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律 [46]四清运动
前后十条掀恶浪(1) 贵人干政揭新章(2)
亟磨利齿充鹰犬(3) 衔命杀鸡临镬汤
总是兆民皆菜色(4) 需教九阙炫刀光
桃园经验着谁手 烧瓮夫妻悔断肠(5)
注(1)十条与前十条相衔接，主要是对前十条中「团结95%以上的干部，群众」做了许多政策规定。最主要的是强调「运动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工作队不应包办替代。其次文件强调：第一：必须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并且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第二：必须团结中农，正确对待上中农。第三：正确对待，富，反，坏分子问题。第四，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为了达到这些要求文件提出了许多政策界限。另外后十条还提出要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整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 」
然而后十条的效果并不理想。湖北省第一批试点铺开前后死了2000多人，第二批试点开始后，仅襄阳在25天内就死了74人。后来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妻王光美带工作队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搞试点。工作队再次替代基层群众，说犯有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在上面大体有根子单单注意下面的根子，不注意上面的根子是不行的，应该切实查一下上面的根子。后来将其总结出的经验即桃园经验进行推广。
注(2)王光美在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并不仅仅是由她作为外交花瓶的第一夫人的身份而定，而是她和夫婿刘少奇一同创立的河北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又称为“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一九六四年九月）。如果我们今天再阅读一下王光美在全国大力推广宣传的“桃园经验”，便会惊讶地发现：它们是毛的文化大革命某种形式的预演，至少为毛的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难得的经验。而刘少奇的悲剧在于：这些他创立的经验，却都最终成了毛泽东打倒他们本人的利器。
首先，“桃园经验”在中共的最高层开创了“夫人参政”的极坏的范例，使毛泽东随后启用江青作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打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次，王光美创立的“桃园经验”采取“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的方式，主张另组“阶级队伍”，进行“夺权斗争”，又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体制外另组“阶级队伍”，进而“夺权斗争”的思路。
注(3)刘王合创的“桃园经验”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象比比皆是。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抢提供了极坏的样榜。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在刘、王直接指导下搞出来的“经验”，全部在复查后作为冤、错、假案平反，可见当时的逼、供、信之风的酷烈。文革中青年学生到桃园调查这个“四清”样榜时发现：“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队大搞逼供信。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连敲带诈，让干部脱了衣服到外面冻着。工作队动不动就掏出枪来威胁干部……王光美住的四队武斗最凶。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到赵彦臣正被罚跪，就鼓动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 ”在王光美的唆使下，体罚之风，越演越烈。”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燕飞”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斗人时极为流行的“喷气式”──它很可能就发源于“桃园经验”！据海外新闻单位的不完全的统计，在刘、王直接指导的“四清”中，共逼死干部群众七万七千五百六十人，在城乡共整了五百三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人。这些“四清”成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中被证明了大多数是冤、错、假案。
