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只注意习近平二十大后,带着他的私人班底去朝拜延安,没注意他们竟然也去朝拜了林县红旗渠,这恰好印证了一个「治水社会」理论:自古中央集权与治水有关,从干旱的西北走出来的政治集团,因为缺水而渴望「集中力量办大事」,此乃「亚细亚」的精髓,天然抵触从地中海出来的个体精神。我年青时在河南当记者,曾派驻安阳地区,常去太行山麓的林县,熟悉红旗渠故事,撰写《屠龙年代》时也写进了这个在岩壁上人工斫河的大事功。 】

中国人今天开始追问五九至六〇年的「大饥荒」饿死多少人?也开始反思毛泽东的「大跃进」决策,包括「放卫星」、大食堂、反右倾、高征购等等。但是很少有人追问「江河治理狂热」的恶果。实际上,毛泽东以「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想像力「赶英超美」,乃是他最土最「封建」、也最「适合国情」的地方,其中尤以大兴水利事功最为「亚细亚」。

马克思概括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不过是他读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古代社会》时获得的一点灵感而已。他有一位同为犹太裔的德国晚辈卡尔.魏特夫(Karl.Wittfogel),极度发挥此说,提出整套「治水社会」理论,一度影响巨大,甚至被人认为超越了他的两位理论前辈马克思和韦伯。魏特夫将中国作为一个典范,纳入这个体系,九○年代在中国也曾引起争论。我在海外孤陋寡闻,偶然见到黄仁宇教授〈五百年无此奇遇〉一文介绍此说,他虽不敢恭维,但还是引「齐桓公葵丘会盟」、秦始皇「决通防川」,替魏氏补证,肯定「中国的中央集权确与防洪有关」。我则觉得若补上四九后的「江河治理狂热」,魏氏「治水社会」之说就有了更坚强的支撑。五○年代西方曾颇惊异毛泽东解决了中国四亿人的「吃饭问题」,这跟大修水库搞灌溉分不开,只是他们不晓得毛泽东搞过了火,一下子饿死三千六百万人(杨继绳数字)。

国内学界人士似乎不赞成「水利社会」这个概念。但是,如果仔细研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两个巨大的怪物,就会发现它们的端倪,都出现在「兴修水库」的运动中。香港历史学家冯客(Frank.Dikotter)考证:

「『大跃进』这个词,首次出现在1957年底兴修水库的群众运动中。……在1957年10月,约有三千万人被征募。到了一月份,中国有六分之一的人在挖地。当年年底,超过五亿八千万立方米的岩石和土壤搬了家。」

杨继绳考证「人民公社」的起源也发现:

「人民公社还不是自下而上的自觉行动,而是按中央的意愿,自上而下发动起来的。它起源于中央领导集团的共产主义情结,也起源于极权制度的需要。不过,它的兴起却借助了全民大办水利的契机。1957年冬到1958年春,在中央政府的号召和推动下,上千万到上亿的劳动大军,从南到北都在大搞农田水利建设。这种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要求在大面积的土地上统一规划,修建长达十几公里甚至更长的灌溉渠系。这种较大工程需要大量劳力和资金,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没有力量办这种事,只能通过调整农业合作社的规模甚至调整行政区划来解决问题。中央有些领导人就产生了改变农村基层结构的思想。毛泽东曾一再强调「大社的优势性」。

易兴大事功也易生大灾难,应是「治水社会」衍生的一个特征,未知魏特夫窥见及此。我倒是从美国生物学家贾德戴蒙着《崩溃》一书中,看到非常贴近的描述,他分析道:中国海岸线平直,无大型半岛,主要河流由西向东、平行排列,利于「大一统」,因此早在西元前221年,核心疆域的统一局面就压倒分裂,这也使得统治者可以在广大的疆域内,随意改弦更张,事情不是更好就是更糟,常常在须臾之间。

魏特夫死于1988年,我猜他生前若得知中国那条「红旗渠」,一定欣喜若狂,因为古今中外他也找不到这么完美的一个「治水社会」,且出现在二十世纪!前面提到,七五年我在豫北跑农村,跑得最勤的地方,是安阳(彰德府)西部最缺水的太行山区林县,「红旗渠」如一条青龙缠绕太行峭壁,乃是文革期间全中国最惊人的水利事功,非常难得而生动的一个「治水社会」标本。

