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的佛媛、病媛、离媛之后，“学媛”又被发明了出来。
3月份，28岁的@katekate朱朱 以年级第一的成绩，从牛津大学数学建模与科学计算专业硕士毕业，她在微博上晒出了自己的毕业视频，并表示自己将继续攻读牛津大学的数学博士。
没想到这条微博突然出圈，随之而来的是质疑她“学历造假”“学媛”的声音，有所谓的“科研博主”，认为她“气质和学术不搭”，有人评价她的微博太“微商”风了，甚至还有微博大v@贼叉 出了一道大学数学题让她自证清白，相关话题也登上了微博热搜。对她的质疑一直蔓延到现实生活中，她的邮箱、住址被曝光，还有人去查她朋友的学历和背景。
01.
“非理性”，是对女性的污名化
朱朱对事件的回应，从头到尾一直秉持非常体面、谦虚和理性的态度，这是优秀的、文明的品质，且这种理性沟通也是一种反抗行为。
即使不带性别视角，理性沟通也并不代表弱小，而代表独立和坚强。这次事件的影响范围并不算小，持续时间也不短。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朱朱一直没有放弃沟通，即使是有人让她去做数学题，她也做了。
这种态度，代表了她内在的自信，对于自己的专业和沟通能力的自信：问题可以不以对立或暴力解决。某种意义上，这才是经得起考验的真正自信，而不是叫嚣着强大，但在被冒犯后就去辱骂、冒犯他人，寻找别人的弱点，进行“比烂”或顾左右而言他的话题转移。
这样的品质，各种文化都有所推崇。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天性“不卑不亢”的讲究，而在其他文明里，低调的、强大的心态也被推崇。这是一种跨越性别、可称得上是高尚的品性与能力。
朱朱用自己的实际行为证明了，她比质疑她的人，包容和强大得多；她同样证明，在实际生活中，以理性的态度面对暴力与辱骂，常常是一种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尤其在当下，战争正在发生，网络上充斥着崇拜强者与力量的话语，这种有勇气消解对立情绪，以及理性解决问题的品性，更应该被提倡。
有许多互联网言论，把谈论“男女平等”与“制造对立”划上等号，但你会发现，用“对立”来指责那些思考不平等现象的声音，恰恰就是在运用对立性的思维，这并不真正解决问题。
在许多社会事件，尤其是在针对女性的暴力性伤害事件的评论下方，使用对立性思维看待问题的往往是男性，而在许多讨论区，能看到更多的女性在运用沟通性的思维模式，试图剖析问题所在，并互相分享有用信息。那么到底，谁在真正制造“男女对立”？
《末路狂花》
虽然有男性讽刺女权为“女拳”，但人们心知肚明，嘲笑女权是拳头的“拳”，其实已是站在了一个强势地位，并宣称：你是一个弱者还想站起来，我要把你打回去。
这背后有一个非常原始的逻辑：我有更强的拳头，我可以把你打倒，不需要任何理由。换言之，这是对强拳（权）的慕强逻辑，是一种恃强凌弱并沾沾自喜的状态。当下的舆论环境充斥着这样的话术，这不仅针对女性，也针对老幼病残，以及相对贫穷或落后的地区与国家。
缺乏共情，不觉羞愧，嘲笑“制造对立”，其核心，是男权逻辑中对强权和暴力无条件的认可。
在此之上，“非理性”是一种男性加诸于女性的话术。很多人会说，女性不理性或情绪化，但在这次事件中，作为女性的朱朱却是用理性话语来反抗，而提出质疑的男性却是在非理性地制造对抗。
古往今来常被记载的“疯女人”现象，她们的“情绪化”（emotional），从理论上说，是在受到创伤后，没办法用一种属于自己的话语、用自我解剖的方式，对创伤进行表达，才会进入歇斯底里。
但这样状态，只有女性才会具有吗？很多男性在社会上也受到挫折与创伤，他们也有不能很好将创伤进行表达的时候，他们所展现出的，并不像女性，只是情绪上的不稳定，是更多诉诸于社会暴力。
*根据中国司法统计公报，自17年起对性别犯罪的统计，男性被告人占总体比率为九成左右，涉黑、危险驾驶、未成年犯罪、离婚纠纷与家暴施害男性占比类似。
监狱里的暴力罪犯，大多数以男性为主，他们在心理上可能存在创伤，而他们所带来的，是更严重的社会问题。人们讨论女性非理性的时候，其实回避了男性的非理性。而事实是，后者对社会的危害更大。男性的终极非理性行为，就是发动大大小小的战争。
因此，在指责女性不理性的时候，其实应先深刻反思男性的非理性，以及历史如何将男性的非理性合理化，如合理化战争及其深刻的伤亡与损失。如此之后，我们才可以去聊女性的非理性，去看“非理性”到底在多少程度上是性别的，多少程度上是社会结构的。
02.