注(4）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在国家主席刘少奇讲话时插话指出：「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一种是可能，一种是不可能，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
好不容易熬过大饥荒，毛就怕百姓填饱了肚子要不安份，又要折腾一番了。
注(5)参看「请君入瓮」。
七律 百年咏史[47］文化大革命(1)
太祖登高呼大同(2) 愚氓如醉共癫疯
斯文尽丧无颜面(3) 要武全成不世功(4)
未泯天良沦炼狱 景从夏桀位尊崇(5)
三千六百神州夜(6) 惟见妖魔喜唱红(7)
注(1)文化大革命，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始于1966年的一场政治运动，由以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统治阶级，自上而下动员成千上万红卫兵在中国大陆进行全方位的阶级斗争。在此期间普及的批斗、抄家、告密等文化，使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与人伦道德遭受严重冲击，亦有数不清文物惨遭蹂躏。国家主席刘少奇、原国防部长彭德怀、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等领导人被迫害致死，前领导人邓小平等亦在此时被下放。
文革最终遭到官方公开否定，而被称为「十年动乱」、「十年浩劫」。
一般认为文革正式开始于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出台，是毛泽东三面红旗的挫败后、在反苏修等口号下，以革命名义攻击当政的温和派并试图重回党权力核心的尝试，并在日后一两年达到高潮。虽然此后的未预期的社会重大破坏、运动失控与领导层的歧见，导致在1969年时毛泽东草草宣布文革结束，但史学界一般认为仅是降温措施，其极左路线并未有检讨改变。因而文化大革命期间大约可以分作三部分看：前两年发动的疯狂政治运动时期、1970年左右民间社会革命降温、内部斗争加剧的林毛分裂期，后期左倾当权派打击异议分子的反革命时期。各时期的的重要事件，包括：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破四旧、一月风暴、武斗、七二零事件、文攻武卫、革命委员会、上山下乡运动、中共九大、五七一工程纪要、九一三事件、中美建交（中华民国方面称为中美断交）、批林批孔运动、中共十大等，文革应正式结束于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以及10月6日中南海粉碎四人帮，主事的四人帮失势遭到逮捕，持续时间长达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果也显示出毛泽东低劣的治国能力。
官方对文革的错误定性为「由领导错误发动，并被有心集团利用的灾难」，部分切合事实、忽略与推卸责任、定性过度单一并禁止民间对文革的深入调查，使得文化大革命在中国作为一个话题仍然具有极大的争议性。由于文化大革命的遗毒因政治原因无法彻底清除甚至得到保留，所以至今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包括语言暴力都源于其影响。
注(2)1967年8月5日，《人民日报》正式全文发布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氏的这份大字报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等「某些领导同志」，提出中共中央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注(3)据中共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的数字显示：仅在毛泽东1966年发动的「文革」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1千2百余个家庭整个被毁。而专家根据中国县志记载的统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至少达773万人。除了被打死的人之外，文革开始时，中国出现了自杀高潮，许多知识分子如老舍、傅雷、翦伯赞、吴晗、储安平等都是在文革初期走上绝路的。名单太长，不能尽录。
注(4)中共高官宋任穷之女宋彬彬，获毛在天安门上接见，毛问其名字，对彬彬之名不满意道：“要武嘛。”宋彬彬遂改名宋要武，红卫兵心领神会，打人之风愈演愈烈，红色恐布席卷全国，为毛夺权立下汗马功劳。要武于此处泛指红卫兵。
