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共产党而言，提出一国两制只不过是香港还没有到手，而中国那时还需要香港这个对外窗口，是一党专政的政权不得已的权宜之计。 （美联社）
2020年香港一位在大学任教实用神学的助理教授，说他多年来任教的一科是「香港社会」，而「九七回归」是不可或缺的课题，并以1996年我的著作《香港一九九七》作为这课题的阅读材料之一。他说，「多年来，绝大部分阅读这书的同学皆表达一个类似的反应：太准确……有如预言一般的准确！」他在这一年国安法实施前写了一篇长文，对我书中的一些段落，比对这些年的现实，说我二十多年前的忧虑，「今天已大量应验」。我对他表示，我不是未卜先知，当年的预见，只是「基于对绝对权力的基本认知，而香港多数人都有 wishful thinking」。
香港前景研究社在1985年解散，当时主席劳思光与我们几个成员，咸认为主权转移大局已定，香港已经没有可以研究的前景可言了。一国两制有可能成功吗？我们谈到国家的构成是土地、人民、主权三元素。在一片土地上的人民为什么要建立一个主权国家？为什么要推倒原来的国家建一个新国家？不是要换一个名称，而是为了要建立新的制度。孙中山要实现共和，中共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都不是不要「中国」，而是要建立中国的另一制度。国家因制度而立，制度在国家之上，若国家在制度之上，那就是专权体制的非法治国家。
美国独立运动，要追求的是三权分立的共和制度。美国宪法第一句是：「We,the people」，以昭示主权在民。每一个总统在演讲中讲到「爱国」，都不会忘记提到美国人最珍视的宪法所赋予的制度。
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1985年中国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任命了23名香港委员，其中有一位是有「爱国」家庭背景的的廖瑶珠律师，她对起草基本法很热心，草委会还没有开会，她就每星期自己掏钱约一批知识界人士午餐，一起讨论基本法的原则，我也在被邀之列。她提出过一个宪政问题，就是中国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廖瑶珠说，这反映了中国以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为上，而香港人长期受西方政治文化影响，普遍重视个人权利，我们的习惯想法是：国家、社会、集体在行使权力时必须避免损害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而且有些基本个人权利——天赋人权，根本就从来没有由人民交出来，付托给国家、社会或集体处理。
这段分析，触到了中国宪法与香港在英治下实行的制度最根本的分歧。中国宪法规定的，是国家权力最大化，而西方以及英治时实行的，是人民权利最大化。
有一部电影《惊杀大阴谋》（The Conspirator），讲的是1865年林肯总统遇刺身亡后审判凶嫌和同谋者的真实故事，其时南北战争刚结束，社会主流声音认为应从重从快对所有凶嫌和同谋者进行军事审判并即处死刑，拖延或放过任何可能的同谋者都会引发南方的暴力，国家再次面临动荡与分裂的危机。当时一位年轻律师艾肯（Aiken）挺身为一个被指为同谋者的寡妇辩护，不是因为他相信她真的无罪，而是他执着于被告有辩护的权利，法庭要驳倒他提出来的所有疑点，才能判被告有罪。艾肯的坚执使他被主流社会杯葛、恋人无法谅解并离他而去，有人对艾肯说，如果同谋者不迅速判死，就无法遏制南方的暴力，国家都无法存在了，你还讲什么法律。艾肯的回答是，如果没有了宪法保障的人民权利，要这个国家做什么。
《七十年代》在中国刚透露一国两制构想的1982年底，就举办「五学者座谈会」讨论一国两制，五学者是劳思光、翁松燃、刘述先、宋恩荣和谢剑。到1984年10月中英联合声明草签后又举行第二次的「五学者座谈会」。两次都从哲理、政治、经济和制度上探讨一国两制的可行性及对香港可能的后果。而最具学术性兼可读性的，是1985年12月发表翁松燃所写的《「一国两制」刍论——概念、性质、内容、困难和前景》，此文是1985年8月在厦门举行的「台湾之将来」讨论会上发表的论文，长达两万多字。那时中国在胡赵主政下还较有自由空间，据称此文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报上转登过「上篇」，但没有登「下篇」，极有可能是对一国两制的质疑太具说服力，因而被迎合一国两制发明者邓小平的高层叫停。
「五学者座谈会」及翁松燃长文，无论从学理上还是从现实政治上的发挥，都全面和丰盛，我从中获益匪浅，也巩固和指引了我日后对香港问题的论述方向。 《香港1997》的「预言」建基于此。
一国两制的最根本问题安在？国家权力最大化的一党专政，岂容香港这另一制的人民权利去分薄它的国家权力呢？提出一国两制只不过是香港还没有到手，而中国那时还需要香港这个对外窗口，是一党专政的政权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一旦到手跟着觉得一国已经够强时，自然就「一阔脸就变」啦！ （失败者回忆录111）
※ 作者为香港知名时事评论家、专栏作家。 1970年曾创办杂志《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近年在香港苹果日报撰写社论、专栏，时常批评当道，立场反共。李怡近年移居台湾，持续发表他个人的「失败者回忆录」系列文章，本报从第91篇开始连载，前90篇则连载于《风传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