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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伊列姆·布兰克尔 撰文

柴春芽 翻译

2月26日，火箭炮弹落如雹，砸向基辅，随之便是俄罗斯军队即将入城。就在战斗的间歇里，乌克兰颇负盛名的文学批评家，塔玛拉·妔朵娜娃（Tamara Hundorava），平静地坐在笔记本电脑前，发表着国际在线演讲：关于当代乌克兰最为经典的世纪末颓废派诗人和剧作家列霞·尤克拉茵卡（Lesya Ukrainka）。

尤克拉茵卡由于年轻时代写下的那些爱国散文——每一个乌克兰的小学生都会读到——常常让人轻视她的文学价值。然而，妔朵娜娃却在讲说，其实，尤克拉茵卡本来是一位集剧作家、女性主义者和反殖民主义者于一身的思想家。

结束演讲之后，妔朵娜娃叹了一口气，接着说：

从未想过，我竟然会通过网络在基辅对诸位发表演讲，也从未 想过，我竟然会在走廊的地板上听着可怕的爆炸声入眠，然后又从爆炸声里醒来，看着孩子们在防爆掩体下而不是操场上玩耍。但我也被乌克兰人的勇气所鼓舞——所有的人，无不怀着必胜的信念和爱，去帮助我们的抵抗战士。诸位知道吗，普京发动的这场战争，把乌克兰人塑造成了真正的乌克兰人。

乌克兰人经常会谈到：我们必须成为乌克兰人——经过几个世纪的帝国压迫之后，通过文化、语言和习俗的固守。但是，乌克兰人视为一项伟业的这种自我形塑进程，却被俄罗斯人不当一回事。俄罗斯人认为：乌克兰成族建国，纯属一个历史的意外。实际上，在乌拉迪米尔·普京命令坦克发动进攻之前，他就在电视上花了将近一个小时，试图向俄罗斯人证明，乌克兰什么也不是，只是在「我们世袭的土地上」被西方操纵的一台「反俄」机器。

乌克兰的民族身份之产生，并非一个偶然事件，也不是被西方制造出来的一个概念。几个世纪以来，乌克兰人都在极力反抗对他们文化的抹杀。 19世纪初叶，俄罗斯的出版商接受的乌克兰文学，只能是民族志的、喜剧的和无关政治的作品（严肃文学必须得写成俄文）。而在1863年和1876年，俄罗斯接连颁布法令，严厉禁止一切乌克兰语的作品，与此同时，出版环境也变得一片肃杀。到了1930年代，斯大林处决了整整一代刚刚在十多年前重建了乌克兰文学-文化的作家，故而，这股生机勃勃的先锋之潮，遭到了残忍地狙截。

乌克兰文学，说起来，也是乌克兰人面对傲慢的帝国奋而反抗的一幕往事。经常是，为了创造出一种文学生态，乌克兰作家只能在俄罗斯帝国的禁令之下小心翼翼地写作。有时候，他们通过俄语写出作品，来表达乌克兰人的心怀。有些作家则直接批评俄罗斯帝国主义——他们因此而遭难。另一些作家只是对那些视乌克兰为草芥的倨傲行为予以简单的讽刺。

以幽默捍卫乌克兰身份的作家，最为著名的，便是尼克拉伊·高格尔（他有一个乌克兰名字：米克拉·豪霍尔）。他因规避自己的身世而以俄罗斯人的身份闻名世界。可能是受到父亲的鼓舞——他的父亲用母语为乌克兰中部的外省剧院写作民间戏剧——高格尔早期的作品（发表在1830年代初叶），充满了乌克兰乡村生活那种喧腾嬉闹的气氛和亮丽明快的色彩。但是，他用俄语写作，面向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读者。在他最受欢迎的作品里，有一部，《圣诞前夕》，讲的是一群哥萨克人去圣彼得堡拜见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故事。有一个喜剧桥段，人物的对话因为文化和语言的误解而乖舛可笑，同时也闪烁着政治讽刺的意味：这帮哥萨克人询问叶卡捷琳娜二世，为什么要摧毁他们的自治领（这是发生在1775年的真实事件）。但是，就在女沙皇准备予以严肃回答的时候，故事情节一跳，重又安全地回归到喜剧的气氛当中。很多俄罗斯读者在这个冲突里看到的只是哥萨克人玩弄的一个笑话，可是，乌克兰人一看就明白——这一幕来自哥萨克民间传说中的场景，巧妙地揭露出那些不愿抵抗奴役的乌克兰骗子丑陋的嘴脸。

这种对帝国的不敬，乃是19世纪中晚期建立而成的乌克兰文学普遍的基调。其代表作家，便是被誉为“乌克兰民族诗人”的列霞·尤克拉茵卡和塔拉斯·什维申科(Taras Shevchenko)。这两位作家的抗争精神要远远高于假装效忠俄罗斯的高格尔。什维申科出身农奴，所以他深知农民的生活绝不像高格尔的田园喜剧所表达的那般祥和。 “你满怀大笑，”他责备自己的这位同胞作家而在一首诗歌中如此写道。 “我却必须恸哭。”什维申科抨击俄罗斯帝国及其对少数族裔的压迫是多么地残酷多么地霸道。他的一首诗歌，《高加索》，如此写道：“从摩尔多瓦到芬兰/每一根舌头保持着沉默。”正是因为这种立场，什维申科遭到逮捕，被迫服兵役，并且禁止他十年不得写作。