注(5)那些紧跟毛作恶的人如王洪文丶张春桥、姚文元及各地造反派领袖无不在文革中飞黄腾达。
注(6)文革自66始至76年毛驾崩，前后延续十年之久。
注(7)文革时所有的歌曲都是赞颂毛泽东一人，连党都被晾在一边。文革期间，我多次在半夜被狼嚎鬼叫般的高音喇叭惊醒，都是先播放一曲颂毛歌曲，尔后播音员便会以高八度的嗓音宣读毛的“最新最高指示。”
文革爆发时，姐姐在北大上学，她很快就成了老佛爷(聂元梓)新北大公社的铁杆成员。我在附中念初中，两校相距不远，不用上课了，几乎天天往北大跑，帮着油印告什么什么书，帮着抄写一些反击对立面「井冈山」的大字报，周培源和牛辉林著实被我笔伐了若干次，倒也忙了一阵子，但没过多久便兴趣索然了。
文革前不久，我刚满十五岁，依照我们家乡的习俗，男孩子到了十五岁就算成年人，母亲买了部Canon135相机做礼物(姐姐在我之前有部海鸥120，不到半年就坏了，三天两头拿去修理)，我又到委托商店买了部旧基辅相机拆下镜头自制了部放大机，在家里冲晒相片，那几年拍摄了不下上千张相片，记录了不少文革中的场景，比雷锋叔叔还多些，出国时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只挑了百来张，凡是背景有太多大字报或是那些黑帮挨批斗的相片都没敢带出国，现在想起来觉得挺可惜的。
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在那几年里，我目睹了一些人被活活打死，看到一些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人自寻死路，挂在树上的，漂在水里的，都见过。光是我校打死的牛鬼蛇神就有好几个。一次在高中教学楼批斗一个「历史反革命」，批斗完押着他走到楼梯准备下楼，不知是谁踹了他一脚，从楼梯翻滚下去，一群人蜂拥而上，一直把他踢到楼下，已经只剩下半条命了。第一次看到一群人暴打一个“历史反革命”，真如水浒传中的李逵看到他娘被大虫吃了，「浑身的肉都跳」，我在那时确是如此，那应该是人在受到极度的惊吓和刺激所产生的生理反应。
我校的红卫兵把一群打得遍体鳞伤的「阶级敌人」关在教学楼的办公室里，窗户上横七竖八地钉上许多粗大的木条，从那附近走过，不分日夜都能听到哀嚎声，呻吟声，偶尔还有些不死心的人拼足力气在呼冤，从那里经过，便如在地狱边缘走一遭。
我校校长，后来贵为人大副委员长的彭佩云也被剪了个阴阳头，在挨批斗的队伍中作为领头羊，左手拎着个破脸盆，右手拿根木棍边敲边宣判自己死刑，我多次看到她拿着扫把打扫校园，一脸木然，她倒没去自杀，活下来了。
我没参加过抄家，也没打过人，不忍心，那些老师对我都极好，即使有些不认识的，也跟我无冤无仇，我到现在还是不明白那些同学如何下得如此狠手。北大附中最新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叫「红旗」，清一色干部子弟，气焰极嚣嚣张，抄家打人无所不为，属于海纠(海淀区纠察队)，海纠和西纠一样当时都是中央文革最凶残的党卫队打手，我校的彭小蒙和宫小吉就是其中最凶狠出名的，套用一句话「端的医得海淀小儿夜间不敢啼哭」。我是归侨学生，不红不黑，我还自称是革命华侨——万里迢迢回来参加革命，难道不是革命华侨？班上有十来个是红旗成员，在文革前我和他们的关系都很不错，经常和他们一起分享在友谊商店买回来的花生瓜子糖果和蛋糕，他们也跟我借过几回相机，连胶卷都是我白送的，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千古不易。另外有两员凶狠的女将，打人毫不手软，但是这两位应该是情窦初开，早就对我芳心暗许，我有几次无意中看见她们看着我发呆，连我的眼睛看着她们都浑然不觉，我的作文写得好，常被老师叫上去朗读，这两位女将以前也曾找我帮着修改她们的作文，所以没有人来难为我，只是态度冷淡了些。过了几个月，他们当中有些人的父母也被打倒，中央文革小组和江阿姨成了仇人，我们的关系又热络起来。我做过的惟一令我至今愧疚的事，就是在批斗班主仼吴老师的批斗会上念了一篇批判他的文章，我本可以不去参加那场批斗会，但是我不但参加了，还写了一篇文章当众羞辱他，实在是不可原谅，希望老师在天堂能看到这迟来的忏悔。
后来我校又成立了个「井冈山」，和「红旗」对着干，这个组织的成员家庭一般，知识份子和工人的孩子为主，我也被他们拉了进去，弄了个红袖章狐假虎威戴着去串联，串联回来后，过了两年逍遥的日子，什么天派地派，四三四四都与我无关。和几个臭味相投的同学混在一起，冬天去溜冰，夏天几乎每天都去颐和园划船游泳，晚上就打百分，拱猪，谁输了便得去附近的公社果园偷些时令鲜果回来共产共产，那时我们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把偷公家的东西视为理所当然，比现在那些贪官还要理直气壮，当然，要是偷私人的东西是要被人看不起的，这种观念不知是如何形成的，但那时确是普遍如此。
文革爆发不久与同学合影于北大西校门，没过几天毛又为北大题了「新北大」三个字，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如获至宝，制成牌匾，换下毛原题的「北京大学」，换牌匾那天我也在场看热闹，那块「新北大」也挂了很多年。不知道为什么，在网上竟然找不到一幅「新北大」的照片。
