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在甚么地方看过法国作家龚古尔(就是建立龚古尔文学奖的龚古尔兄弟之一)的几则日记, 编者说明道: 龚古尔日记有几大本, 一直没发表。作者遗言是两百年以后,等日记中提到的有关人物和他们的儿孙辈都不在人世了方可发表。因为日记中披露了许多文坛内幕作家隐私,不仅会影响当事人的形象,而且可能引起法律诉讼。

我读徐吁念人忆事的遗稿, 就想起这件事。其实这些遗稿与龚古尔涉及个人隐私的日记不可同日而语, 徐吁生前也大都在报刊发表过。但和一般的回忆文字不同,不但不尽是歌功颂德场面应酬之词,还往往有些令人吃一惊的细节。比如他写张道藩、老舍、姚雪垠、陆小曼等人的文字, 便与这些人物在我们眼中的过往形象大相径庭。

便是那些专为悼念写的文章, 也不同一般追悼文字, 比如《悼曹聚仁先生》、《悼唐君毅先生与他的文化运动》,文中不仅提到死者光辉之处, 也提到不那么光辉之处, 这好象有悖中国「为死者讳」的传统：人死了, 不管他生前怎么讨人嫌, 大抵是只说好话不说坏话的，何况名人。

所以徐吁这些回忆文章如实记了些他所闻所见之事，便令死者的亲朋友好侧目,悼唐之文当时还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文字风波。

这使我想起说真话的不易。

从小父母老师教导我们的,都是要说真话。可是长大以后, 随着我们世事人情的历练,渐渐地就往那反道上走了, 不仅不能实话实说，而且还得努力学习如何把假话说得象真话。

徐吁缺乏这种本领, 他在这方面不仅是失败者, 而且是张扬的失败者。即是说他不仅不想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 让自己人情世故方面的学问练达一点, 反而一意孤行,「虽千万人吾往矣」。

七十年代初他因《悼吉诤》一文与人发生笔战, 由此牵扯出一些台海文坛纠葛,帮派恩怨，被「围剿」，被漠视，被边缘化。他不思悔改，更变本加利在《悼曹聚仁》一文中把此种精神发扬光大,引起了左派不满。

他去世前两年, 本来有个大好机会让他修正自己错误,那就是老友唐君毅的去世。可他不仅没有加以利用,反而在唐门弟子一片歌功颂德声中,写出了那篇对唐氏思想言行颇有微词的悼唐之文,引起一片声讨。

所以徐吁的「左右不峰源」其来有自。以至左右两派的文学史都把他省略掉，原也是意料中事,是说真话要付出的代价。

不过, 我却喜欢读这样真性情的文章。

袁中郎在《叙陈正甫会心集》中说唯赤子最慬得人生之趣,「人生之至乐, 无逾于此时者。孟子所谓『不失赤子』, 老子所谓『能婴儿』, 盖指此也。」

说真话的文章真要有这么一种赤子之心才写得出来。尤其是在世俗尘埃中摸爬滚打了这多年, 写这种念人忆事文章, 要写出真性情大实话来, 殊为难得。

一是政治倾向难。左派右派, 写起文章来当然都带了倾向性。这在回忆文字中特别明显, 我们对鲁迅多年的误读,便与那些倾向性严重的回忆评论文章大有关系。就算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也难免因种种社会关系的牵扯失之偏颇。

徐吁则不同, 他左右不论，凡觉有话可说者，都写。章太炎、刘半农、鲁迅、胡适、张君励、张道藩、老舍、林语堂、姚雪垠、曹聚仁、唐君毅、钱钟书等等。他四十年代为《人世间》、六十年代为香港《明报月刊》、七十年代为台湾《传记文学》写这类文章, 都是一样的风格, 有甚么说甚么, 管他左右与东西。谈的都是个人实感。所以往往有惊人之笔。

比如写张君励, 直写他与张三次见面的印象,尤其是第三次, 他看到张在美国柏克莱一间设备简陋的小医院作手术, 感慨道:

「如果他去台湾, 他一定会得到政府的照顾, 可能会作一个甚么企业公司董事长, 有汽车洋房, 病了会在荣民医院的最好病房里休养; 如果他去北京, 自然也是天安门上的人物, 但是他都不去, 愿意在美国过清苦孤独冷清的生活。我们撇开政治的是非不说, 他的人格与修养, 则正是中国读书人所难得的、而现在早在消失的一种精神, 那就是『有所守』。」

这还不够, 最后再次点明:

「君励先生死后, 许多人为他盖棺论定的评语, 有的说他是国士, 有的说是他是政治家, 有的说他是哲学家, 学者, 他自己则认为是一个失败者。我觉得, 他在哪一方面都没有完成, 或者是对的, 因为他正是一个真正时代的牺牲者。或者, 他的最大的完成, 正是他的人格, 足为我们所谓知识分子表率的则是他的『有所守』的态度。」

这些话, 哪一派听了会高兴呢?

二是顾及人情世故难, 写人的文章难在不仅要照顾传主的感觉, 更要照顾他亲朋友好的感觉, 越是大人物, 他周围的人就越多, 结帮拉派的一大群, 于是得罪一个人, 影响一大片。后果很严重。

徐吁却不管, 不管此人在台上还是在台下, 也不管前后左右各路豪杰对此人的评价, 他只管自说自话。比如写还在台上、被许多人簇拥着的张道藩, 他不捧场倒也罢了, 却实写自己眼中张氏那官僚印象，以及那对老友邵徇美非常不够朋友的过节。

十多年后徐吁在台湾看到张道藩, 还不识时务地特意同他提到邵洵美在困境中写信请他还钱的事,暗示他对张处理那事的态度不满。张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地说:「邵徇美, 是的, 我们那时只把他当作小弟弟。」

徐吁不象李敖, 举一小小事例可以骂上洋洋一大篇, 他是高明小说家的风度, 只叙述不议论, 让事实说话。但正是这种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客观叙述更具杀伤力，怎不让人恨得牙痒痒。

他以同样的态度同样的风格, 写那时传闻已遇难的老舍、已故老友曹聚仁、一面之交的钱钟书、以及四十年代一度往来的姚雪垠, 写的都是自己看到的、他们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比如写曹聚仁热衷于号召大家回内地，自己却宁可与妻儿两地分居，最后孤独地死在澳门，徐就老实不客气地回绝曹的邀请：「我没有这份资格，也没有这个胆量。」并直言：「我觉得他这么作有点不顾别人死活。」

这类回忆文字与一般吹捧棒杀的回忆文字实在太不一样, 所以他写过也就写过，一直没结集出版。大概是连他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太那个」吧?

不过我对这些文字倒有些偏爱, 我觉得它们有小说家的机智，时有火花, 妙趣横生，是少数读过之后不能忘记、而且有余味的好文章。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