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庆十分钟就到济南，再五分钟就到青岛了。」「从广州转两个弯就到了大理」。

上面讲的都是台北的街道名称，是黄春明一路开车一路说的笑话。台北许多街道都用中国的城市为名称，相信这是光复后或国民政府迁台后才作的改动。

离开台湾前一个晚上，我作了公开演讲后，黄春明开车，载着江春男和我，在台北转一圈。江春男笔名司马文武，是戒严时期党外杂志的领军人物。黄春明说我在台北几天都只顾应付媒体和见各路访客，还没有看过台北，因此一定要在临走前转一圈。除了上面那个笑话，他还说在台北转一圈，像中国各地都去过了。江春男说，台北就像「小中国」，要看真正台湾，必须离开台北，到中南部乡下去。

不过，他们说的「小中国」，倒让我联想起毛泽东在1920年发表一系列反对「湘人治湘」，力主「湘人自治」的文章，他那时主张「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小中国」，呼吁成立「湖南共和国」，然后各省建设「二十七个国」，再组联邦。台湾与中国同文同种，社会的人情世故也相似，至少比香港社会更像「小中国」。中国各省若与台湾一样渐走向真正的民主，毛泽东当年主张未必不能实现。但显然，自毛夺得全大陆的政权后，建设小中国的主张早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了，各省连维护本省利益的施政都被指为「地方主义」，所谓西藏自治区、新疆自治区，都有名无实。与台湾组联邦，两岸都没有意愿。与九七后的香港组联邦也被否决。中国一直以「大一统」的愿景去凝聚人民的向心力。中共国的人民也经几十年洗脑，认为「统一」乃天经地义。联邦？算了吧！

但1988年却是两岸可以建立良好关系的极好时机。那一年，赵紫阳接任党总书记，提出扩大沿海改革开放，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意思是所有沿海省份，都开放给外商投资。我初访台湾这四天，接触到一些高层的决策官员，也获知台湾最新的对大陆、香港政策，就是初步设想让台湾商人在香港或「第三地」取得法人地位，再以这法人地位去大陆投资，参与赵紫阳的国际经济大循环计划。而投资大陆，是台湾过去被指为「资匪」不被允许的。

这是台湾在解严与开放民众往大陆探亲后，由于向民主体制迈进，产生的自信而导致的政策改变。可惜在一年后，中国大陆发生六四事件，两岸的良性互动也搁置了。

我因为来得匆忙，连日来疲倦，临时准备的演讲没有发挥得很好。受媒体密集报导的影响，听众不仅坐满几百人的大堂，甚而站立者挤到门口。听众的提问，直接接触到过去禁忌的话题，使我惊讶，也反映了听众对台湾、大陆、香港政治发展的关心。问题比如「台湾应否独立？」「台湾未来对大陆政策应朝哪个方向？」「九七后香港的转变对台湾有何影响？」「你知道台湾有人为了你坐政治牢吗？」

台湾似乎突然之间没有人回避过去认为尖锐敏感的问题了。有读友在留言中说我的初访正是在台湾第一道晨光出现的时刻。我那时也真的有这种感觉。台湾的改变不是从1987年解严正式开始吗？为什么是1988年？黄春明善画画，他那天随手以台湾地图的形状画了一个「台湾面」，而面相就是台湾人第一次当总统的李登辉。那时，李登辉不仅以副总统的地位接任了1月13日去世的蒋经国，而且在国民党中常会上，也排除了据称来自宋美龄的压力，选出李登辉任代理主席。在国民党仍然一党独大的情势下，就是接掌了党政的最高权力。台湾人普遍认为这是本省人摆脱自十七世纪以来都由外来政权统治的命运，开始台湾人自主了。

有一个关于1984年蒋经国选李登辉当副总统候选人的笑话：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推举了蒋经国当总统候选人之后，就问蒋要选择哪一人当副手，蒋经国正好便急，就说了一句「你等会」，然后起来如厕，他的浓重江浙口音，使在座众委员听作「李登辉」，于是蒋经国如厕回来问大家意见，就众口一词说提名李登辉也。

这笑话当然绝非事实，但说明那时候蒋经国的权倾一时，以及提名李登辉如何让外界感意外了。

几百年来首次由本地人执掌政权，使许多台湾人认为是第一道晨光。但那时正值香港面临由殖民地将主权转交给中国的前景，多数自认是中国人的香港人不感兴奋反觉忧虑。历史和无数近代的现实显示，外来政权有时候因为自觉缺乏正当性，反而在施政上对强制手段有所抑制，到了本地人手上，有了自己人管自己人的正当性，尝到权力滋味后，就对滥权和压制反对派更无顾忌。以前上海、天津的租界都是中国最享有言论自由的地方，香港也是。许多非洲国家独立后都带来本地人的暴政。因此，有了「台湾面」恐怕还不是第一道晨光，还要有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制衡，否则晨光后也难保不会有阴霾甚至狂风暴雨。 （初访台湾下）（120）

图，黄春明画的「台湾面」。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