七律 百年咏史[48]红卫兵 (1)
懵懂狂童登贼船 (2) 东窗烛影赋新篇 (3)
上皇扯线操傀儡 (4) 功狗投锅赎罪愆 (5)
空掷青春书秽史 枉将桀日捧云天 (6)
拳民奉旨煎萁豆 ( 7) 釜底冤魂万万千
注(1)红卫兵，是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对部份特殊人群的一种称呼，其成员大部份是由大学及中学学生所组成。红卫兵指的不是国家军队，其组成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只是一种带有狂热政治思想的学生组织，其意识形态主要偏向中国共产党所信仰的共产主义思想。在文革期间对中国社会、政府和经济构成极严重的打击，一些传统历史文物、遗迹、名人的坟墓、和文献皆遭毁灭性的破坏。
红卫兵在领取毛泽东的旨意后，奔赴全国各地。他们忠心不贰，对毛泽东的崇拜
狂热到超乎宗教信仰的境界。毛泽东组织团队（后称四人帮）进行立体全面的行销整合，从整体推广策略到各类的宣传形式，如大字报、红色宣传画、具有宗教特色的忠字舞、日常生活语言中每句必有的宣誓口号等，利用各种传媒载体通过从政治、经济、哲学、文学、教育和文艺等多方面对民众进行思想渗透。在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前，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使得此次政治活动能在发动后极短的时间内达到高潮，并长久持续。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上，史学家往往将红卫兵分为广义与狭义的两种定义。广义的红卫兵泛指将自己系上红色袖标的各种民间团体，包括工人、农民、军事院校的学员和机关、文艺团体的从业者等，狭义的红卫兵则是指大学和中学里青年学生所自发组成学生团体。红卫兵是通称，每个学校里都有几支或十几支分别取不同名称的红卫兵组织，如「全无敌」战斗队、「丛中笑」战斗队等，名称多来自毛泽东诗词或当地当时的重大事件之日期。许多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因观点一致而联合，又称兵团。红卫兵的宗旨包括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和「资产阶级保皇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手段有大字报、大批斗、「破四旧、立四新」、「抄家」等，而「打砸抢」的行为时有发生。他们的造反行动冲垮了各级党政机关现成的运行体系，成为毛泽东进行文化大革命、达成其政治目标的工具之一。
红卫兵的典型着装是头戴绿军帽、身着绿军装、腰间束武装带、左臂佩红袖标，
手握红宝书(即毛语录，在中国文革等混乱时期，毛语录的”神圣”堪比宗教圣物)。
注(2)在人数上，中学生组成的红卫兵要比大学生红卫兵要多许多，年龄大致从十三、四岁到十七、八岁，因为少不更事，所以成为打、砸、抢的主力，各校被打致死的教师多在中学。
注(3)指秦桧陷害岳飞与宋太宗赵光义事。
注(4)红卫兵从表面看似乎是自发性的组织，实际上却离不开毛江的操纵和支持，待剪除刘的翼羽，毛泽东便说：“对红卫兵要进行再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了……”红卫兵是毛泽东产下怪胎，它一出世就无法无天，干尽坏事。那时毛泽东（还有林彪）拍手称快，极口夸奖了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使孩子们忘乎所以地大肆迫害“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只隔了一年多的时间，毛便变了调，何也，红卫兵已经失去利用价值，最大的走资派已经揪出和打倒。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此其时也！
注(5)文革中遭迫害惨死的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及一大批中共干部，在我看来都是罪有应得，中共的整肃运动不自文革始，在此之前的历次运动中他们都是帮凶，是这部绞肉机的组成部分，死在他们手下的冤魂数不胜数，当他们整人杀人时，难道没有想到有一天可能也会轮到自己？
注(6)林彪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可惜红卫兵小将们无班、马、李、杜之才，要不然，指不定毛还要被捧到多高。
注(7)红卫兵的愚昧、狂热和反文明的野蛮和义和团一般无二。
戴红袖章也就是文革刚开始时流行了几个月，去串联也普遍戴着表明身分，后来就没什么人戴了，改在左胸上别枚像章，这张照片应该是六七年初拍摄的，后来的像章越做越大，我曾收集了很多，有几枚只比饭碗略小。
七律 百年咏史[49]大串联 (1)
妖火升腾燎九州 奔波万里斗同仇 (2)
无知童子执牛耳 (3) 跋扈当权低狗头 (4)
翦翼逼宫劳小将 (5) 攀龙附凤半封侯 (6)
长安面圣人潮涌 (7) 游刃踌躇笑解刘 (8)