对抗，并不能真正回应与解决问题
在此次事件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我们先把性别问题排除在外：在一个文明社会，或者现代化社会中，大家会鼓励追求创新与高等教育，这样能激励人们以更高的知识水平为社会做贡献。
在朱朱过往的博文中，她曾表示，自己希望作为数学家，回国做更多数学研究，这已是境界很高的理想了。但大众对她的攻击，首先是不信任她的学位。如果她不是以学位，而是以某种“领导”身份，或者以某种良好的出身，先被大家所熟知，她还会不会遭受同样的攻击？
答案是未知的。我们通常批判的男权，不仅是性别本身的偏见，也因为它背后实际上存在一种崇拜权力、崇拜金钱和崇拜强大暴力的思维，和这些相比，智慧、知识与创新并不重要，因此对朱朱的指责中，存在对教育和知识的轻蔑与怀疑。质疑智性比质疑权力要容易和安全。
对于知识的尊重和对于权力与金钱的批判，应是一种天然的立场，现实或许恰恰相反。当下更多存在的是对于金钱和权力上层阶级的无条件崇拜，同时去践踏、去损毁智性以及知识。
包括在最近的疫情处理中，许多老幼病残产生了严重的不安全感，正是因为对于强者的崇拜和对于弱者的轻蔑，让理智、科学与关怀等词变成边缘词汇。这是当下比较严重和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
对抗性的、慕强的思路和情绪，或许只是因怯懦而转移注意力，只是缺乏勇气与解决问题的智慧，以面对真正的矛盾。
毕竟，生活是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需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我们很少遭遇一蹴而就的、非此即彼的选择。
《汉娜·阿伦特》
再回到“牛津女博士“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朱朱就是在以非对抗性的智慧，一步一步地化解争议与矛盾。她花了很长时间面对舆论，她有勇气与耐心真正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发现，她是一个受到良好教育，但不适应填鸭式教育体系的人。她应该更适应兴趣导向的教育体系。她的家庭条件恰好能够给她提供这样一个环境。在更注重自我和兴趣的教育中，她可以比较从容地选择自己的未来。
“牛津女博士”标签背后，她的生活很丰富。这样的现象不应放在男女对立的层面上看待，这缩小了讨论的面向。我们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教育一个更优秀的人，一个得到良好家庭支持的女性可以拥有怎样的未来？她们是非常好的教育和自我教育的范本，所以，问题不止关于阶级，不止关乎性别，教育才是真正的问题。
03.
“女性技术”，带来更多平等和沟通
不管是朱朱，还是《隐藏人物》里的NASA女性科学家，再比如屠呦呦、华裔女科学家吴建雄，或是以汉娜·阿伦特为代表的女性哲学家，有太多的例子可以证明，基于良好的、平等的教育，女性可以研究数学、物理学、哲学等。
而男女差别大的部分，体力，即“拳”。但是技术发展，当大家都可以进行“外骨骼”的改造后，这也许都不是差别了。
《隐藏人物》
技术可以帮助女性变得更加平等和强大，更进一步，对于全人类来说，这也本是技术应该有的面向。
我们会发现，过去被赞美的很多技术，都跟战争相关，坚船利炮、原子弹等等。许多科幻小说构想的，被许多男性所崇拜的“技术流”，其实都与巨大的力量和毁灭性的灾难有关。少有的例外，是《火星救援》里“种土豆”的建设类行为。
这或许的确与男性生理状态有关，当剧烈的情绪和雄性激素被运用到正面方向时，可以去进行极地探索与边疆建设，负面情况时，会导向斗殴与战争。
对战争的崇拜而不是对创造的崇拜（如果我们认同女性孕育、创造生命），以及对于和平的轻视，是可怕的倾向。
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里有很多对于技术的批判：技术带来杀戮，技术极端冷漠，技术最为无情，技术暴力且理性。可惜，这大多也是男性的标签，这是一种技术男性化后的影响，不能全然归为技术的“原罪”。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更多关注技术“女性化”的面向，那就是共情式沟通、坚韧的智慧和非暴力的强大。
计算机程序（算法）的创始人阿达·洛芙莱斯；发明现代无线通信先驱技术的海蒂·拉玛；结构生物学的奠基人多萝西·霍奇金；“跳跃基因”转座子的发现者芭芭拉·麦克林托克；对DNA发现的贡献，不亚于沃森和克里克的罗莎琳德·富兰克林；第一位提出核裂变，但拒绝参与曼哈顿计划，提倡和平使用原子能的莉泽·迈特纳。
太多案例证明，女性可以制造出这样的技术。未来的技术，也应该更多带有女性标签。
还有一个很小的发明却改变了许多人名义的例子，由美国女演员莱昂娜（Leona Chalmers）发明的月经杯，经由一系列的推广、捐赠等公益链条，其实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月经贫困”的问题。