林县地处晋、冀、豫三省交界处,山地面积占70%,所谓「七山二岭一分田」。这里的太行山余脉,皆自西向东倾斜,地质构造犹如漏斗,留不住水,几条过境河,才露出头就都流走了。明朝以来五百多年间,大旱104次,民众皆往山西逃难,吕梁山一带多有「林移村」。对付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自古松散、官府不达县以下的中国民间社会,自是无可奈何。黄仁宇认为,中国传统官僚制度(亚洲大陆主体的产物),管辖过于广阔而无效率,不能具体而微,后来「蒋介石及国民党因抗战而替新中国造成一种高层机构,毛泽东及中共因土改而造成一种新的底层机构」,这个理论在林县被印证得淋漓尽致。五四年派来的县委书记杨贵,受「大跃进」氛围激励,萌发从山西引水的「狂想」,并锁定漳水,即《西门豹治邺》中提到的「河伯娶妇」的那条千古闻名之河。

「红旗渠」开凿于文革时代,乃是可以跟山西大寨媲美的一个奇观,实际上超越大寨。周恩来曾不无自豪地告诉国际媒体:「新中国有两个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但是对这个奇迹,至今没有一个到位的解读。其实杨贵以旷古未有的「底层机构」制度(党),组织十万农民,一锤一铆地削平一千多个山头,打通两百多个隧洞,在太行山的岩壁上,开凿长达1500公里的「引漳入林」工程,与其说它跟玛雅金字塔和复活节岛石像一样让人叹为观止,倒不如说它奇迹般地在现代中国把「治水社会」重演一次。

从后世去观察,更可玩味的细节,是当初杨贵的决策,如何可能?其中的关键因素,正可以回答魏特夫一再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治水社会」常常由一个独揽重要决定大权的人领导? 「红旗渠」遇到的第一个障碍,是跨区域的限制。漳水源头在人家山西,引水需与山西省、晋东南地区、平顺县三级协商。杨贵知道,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与林县有点渊源:抗战时陶曾任太行五地委书记,地委办公室就在林县。这种「宗法关系」果然灵验,陶鲁笳就把漳水「批」给了杨贵;却也从此埋下悲剧的伏笔。第二,驱使民力,不靠强有力的权威行不行?红旗渠1960年初元宵节开工,正是豫南爆发惨烈的「信阳事件」(饿死一百万人)之际,而豫北太行山上十万民工炸山凿洞,每天只有六两粮食,形同苦役,据说民间向上反映杨贵「只顾高举红旗,不管群众死活」,亦令工程被质疑,几乎下马,因谭震林为他撑腰,才得以继续,又是一桩「宗法关系」。再有一层,这样的决策很盲目,如山势蜿蜒盘旋,落差只有10米多,平均坡降为八千分之一,一个河南省委书记对杨贵说:渠修成了水流不过来,咱们俩只有从这太行山上跳下去。

由此观之,「治水社会」首先要具备人治的制度前提,其次是短期、局部的利益考量。六〇年杨贵「引水狂想」前援大跃进精神,十年渠成已在文革高潮中,最得中央偏爱,谁敢与其争锋?毗邻之地也只能听其独享漳水。这种「霸权」不久便与文革一道告终。山西大修水库,冀豫两省也修水渠、灌区、水电站不计其数,一九九七年红旗渠首次断流。这种结局,叫林县人泪湿襟袖,他们在太行山的岩壁上,硬是从广州一直凿到哈尔滨啊,如今「红旗渠」早已半死不活,水枯渠干,成了只供观光客参访凭吊的「遗迹」;当年惊人的记录,也不再显示什么「人定胜天」气概,而是丈量了领导人劳民伤财的愚顽程度。

红旗渠是「政治决策」,所以才会干枯。戴蒙在《崩溃》中写道:中国淡水资源的人均拥有量,仅为世界人均拥有量的四分之一,而且南北悬殊,北方仅为南方的五分之一。尤其农业灌溉三分之二靠地下水,含水层正在慢慢枯竭。中国是世界上河流断流问题最严重的国家,至今河水仍在被不停地抽取,因此断流问题进一步恶化。例如从1972年到1997年这25年间,有二十年的时间黄河下游出现断流,而断流天数也从1988年的10天增加到1997年的230天,甚至在潮湿的南方,如果遇到干旱季节,长江和珠江也会断流,从而影响航行……。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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