3月10日晚上10点，周天瑞获通知签证已批准，但次日似乎又遇到阻力。几经努力，周天瑞终于取得了我的正式签证，并联络了台湾驻港代表的中华旅行社，在下班前一分钟出了一封容许登机的信件，我匆忙回家收拾行李，拿此信搭乘华航晚上7点班机，步出机舱，有华航地勤人员把签证送到我手上，于是顺利入境。步出海关，已见到周天瑞、为我们杂志写台湾评论的王杏庆（南方朔），和我们的驻台特派记者邱近思。

用这种方式入境，是生平唯一的一次。拖延和阻力何在？相信是情治单位「李匪怡」的资料还没有来得及更新吧。翌日，台湾报章说「李怡的入境申请，一直到他临上机前三个小时，才获台北批准。……李怡以往被台北当成头痛人物，此次获准访问，据称反映解严后的开放趋势。」

在台北四天，除了为《新新闻》一周年演讲，还接受文化界的宴请、座谈，特别是传媒日以继夜的访问。这是我预料中事，只是想不到如此夸张。当地传媒甚而称之为「李怡旋风」。但我不是只有付出，也有不少收获。认识了许多心仪已久的文化界名人，曾经被称作「党外」的政治人物，同他们交谈本身就有乐趣和获得新知。从各种聚会中，从记者采访时的提问中，从演讲后听众提出的各项问题中，都得到不少启发，也增加了过去没有想到过的认知。尽管黄春明说，台北不是真正的台湾，但却是台湾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两次晚宴，一次是《新新闻》邀约的，来宾都是文化界名人，我与另一位同被邀请的演讲者龙应台作了简短讲话后，分别站起来讲话的有作家王拓、杨青矗，学者张忠栋、吕亚力、王晓波，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还有从香港来的导演胡金铨。

第二天是企业家陈宏正设宴，站起来讲话的有《新新闻》的江春男、作家柏杨和陈映真、民进党主席姚嘉文、立委康宁祥等。

他们的讲话都精彩。概括来说，有几点内容是较突出的。一是对我这次能够入境台湾，认为显示台湾开放趋势中的一项突破。他们中不少人在出国时都看过《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对我们杂志在台湾戒严时期的报导和评论，予以较高评价。二是其中不少人坐过政治牢、受过政治迫害，他们感谢我们杂志当年对他们的声援，也期望我本人为仍未释放的政治犯作出对当局的呼吁，特别提到与我略有关涉的「人民解放阵线」案的戴华光那时仍在狱中。 （他在这一年稍后就获假释）。三是讲了许多关于政党、劳工、环保运动等内部话题，显示台湾的解除戒严，使整个社会从控制中解放出来，趋于活跃。在台湾这个历史转变时期，他们的兴奋，和表现出来的对「吾土吾民」的关怀，使我印象深刻。

过去在编辑杂志过程中所看到台湾白色恐怖下的景象，现在亲眼目睹整个社会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民主因素在不断增长中，不免对我们杂志曾经的努力感到欣喜。这些文化人如此热情地欢迎我，给我送上溢美之词，尽管我不想妄自菲薄，但真是愧不敢当。因为眼前这些人，才是一直从心里脑里手里为这块土地奋斗的志士，而我不过是在英国殖民地的保护伞下，尽一个新闻人的本份而已。 （上）（119）

图，1988年3月在台北街头。

（《失败者回忆录》在网络媒体「matters」从头开始连载，网址：
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fbclid=IwAR0amvcgrrq53DdWIavN0P0Bzw3mSatwXNnFJqUGQrmAyPjZnghdJQq-jAQ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