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iginal 观潮钱江 钱江说当代史 2022-06-04 09:07 Posted on 北京

这篇文章的上篇在6月1日推出，是为了提请今天的读者，在看到快乐儿童的时候要记住，等他们再大一点要告诉他们，我们民族的大劫难——文革殷鉴未远，是永远不能忘记的。这场劫难开始的标志之一，很不幸就在6月1日。这场劫难是对世界文明的摧残，本文是下篇。

接上篇：5月31日，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等在自己的办公室，以为前来“夺权”的陈伯达会进屋交接。等了一会儿，陈伯达不来，吴冷西自己走了。

吴冷西走后，刘振祥马上整理办公桌，把削好的铅笔放入笔筒，让公务员赶来把办公室打扫了一下，好迎接陈伯达的到来。

4：陈伯达为社论定题《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晚8时许，夜班编辑们都来了，许多人特意来到吴冷西办公室门前看个究竟。发现陈伯达并没有来，许多人就在门口议论，说下午已经开了通气会，晚上又宣布人民日报的工作今日起由工作组领导，报社领导不得插手，各部门的领导也要调整，等等。

有人问秘书刘振祥，陈伯达来了在哪个办公室工作？刘回答说吴冷西已有交待，让陈伯达使用他的办公室。

在场的国际部负责人之一、资深编辑高集认识陈伯达，他说：“陈伯达才不会要这么大的房子。”

不知道在哪里耽搁了一些时候，陈伯达终于来到了吴冷西的办公室门前，带来了王力、关峰。工作组成员穆欣（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也来了。出人意料的是，解放军报的代总编辑唐平铸和常务副总编辑胡痴也随后来到人民日报。钱抵千带着朱悦鹏和尚力科，携明日社论草稿前来会合。

报社大院内外增加了岗哨，如临大敌。

刘振祥把陈伯达一行领进了吴冷西办公室。这是报社最大的一间办公室，外间是秘书工作室，里间是吴冷西办公的地方，约40多平方米，宽敞明亮，窗前摆放着吴冷西喜爱使用的镶有大理石桌面的红木办公桌。
陈伯达进屋后走到办公桌前停了片刻，环视了一下房间，对刘振祥说：“这么大的办公室，我不要。”说罢扭头走出屋子。

刘振祥只好把陈伯达等人领向同一楼层副总编辑胡绩伟的办公室，因为胡绩伟前段时间正在房山县搞“四清”，现在刚回来不久，屋子里没有杂乱的文件。

一边朝着胡绩伟办公室走去，刘振祥想向陈伯达解释一下，又不敢冒失，就对跟在后面的穆欣说：“吴冷西同志想让陈伯达同志在他办公室工作的，他说他不来了。”穆欣马上应答了一句话：“谁不让他工作？”

陈伯达，摄于1968年。检点历史照片，会发现陈伯达的照片是比较少的，以他个人为主角的照片更少。

胡绩伟的办公室小一些，有一张办公桌，还有两张方桌对拼起来组合成一个长会议桌。陈伯达到这里看了一眼，马上认同，说今天晚上就在这里办公了。（2007年6月25日在北京访问刘振祥的记录，参见刘振祥《陈伯达来报社策划拟定〈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见人民日报社社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辑《人民日报社社史资料选编》， 2004年10月15日第1 期）

5月28日刚刚宣告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还有穆欣跟着进屋，身后是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唐平铸和胡痴也马上来到，都集中在这个办公室里了。

陈伯达在会议桌前坐定，召集议事。他再一次说：“各安其位，各司其事，全靠自己救自己。”

陈伯达和几位大员传看了钱抵千带来的社论稿，很快吩咐发排。然后，陈伯达来到楼下，在大字报栏之间穿梭一遍，算是与众多大字报相呼应了。

随后陈伯达上楼。

社论草稿排出了清样，印在留出了大块空白的新闻纸上，交陈伯达审定。陈伯达不时地要别人翻出马、列著作中的哪一卷、哪一章、哪一段话，作为行文的立论和依据，显然他对这些文章或著作相当熟悉，修改这篇马上就要发排的社论也是胸有成竹。（尚力科《在那狂热的日子里——“文革”初期在《人民日报》社值夜班的亲身经历》，见人民日报社社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辑《人民日报社社史资料选编》， 2004年10月15日第1期）

刘振祥清楚地记得，在这间办公室西头有一张单人床，床前有一张书桌，桌上放着厚厚的一摞马恩列斯选集。陈伯达半坐半靠在床头，工作组成员和人民日报主要领导人环坐周围，一起参加讨论和修改。

时针指向午夜，社论稿很快修改出来。陈伯达做了最后的几处修改，关键的修改是题目。原稿题目是《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陈伯达将它改定为夺人眼球而且简短上口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注1）

陈伯达审定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稿

5.这篇社论在历史上的恶劣影响

这篇发表在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社论震惊全国，社论宣称：

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

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 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社论具有极大的社会影响。不久前刚刚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固然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但当时没有全文公布。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于是成为在全国范围发动“文革”的宣言书、动员令。社论以阶级斗争为纲，将“政权”作核心问题，鼓动全国范围掀起“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社论指出，这场革命将打倒大批“牛鬼蛇神”——这个词原本是一种文学比喻，也是佛教名词，系指阴曹地狱中作恶的鬼怪形象。《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将“牛鬼蛇神”改造成一个鲜明的政治概念，变为“反动人物”的指代。在“文革”中，千千万万无辜者被打成“牛鬼蛇神”，遭受残酷迫害。关押他们的地方，由此引申称作“牛棚”。是“文革”浩劫中特有的词汇，成为“迫害受难者场所”的代名词。

