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990年在友人家中，右起：张北海、岑建勋、张信刚、周敏民（张信刚太太）。

《九十年代》休刊号，刊登了许多作者文章，回顾与《七十》《九十》的渊源。有些是我们长期的专栏作者，也有在中港台问题最炽热时代来稿较多的作者，好多年没有联络了，休刊又勾引起他们的回忆。

当时看到这些来稿，我心里也颇感不舍。

一些作者在当年为我们杂志写稿时，已经颇为有名。但更多作者，却是有才华卓识，但只在《七十年代》面世后，才找到发挥写作的平台。也有虽然已经在某些中文报刊上发表过文章，但在《七十》《九十》才放出异彩。后二者，又跟保钓运动颇有关系。

1971年10月底，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之合法权利案》，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退出联合国。那时，中国大陆仍然处于文革时期，几乎所有知识人还没有从监狱、牛棚或干校中「解放」出来。恢复联合国席位后需要相当数量的翻译人才，包括口译与笔译。中共去哪里找这些人呢？正好那时保钓运动兴起不到一年，于是中共就广邀保钓人士去联合国工作。其中许多人同《七十年代》有联系。

联合国的工作，属高薪优差，对于大部分留学美加、有硕士博士学位的人才来说，工作量相当低。于是他们大部分时间就是看书和写作，而《七十年代》就是他们发表的地方。我们好些专栏作者，因而成名、出书，并一直给我们供稿直到休刊。

其中原名张文艺的张北海，1971年在洛杉矶参加保钓时，写了一个剧本，投稿《七十年代》，而我们给他出了单行本。他说这是他的第一本书。 1974年他开始给我们写文章。头几年写来的都是极有意思的长文，我印象最深的是刊于1979年一月号的《从理想到梦魇》，报导美国一个牧师，创设人民教，从追求平等吸引大批信众，而导致「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的极权独裁，信众像中了邪似的。 1978年11月九百多名信众在集体服毒中丧生。

经历过中国文革的人，对美国这个新邪教造成的悲剧，不能不感到有类似的体验。

1979年五月号，张北海又给我们翻译了四万多字的长文，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在中国》。文章贯串见闻与思想，生动好看。跟张北海同处一室工作的杨诚说，米勒知道老张把他这篇文章翻成中文发表后很高兴，邀请老张到他在康州的田庄度周末。

2005年米勒去世，杨诚问老张，有没有跟米勒谈到他的前妻玛丽莲梦露，老张说：「当然没有。我怎么敢问？」不过老张提到，《纽约时报》出讣闻，他印象最深刻的一段是阿瑟·米勒当国际笔会主席的时候，奈及利亚作家索因卡（Soyinka）被关在牢里，马上就要被处决了。米勒去电营救，奈及利亚独裁军头戈万见到米勒的名字，就问，这个米勒是不是那个讨了玛丽莲梦露当老婆的作家？证实之后，戈万就下令把索因卡释放了。米勒对这个「夫以妻贵」的事情津津乐道。他还表示，玛丽莲梦露若是地下有知，对这件事也会乐不可支。索因卡在1986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张北海在1981年《七十年代》集资时，当了我们的股东，1983年开始了每月定期写「美国邮简」专栏。他是我们作者中，最贴近和融入美国文化的人。中国作家阿城认为张北海的文章是一种特殊风度的杂文，说「文章一到了风度，就学不了啦」。

1979年我第一次去美国，就住在张北海家里。他不像其他同事，住纽约郊区的独立屋，他住纽约市区靠近联合国的一间由工厂改装的楼房。那时候，中国文革结束，大陆真相浮现，在联合国工作的前保钓人士也分成两派。一派仍然倾心拥护中国，另一派就倾向批判中国。老张比较不那么「政治」，人随和，跟两派都能聊。于是帮我分别约两派茶聚。

批判派在我面前不客气地批评《七十年代》早几年刊登一些旅外学者访华后的媚共文章。郭松棻说：「我好久都不看《七十年代》。」我对于曾经误导这些知识人，什表惭愧。我觉得他们都是我的诤友。在从认同到重新认识中国的过程中，我和这些曾经的老保钓相互影响，一起提高了对中国的认识。

后来，《七十年代》开辟了一个每期由三人执笔的「自由神下」议政专栏。写手都是这些在联合国工作的朋友，金延湘（刘大任）、殷惠敏（杨诚）、彭文逸（水秉和），后来更换了余刚（虞光），再后加入不是在联合国工作但也住纽约的严家祺。

「自由神下」专栏从1982年开始，一直维持到休刊号。对读者和编者，都有很多启发。他们有时也会或私下或公开向我提意见。杨诚就用其他笔名来信对编辑提出批评。我也照登。

张文艺与我同年，我们成了好朋友。他的侄女张艾嘉小时候住过他家，他来香港就住在张艾嘉家中。因此，张艾嘉也叫我叔叔。 1990年她未婚怀孕，躲避记者，正好张文艺来，我们一起吃饭。我跟她说，我也是记者，你不怕吗？她笑着摇头。

值得一记的，还有其他作者。下篇再谈。 （153）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