注(1)1966年,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 1966年9月5日的《通知》发表后，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迅速发展起来。
大约六七月间，全国已出现“串联”的师生。外地来京者大多是到首都北京取“文革造反经”和接受毛主席接见的师生，北京赴外地者大多是去各地煽风点火帮助“破四旧”的师生，有红卫兵、“红外围”和一般学生，以大中学生为止，也有个别小学生跟着哥哥姐姐走的。
毛泽东分别于1966年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6日8次接见了红卫兵，受接见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青年师生大约1300多万人。当时串联的师生乘坐交通工具和吃饭住宿全部免费，成为“文化大革命”很特殊的一道风景。
注(2)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国各地的学生南来北往，到外地交流“革命经验”或是游山玩水，很多人走了何止万里？
注(3)各校学生都进行了夺权行动，校领导靠边站的靠边站，挨斗的挨斗。
注(4)各校各单位的“第一把手”即最高领导绝大部分都被打倒，在批斗大会上低下他们的“狗头”(红卫兵语)，那时各处大字报大标语也有很多写着“砸烂XXX的狗头”。
注(5)毛先清理外围，孤立刘少奇的战略奏效，由中央文革小组有意地泄露刘的追随者的名单给红卫兵，让他们去造反夺权，杀那些“资产阶级司令部”爪牙的威风。
注(6)那些紧跟中央文革小组的造反派组织的领袖，着实风光过一些日子，如王洪文，甚至官拜共产党中央副主席。
注(7)毛在天安门前的长安街八次接见外地红卫兵，总数达1300多万。
注(8)那时刘大势已去，束手待毙。
早在文革前，毛已经对刘恨之入骨，但是刘羽翼已丰，如照党章召开中全会，毛恐怕会铩羽而归，讨不到任何便宜。但是毛确是个邪恶的天才，发动红卫兵先把刘的爪牙一一拔掉，并经中央文革示意红卫兵四处放火夺权，把刘架空，将刘的追随者搞臭，大串联就是在此背景下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我也和几个同学流窜了近半个中国，但却从不去看大字报，也从未去煽风点火，只是到处游山逛水，名胜古迹看个饱，那时虽然全国各地都是五湖四海到处流窜的小将，但大多数确是响应毛的号召四处砸狗头、揪黑手，名胜古迹的游人屈指可数。
在广州，我们惊喜地发现在茶楼饮早茶吃点心是先食用后由服务员数盘子算账，几个坏小子便大快朵颐，乘人不备把盘子塞进袴包里，每次用餐大概都只付出三分之一的钱，这种伎俩用了许多次，有些服务员可能也看穿了我们的把戏，却是睁只眼闭只眼，毕竟那时到外地打砸抢最凶的都是京城的小将，他们惹不起，况且生意也都是国营的，盈亏与他们无关，刘文学可不是那么好当的。
虽说挤臭哄哄的火车是免费的，住宿也由各城市的联络处安排，但下馆子总得花钱，我带的钱倒是挺充足的，但一些家庭环境一般的同学盘缠用尽又该如何？没关系，借！各院校都有一处办理小将借钱的地方，凭学生证最多可借20元，当然这债是要还的，参加工作后从工资里扣。当时各校领导都被夺了权，钢印都在小将手中，我们年级有一诡计多端的同学，另做了一本学生证，相片是真的，班级是假的，姓名是子虚乌有的，凭此利器他借了好几百元，着实发了笔横财，让许多智不及此的同学羡慕不已。
一伙人流窜到了南宁，几个不知死活的同学想去越南参加抗美援越的战斗，离边境还老远就被拦截下来，只在南宁买了顶越式塑胶凉帽打算回京狐假虎威，假装去过越南。串联后回趟老家看望姑妈和叔叔舅舅，在广州的长途汽车站买了一张开往揭阳的车票，被几个汕头的红卫兵盯上了，我买票时说的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那时还不会粤语)，怎么可能到揭阳这种鸟不下蛋之地串联？那里又没什么名胜古迹，也没有值得揪斗的走资派，况且我又是孤身一人，他们几个视我为逃亡的反革命或是黑五类，成包抄的架势走了过来，用别脚的普通话问我为什么要去揭阳？我用标准的揭阳话答覆他们：「我在北京上学，回家乡探亲犯了那条法？要不要一块去公安局？」这几位一听被吓住了，十几岁的潮州人能在北京居住上学的人，真如凤毛麟角，惹不起，便悻悻而去。
在家乡戴上越式凉帽，背着相机跑到县城里拍照，被一伙警惕性极高的民兵怀疑是美蒋特务，跟踪了一整天，我却懵然不知。第二天一个公社干部找上门来，委婉地劝我以后莫背着相机乱跑，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我才知道昨日让人紧张了一天。那些民兵也是不长眼，银幕上的特务都是獐头鼠目，猥琐不堪，有我这么帅的美蒋特务么？再说了，就算是特务也是越南特务，跟美蒋扯不上关系，由此倒也可见，朝阳区群众确有悠久的历史。
回到北京，这顶越式凉帽成了炙手可热的稀罕物，有几个同学都借去戴过，很是拉风，现在开辆法拉利上街应该都没这么NB，一次在朝外市场买黄瓜准备吃炸酱面时当配菜，听到身后有个女孩说：这个越南人长得真高！我转过头去问道：怎么啦，越南人就不许长得高？两个女孩吓了一大跳，真的是吓了一跳，身体都震了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