陈伯达确定社论标题是关键性的。

标题是内容的核心，中心论点。人们接触文章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标题。

严格地说，这篇社论内文并未无特别出奇之处，基本上都是“九评”陈辞，都是陈伯达熟悉的文句，是遵循“阶级斗争为纲“撰写出来的，强调一切阶级斗争、一切上层建筑的本质就是“夺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社论宣称要“破四旧”，是指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社论全文2700余字，内文中只在开篇时一次提到“牛鬼蛇神”，但陈伯达把这个词拎出来作进标题，算得上点睛之笔。

陈伯达在“文革”后承认，这篇社论由他授意、修改和审定，而且是终审者，没有送邓小平、刘少奇和毛泽东审阅。（注2）

社论在结尾处宣布：

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和胜利，敲响了中国土地上残存的资本主义势力的丧钟，也敲响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丧钟。你们的日子不会长久了。…… 保证我们将由社会主义胜利地过渡到伟大的共产主义！

为修改和审定这篇社论，陈伯达带领工作组成员工作到凌晨，直到最后校样完成，陈伯达签名付印，才离开报社。

第二天（6月1日）清晨，刘振祥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发现满桌子是写秃了的铅笔。他赶紧削出了很多铅笔，以备下一个工作日的到来。（2007年6月25日在北京访问刘振祥的记录）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1版刊登的社论

当时，人民日报日发行量约为180万份，6月1日这天的报纸加印了13.7万份。

历史不幸地记录，陈伯达进入人民日报夺权，由他授命起草，经他审定并确定了标题的《横刀一切牛鬼蛇神》，在产生了极为黑暗和恶劣的影响，在这篇社论煽动下，“文革”风暴在很短时间里席卷全国，造成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

“红卫兵运动”随即掀起，野蛮暴力呼啸而来，仅据北京市公安局统计：1966年8月20日到9月底40天里，被红卫兵打死的有名有姓的北京市民和教师有1772人，平均每天致死44人。这是非常局部的一个数据。
“文革”之后，陈伯达被送上“特别法庭”。1980年12月18日，在特别法庭上，检察员曲文达宣读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监察厅对陈伯达的起诉书，其中对陈伯达到人民日报夺权和当晚起草社论一事阐述道：

在被告陈伯达亲自授意、修改和审定的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中，污蔑建国以来在我国思想战线上存在着“大量牛鬼蛇神”，污蔑他们的工作是“为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复辟进行舆论准备”，煽动要在全国“横扫一切”，提出要把大批所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专家、学者、权威打个落花流水”。在他们的煽动下，全国批斗成风，到处出现“打砸抢抄抓”的浪潮，致使党政机关陷于瘫痪，大批领导干部和教育界、文艺界、科学技术界的大批专家、学者，教育、文艺、科技人员有的被抄家批斗，有的被关进牛棚，遭到残酷的迫害和镇压。（马克昌主编《特别辩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辩护纪实》，中国长安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253页）
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刊出，煽动“文革”向全国蔓延，所谓“破四旧”对中国的优良文化和传统文化造成极大的破坏。

1966年6月上旬，北京东单广场（后为篮球场）上焚烧“大毒草”《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以及苏联的《静静的顿河》等。“文革”烈火被煽动起来。记者用镜头记录了其中的场面。人民日报记者卢传友摄影
附注：

注1：尚力科在回忆文章《在那狂热的日子里》说，这篇社论的清样改动甚大，经陈伯达“示意修改和定稿的社论和我们起草的初稿相对照已基本上面目全非了”。而陈伯达本人在回忆中认为，对此社论“我改动不多”。

注2：1980年11月29日，特别法庭开庭审问陈伯达，对他在1966年6月1日主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进行了庭审。陈伯达当庭表述，这篇社论“是我写的，是我口述，他们执笔的。这篇社论的标题原来是《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审稿时我把它改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见马克昌主编《特别辩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辩护纪实》，中国长安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213页》。

陈伯达在20世纪80年代出狱就医，接受传记作家叶永烈采访时谈到这篇社论：“那时候我像发疯了一样！那篇社论起了很坏的作用，责任确实在我，不在别人。”（叶永烈《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293页）

注3、作为中央工作组成员中从解放军总政和军报抽调的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不久即返回各自单位，这个“中央工作组”实际上解散了。但在5月31日深夜也到达人民日报的军报代总编辑唐平铸留了下来，不久担任人民日报代总编辑。两年后他也被“打倒”，失去自由，直到十年浩劫结束得到平反。

注4:5月31日随陈伯达前来“工作组”，从名单上看，包括陈伯达共8人，其中来自《红旗》杂志的杨丁未见当时记录。

钱抵千后来担任昆明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解放军报社代社长，国防大学副校长。他在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88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1989年辞世。

朱悦鹏，长期在《解放军报》工作，任记者处处长。2020年去世。

尚力科也回到《解放军报》社，后任副社长。

（全文完）

本文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出笼记”为题，发表于2011年第4期《世纪》杂志，本次校阅有增补。 2022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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