列霞·尤克拉茵卡反抗帝国禁锢，通过一系列批评殖民主义的作品而逐渐形成自己的女性主义思想。她的文学创作，摆脱了地方主义的狭隘，以西班牙、特洛伊和巴比伦为背景，把欧洲和世界文化带入到戏剧当中。有些乌克兰的知识分子批评她忽视了乌克兰最为迫切的主题。但是，实际上，她写过一部关于乌克兰历史的诗剧：《贵妇人》，讲述了一个发生在17世纪的故事。那是在哥萨克领袖鲍赫丹·凯末尔涅斯基为了让乌克兰脱离波兰控制，而与莫斯科签定了一份至关重要的联盟协议之后。一位哥萨克妇女，奥科萨娜，同意嫁给一名在莫斯科法院工作的乌克兰贵族，以此来纾解自己在“异邦之地”生活的恐惧。剧中，奥科萨娜说：“这是一块让人感到不再格外陌异的土地，不是吗？/宗教仪式也是一样的，而我/也已差不多明白了他们的语言。”

然而，奥科萨娜错了。在莫斯科，她不准像别人那样，跟人平等地说话；到了公共场合，她得蒙上脸；不能单独外出。她是个外国人，这个身份让她在人们眼里成了怪异而又不可理喻的特质。就像妔朵娜娃在受困的基辅发表的演讲中所说的那样，奥科萨娜被当成了一个可观看而不可听闻的“物”，这就特别类似于列霞·尤克拉茵卡身处的那个时代，在俄罗斯帝国的文化想象里，乌克兰文化被缩减为一种色彩斑斓的小饰品。奥科萨娜非常抑郁，却又无法返回故乡，因为乌克兰已经落入非常混乱的冲突：“乌克兰人在莫斯科的皮靴之下翻滚在地，浑身鲜血/难道，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和平’？噢，乌克兰，岂不已成废墟？”

这部诗剧透露的讯息，显然影射莫斯科对乌克兰制造的悲剧，因而与俄罗斯帝国的官方历史观相抵触，所以，既不能出版，也不能上演，直到帝国崩溃。同样，苏联时代在编纂乌克兰作品集时，这部诗剧仍然遭到删除。

1991年，乌克兰人终于赢得了独立，列霞·尤克拉茵卡成为新一代作家和思想家的启蒙者——这些人中，就包括塔玛拉·妔朵娜娃。随着世界潮流——譬如说：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渐成一股流入民主乌克兰的涓涓小溪，乌克兰本土的知识分子立刻就在列霞·尤克拉茵卡的身上辨认出：喔，原本她就具有这一切“新思想”。比方说，乌克兰非常著名的小说家（也是列霞·尤克拉茵卡的传记作者），奥科萨娜·赞布西柯(Oksana Zabuzhka)，便在她写于1996年、也是独立后的乌克兰最为畅销的小说《实地考察乌克兰人的性》里，探索了这些主题。这部小说讲述了乌克兰刚刚独立的那些日子里，一个女诗人和一个男画家喧嚣般的浪漫爱情。

因为主人公，不仅在政治领域，也在私生活中，一心要维护自己的民族身份，同时也一心要拒斥俄罗斯同化，从而导致她独断地掌控伴侣的选择和自己要生一个孩子的愿望：

我们肯定能保护自己的孩子，难道不是吗？然而，噢，主啊，我们这些毫不幸福的乌克兰知识分子，到底有多少人，在历史上一以贯之地予以顽强地捍卫——这人数极少，而且还一盘散沙濒临灭绝的族群，这即将从人类中被排除的族群。我们必须得像疯子一样不加节制地繁殖，繁殖，再繁殖。

然而，和《贵妇人》中一样，女主人公总在渴望个人和民族的自由，却又总是受到那些不能走出俄罗斯帝国阴影的男人一再的羁绊。在列霞·尤克拉茵卡的戏剧中，奥卡萨娜的丈夫是个奴颜婢膝的男人，动不动就用乌克兰民歌和舞蹈讨得沙皇欢心，而在奥科萨娜·赞布西柯的小说中，女主人公的丈夫，那个画家，一直深藏着被统治民族卑微而又复杂的臣民心态。

在这些作品里，女性角色往往具有强烈的乌克兰身份认同，然而，与之相对的男性角色，却总是显出一种与俄罗斯帝国藕断丝连的危险倾向。

在这次国际连线的网络演讲中，当塔玛拉·妔朵娜娃谈到列霞·尤克拉茵卡戏剧中命运悲惨的主人公奥科萨娜时，突然，她收敛了严肃公允的学术腔，语气急切地把《贵妇人》所蕴含的那种至为关键的文化冲突，与当下的战争联系在了一起。在《贵妇人》中，主人公奥科萨娜被俄罗斯人当作是一个无声的“物自体”。

历经好几个世纪，俄罗斯都在拒绝体察和聆听乌克兰，都在拒绝承认乌克兰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而普京的侵略。便是建基于这种历史观念之上。 2月26日，基辅街头的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这种历史-文化冲突最为暴烈的形式。然而，从列霞·尤克拉茵卡到奥科萨娜·赞布西柯，所有这些乌克兰作家的作品，全都表明：暴力只会激发乌克兰人去寻找更为有力、更有创意，也是更为桀骜的方式，让他们成为真正的乌克兰人。

（本文译自最新一期《大西洋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