在非洲许多地区，卫生巾是非常稀缺的，现在常用的棉质卫生巾其实相对价格昂贵，而且每天需要更换很多次，这对于非洲的大部分女性来说难以实现。
在一些非洲国家，女孩在十二、三岁开始出现月经时，正好处于智力发育与升学就读的关键时期，很多女孩就是从这时开始跟不上学业。因为她们没有卫生巾，一旦月经周期到来，因为卫生、味道等种种因素，就没办法去学校上学。
每个月有将近10天不能去学校，就比男性少了10天受教育的时间，这时候，男女的教育差异便开始形成。而捐赠给她们的卫生杯，可供她们用很久，在她们成年以前，就不会因此失去三分之一的教育机会。一个小小、可以反复使用的月经杯，就能在教育层面上，对女性产生很大的帮助。
《我的天才女友》
换言之，如果说生育是一种播种式的解决人口数量的逻辑，教育则是一种养育式的解决人口质量的逻辑。后者需要长期的、共情的、关爱的投入，也同时促发一种女性化的技术和沟通。
不管是朱朱的理性回应，还是月经杯的推广，都建立在一种非对抗性的、属于某种长效机制的思维中。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用更因地制宜的角度，去看待这些问题。而很多事情的解决，恰恰需要脱离暴力、脱离慕强的逻辑。
所以，我们要更多去强调更为友善的、更为非对抗性的、更加有创造性的、能给大家真正增加便利的技术；而不是赞美对抗性，只崇拜坚船利炮的力量或展示“肌肉”的技术。
在自然界，还有一个颇为特殊的观察研究可以佐证这个“常识”。
从1978年开始，两位动物学家（Robert Sapolsky, Lisa Share）就在非洲观察一群狒狒，最开始，这群被命名为“丛林队”的狒狒，就展现出非常典型、雄性制霸的狒狒族群社会结构。成年强势有攻击力的狒狒位于金字塔顶端，欺负弱势的雄性狒狒和雌性狒狒，其他雄性则会发起挑战，在经历一场血腥的争斗之后，会确立新的领导地位。
一次偶然，旅游区垃圾造成的食物中毒，使得丛林队的雄性成年狒狒几乎死亡殆尽。剩下未成年狒狒在雌性狒狒的抚育下长大，新的丛林队狒狒攻击性很低，解决族群内部争端的方式也往往通过互相梳毛等非暴力行为来解决。
后来丛林队狒狒的体检结果表明，它们血液里由压力产生的荷尔蒙比其他狒狒族群要低，而不管是狒狒首领还是普通狒狒，似乎也都比其他族群的狒狒过得更自在。
结论不言而喻，和平、理性、非暴力更能解决问题。即使是在灵长类动物中，许多社会性行为也并非“理应如此”、天性有之，而是观察学习的结果，行为可以被良好的互动机制改变。
而某种意义上，古代典型的男权社会，是雄性“黑猩猩政治”的放大版。《黑猩猩的政治》《猿形毕露》《雄性暴力》等书中所描绘的、雄性主导的黑猩猩社群结构，不比人类的伦理纷争简单多少，但也凸显了男权的原始根源和问题。而我们所说的现代化社会，除了解放了生产力，除了带来现代科学中许多有益的科技，还解放了女性。
男权社会中比较典型的行为与认知，确实大多可以在黑猩猩的行为中找到。所以从性别逻辑来看，女性地位的提高，女性对于沟通能力和创造能力的选择，其实是现代人类社会和“黑猩猩的政治“的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我们对于男女平等的推广，对女性主义的认知，在黑猩猩的政治体系中就比较罕见。这在自然界中其实并不少见（如大部分鸟类）。其中，大象和海豚，属于在智商上可以完成“镜像认知”的种群，是大脑复杂度比较高的生物，她们的族群主要是母系结构。
比如大象族群，往往由一头位高权重的“老祖母”大象主导，它多半已非常年迈，并非依靠着身体机能和暴力手段来服众，“老祖母”统领象群，其实依靠的是自己强大的生存智慧。
比如，在旱季时哪里有水，雨季到来时可以去哪里觅食，在一些年幼的雄象控制不住发狂时，她会主动把幼象护在身后，并隔开距离，保持好防卫的姿态。而不论是管理一整个庞大象群的迁徙路线和吃喝，还是维持族群的平衡，其实都是非常复杂和艰难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黑猩猩的血腥争斗和暴力，往往让整个族群结构并不长久，这表明压迫性的力量其实有巨大的潜在危险。而象群的老祖母之所以成为老祖母，恰恰是因为这种平和的智慧是具有稳定性的，它不会陷入到黑猩猩会被暴力取代的境遇里。
女性的智慧在许多具有智性的动物种群中都能找到，这其实也是人类社会中一种非常古老的、充满智慧的模式。
我们是否可以假设，人类文明的进步需要尽可能地摆脱黑猩猩的政治，需要更多解放女性的创造力，以提高整个种群的文明。现代化社会的发展，伴随着女性地位的上升，而女性自主权的增加，也将极大提高人类社会的进步程度。
《我的天才女友》
女性，至今仍是可被侮辱、可被侵犯的代名词，而朱朱，还有其它许许多多正在遭受苦难的女性，也都以她们的方式顽强生存。
坚韧的理性，共情的沟通，女性技术的教育、力量与智慧，或许未来的希望，正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