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25日天地图书开张之际，毛泽东去世未久，左派在一片哀悼声中，头一天就吸引大量读者光顾，可见真是填补了当时读书界的真空。 （图片摘自维基百科）
1976年9月25日天地图书开张之际，毛泽东去世未久，左派在一片哀悼声中，头一天就吸引大量读者光顾，可见真是填补了当时读书界的真空。 （图片摘自维基百科）
2022年1月16日，天地图书的前董事长陈松龄离世。想到天地图书，这正是我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经历与转折。
1976年《七十年代》原租用文咸东街旧楼社址，面临业主迫迁，经朋友介绍找到湾仔一个八千多呎的地库。那是霍英东的物业。我因杂志的成功，就雄心勃勃地想开一家中立的中英文大型书店，以读书无禁区的态度，既卖大陆书也卖台湾书。那时正是文革后期，左派书店集中卖毛着，门可罗雀；右派书店以卖台湾书为主，规模较小。中共在港的工委，大概也看到极左路线在香港无出路，而我们又是外围的华侨资本，于是同意我的想法。经新华社斡旋，霍以略低于市价的租金租给我们。我为书店起名「天地图书」，是从古文「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联想而来。并请中共驻港高层的潘公（潘静安）为店名题字。他说他已经为不少左派机构题字了，不想被人认出，就从古代字帖中集了「天地图书」四字给我做招牌。
我们杂志是小本经营，要设立这么大规模的书店，财政上要较大量投入。上海书局投入一些，潘公找富商以资助方式投入一些，三中商属下的侨商置业投入一些，我再邀请愿意支持《七十年代》的约十位海外和香港的知识人投资。因此，天地图书的组成靠的就是支持《七十年代》的社会基础。其中左派的侨商占不超过一半的最大股份。董事长是出资办《七十年代》的方志勇。背后的推手是三联的负责人蓝真。我任总经理兼总编辑，具体担负所有的责任。
1976年9月25日天地图书开张，9月9日毛泽东去世，左派在一片哀悼声中，我们开张也低调处理。想不到头一天就吸引大量读者光顾，可见真是填补了当时读书界的真空。但另一方面，毛去世，接着发生四人帮事件，在北京大变局中，我的编辑、写评论变得非常伤神和忙碌。从三四人的杂志编辑部一下子经营数十人的书店，管理、人事都忙不过来。除了编杂志还要出版书籍，每晚都写作、编辑到两三点，第二天一早去书店处理业务。
那时我主要的思考和精神都专注于中国的变局和杂志的出版，经营企业是我从来未做过的事，既不熟悉，心理上还有点排拒。两年多后，蓝真问我能否接受陈松龄当我副手。我想想，说可以。我与陈同年，1955年同期进入上海书局，他在发行部，我在编辑部，他不是写作人，但为人敦厚、正派、诚实、勤恳。他在1979年进入天地图书，曾经在《七十年代》写过稿，但没有担任过杂志的编辑工作。我把部分管理业务和出版图书的业务交给他。我有一种感觉，是中共对他的忠诚信任度较对我的高。
1979年《七十年代》因连发三篇社论，对中共在开放后又突然禁止《七十年代》入境提出质疑，又发刊一篇《中共特权阶层》得罪了主管香港的廖承志，以致他以我们批评中共打击民主墙为由，向新华社社长王匡「当面交代，『把他们撤底搞垮！』」（《许家屯回忆录）。但长期在香港工作的副社长祁峰和秘书长杨奇都没有执行。王匡邀我去新华社谈，我据理力争。在近年出版的《罗孚书信札》中有王匡给罗孚的信，其中提到请罗孚跟我谈「七十」的事，「深以为念」。我想是劝我不要在杂志中再针对中共。但罗孚实际上也没有为此与我谈过。
但搞垮「七十年代」的办法终于有了，就是1980年天地接到霍英东办公室的信，表示1981年租约到期后不再续租。这样，办得相当成功的天地图书就找不到一个适合又还廉宜的地方继续营运下去，投放在那里的设施报废不说，恐怕连银行贷款都还不起。这时蓝真就传来信息，说如果《七十年代》结束，霍英东就会答应继续租给天地。他认为天地是较大的事业，我不应该放弃。
但我午夜深思，一份拥有几万知识人读者的杂志，是否就应该这样自动消失呢？我既然承诺过读者也是作者、作者也是读者，那么杂志的存废就不应该由我决定，而应该交给读者决定。
为此，我决定在杂志发起众筹资金的活动，使杂志可以脱离天地图书继续办下去。我把天地不再出版《七十年代》的决定通过新华社转告霍英东。霍约我到他办公室，亲口问我这件事，我明白表示下个租约前，天地不再出版这本杂志，他也很爽快地答应延续租约。
不少朋友劝我，不要放弃天地图书总经理的职位，我不仅失去在左派出版界闯出的地位，而且可能连廉租的房子也被收回，家庭生计会困难。但我已经作出决定，就是保住天地，个人也离开天地，集中精力当杂志总编辑，重新回到几个人艰苦办杂志的处境。 （失败者回忆录100）
※ 作者为香港知名时事评论家、专栏作家。 1970年曾创办杂志《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近年在香港苹果日报撰写社论、专栏，时常批评当道，立场反共。李怡近年移居台湾，持续发表他个人的「失败者回忆录」系列文章，本报从第91篇开始连载，前90篇则连载于《风传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