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从旧报纸堆中找出一份「砂朥越晚报」1991年11月23日全版刊登我前往古晋演讲的报导。

倘若不是九十年代初的一次旅行演讲，我不会知道自己年轻时的编写工作，对东南亚地区一代人的误导，以致影响他们的人生。我为此深感愧疚。

1991年底，我应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的邀请，去那里的八个城市演讲。被邀同行的还有好友作家黄春明。主办方给我们的共同讲题是「看海的九十年代」，题目结合黄春明的小说「看海的日子」和我主编的《九十年代》。黄春明主要讲的是九十年代面临的环境保护问题，我主要讲的是九十年代中国吸引海外投资的新局面，经济开放与政治封闭的矛盾问题。

那时候《九十年代》已从左派刊物转为独立舆论多年。长期读者对我们言论方向的转变多表认同。想不到在大马的多场演讲中，遇到许多当年受我的左派思想影响的读者。相隔二十多年后，他们仍然记得我，来听我的演讲，而且还未能舍弃社会主义思想和「心向中国」的感情，对我的改变难以接受，并提出疑问。
六十年代中期，我编写过《社会科学初步》《哲学初步》《美学初步》《逻辑学初步》《哲学与人生》等浅易入门的小丛书，这些书除了基本知识之外，也贯彻了我当时的「科学社会主义」观念。在新马一带很畅销。经过四分之一世纪，我的认识和想法已经有许多改变。当一位读者带着其中一本书，说他在监狱中与难友辗转相传，把我在这些书中的观念奉为应有的世界观，而今天听我说：「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已经破产了」，使他迷惑和伤感：「你曾是我的启蒙老师，在监狱中读这些书使我精神上支撑下去，今天你改了，要我怎么办？」

也有读者带来了我在六十年代主编的《伴侣》半月刊，和早期的《七十年代》杂志。两本杂志都带有左派色彩。当时在新马一带也畅销。带来的读者说，马来西亚的军队在扫荡马共的营房中找到《七十年代》，一些人因此受难。

我感激这些老读者对我的爱护，也感动于他们追求理想的认真的人生态度。我以万分抱歉的心情回顾自己过去的工作，反省当年散播的至少是不完整的哲学理念和人生观。但我除了尽可能清楚明白地讲述我从认同到重新认识中国的想法之外，我不知道还可以做些什么去补偿曾经对他们人生的误导，尤其是想到他们可能曾经为此付出高昂代价。

在二次大战前，东南亚华人自称或被称为「华侨」，他们效忠的对象是中国。 1949年中共建政后，两岸分立，一边设立人大华侨委员会，另一边保有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即使东南亚华人已逐渐成为各国公民，已不再是侨民。华人的勤奋相对于当地人的怠懒，经济上占优势，因而在东南亚各国都有不同程度对华人的歧视政策。华人居二等公民地位，故在感情上多倾向中国。中共在建国初期的新气象，对外的独立自强姿态，加上与苏共分裂后的革命狂飙，使马来西亚不少华人受其宣传影响，由民族主义而接受并追求社会主义。

中共口头上说不干涉各国内政，实际上在精神上什至行动上支持东南亚国家的共产革命运动。越南的胡志明不待说，马共的武装革命也得到中共支持，领袖之一的文铭权后来更躲进中国大陆。马共、印尼共的组成主要是华人。这些都成为六十年代印尼和马来西亚相继大排华的原因之一。印尼1965年的「反共大清洗」估计有50万华人被杀；1969年马来西亚官方定性为「种族大冲突」的事件，造成130名华人死亡。
最惨绝人寰的是赤柬在1975年掌权后的大劫难。赤柬领袖波尔布特四次访问中国，其中1975年获毛泽东会见，毛支持赤柬的消灭资产阶级路线，于是波尔布特回国后将所有城市居民驱赶到农村劳役，在城市居住的华人首当其冲，被大量杀害，华人人口从60万，锐减到30万。

在东南亚华人大批被杀害的事件中，中共只在1965年派过两艘船到印尼接侨，对印尼军人大规模杀害华人连口头谴责也没有。赤柬大屠杀，华人涌到中国大使馆求援，使馆人员在后院下棋，见华人涌到铁门，即退回屋内，紧锁门户。华人走投无路，大批遭杀，少数人历尽艰辛去到泰柬边境，拉起横额，上写：「宁做美国狗，不当中国人！」这样写是因为见到赤柬屠城时，美国侨民连家中的狗都带上直升机，逃往美国战舰。大屠杀后，赤柬领袖波尔布特1977年访问北京，受到中共领袖热烈欢迎。

在马来西亚，不止一个人对我说，他对一年前李鹏访马时，叫各地华人要效忠所在国，表示反感。不是说华人不应该效忠所在国，而是中国曾经如此对待各地华人，还有脸说这样的话吗？而且这句话暗示还有华人仍效忠中国，分明挑拨华人与当地人的关系。

东南亚华人被排挤的血泪史，罄竹难书。排华，当然有许多当地的社会因素，但华人的「胸怀祖国」也是重要因素之一。我听到一些个人故事，不禁为自己年轻时的一些写作而自责。

「知识分子不仅要批判现实的罪恶和不义，也要批判自己的历史局限和错误判断。」法国哲学家班达（Julien Benda）这样说。心有戚戚焉。 （130）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