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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打入中统，并不需要很高明的伪装技术，因为双方的招募对象是非常相近的。在四一二清党和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短暂中间期，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资源一度远远超过蒋介石集团。在此期间，大批国民党人和外围人士接受了苏联情报组织的津贴。许多人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包括宋庆龄这样的要人。蒋介石的处境相当尴尬，因为在西方看来，他仍然是革命者的首领，必须为愈演愈烈的排外活动负责，同时合法政府仍然在北京，因此不能把关税盐税给他，在共产国际心目中，他已经是必须铲除、而且可以铲除的对象了。南京政府只有在收回关税自主权以后，才获得稳定的收入，在此之前一直像客军的草台班，依靠断断续续的捐助和勒索为生，无法、也不想阻止有能力寻找资助的人打野食，给领导减轻负担。国民党在建立政权以前就已经遭到严重的渗透，以后也很少认真整肃。在北洋系和日本人的眼中，南京政府始终是共产国际的白手套。蒋介石对共产党和苏联的暧昧和反覆态度酷似阿巴斯政府对哈马斯和伊朗，构成了以后中日谈判一再失败的重要原因。外务省明白：无论如何要求都没有用，因为蒋介石没有放弃容共路线的可能，赤化威胁是他手里的一张牌，就像一头随时可以放出来的狼狗。军部则越来越后悔没有在南京事件和济南事件当时就把国民党打回原形，重新降为地方政府。
国民政府在其存在的大多数时间内，都是双重间谍的培养基和乐园，在相当程度上不是因为愚蠢，而是因为默许。中统在其成立的初期，国民党人多还是共产党人多，一直是个疑问。军统雇佣了大批无薪或低薪江湖人，根据效绩原则领取报酬，不以多打几份工为怪。两者的财政和人事体制都是极不稳定的。相反，共产国际的网络纪律严明、待遇优厚、制度合理。即使最低级的交通员都有固定的房租津贴和娘姨费，死难者家属终身包养。即使抗战时期的大学生军官都没有这样的待遇，更不要说编外情报员。沈钧儒集团在上海活动时，每天的开支最多可达四千银元。1926年以后，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的经费预算已达每月六千元。1927年再增军费预算每月一万二千元。清党以后，共产国际又紧急补贴一万七千一百二十八美元。1928年给共产党中央的补助超过一百万银元，收买国民党高级干部的经费超过五千万银元，支付外围社会组织的经费尚不计入。苏联解体流出的档案只包括颠覆性拨款的一小部分，因为布尔什维克有秘密工作的习惯，拨款总是从多层次、多渠道同时运作，宁愿付出部分拨款流失或贪污的代价。某些流失的款项直到五十年代还在追查，李德离开中国以后也面临吞没拨款的调查。苏联通过法国、比利时资本市场运作的款项不比通过美国的拨款少，至今尚未查清，也许永远无法查清了。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的全年总收入不过八千万两白银而已。关税收回后，年收入才勉强增加到两亿元。1936年的财政形势是国民党在大陆期间最好的，也不过比1927年增加十五倍。这时，张闻天索取的苏联援助也相应增加到每月三百万元，大约相当于1927年的五百倍。准确的统计是不可能的，但大致的比例非常明白：国民政府始终与苏联共天下。苏联用在中国境内的颠覆性开支从未低于国民政府收入十分之一，最多时大概超过四分之一。此间接受共产国际的使命的名义国民党人绝不是只有李克农。中统和军统能够成立和运作，离不开共产国际和上海黑帮的地下资金流。上级对此只能睁一眼闭一眼，因为宋子文是没有能力养活他们的。
1931年，斯大林完成了横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联盟和布哈林-李可夫集团的斗争。国际路线随着党内斗争的波动，相应地改变了。二十年代初，斯大林联合党内右派和波拿巴主义的恐惧者，打倒了红军之父托洛茨基及其世界革命路线。因此，二十年代的国际路线强调统一战线。国民政府和北伐战争就是这条路线在远东的产物，附属于共产国际渗透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特洛伊木马战略。清党是社会民主党对布尔什维克的回击，首先在芬兰和瑞典发动，随后遍及中欧各国。弗雷德•艾尔博格记录了瑞典工人当时喜爱周末娱乐形式：手持酒瓶和棍棒边喝边走，然后将空酒瓶和棍棒一起砸在布尔什维克头上。当时的瑞典王国还没有现代化警察组织(二战以后就有了)，在皇家军队清场和教区组织抵制之间缺少中间环节，几乎无法抵抗外来渗透。社会民主党的反革命行动为王国解除了肘腋之患，构成了该党长期执政的重要资本。芬兰白卫军(其实主要是右派工人和老兵)对红区的布尔什维克逐户搜杀，高效和彻底的程度是尼古拉二世和克伦斯基做梦都不敢想的。苏联直到六十年代仍然耿耿于怀，坚决反对芬兰社会民主党，宁愿支持更右的农民党，因为后者手上至少没有沾满布尔什维克的鲜血。德国社会民主党镇压了国内的两次苏维埃暴动，成立了自己准军事组织国旗队，人数比国防军还要多，使幻想费厄泼赖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派(例如韦伯的民主党)敢怒而不敢言，最终却败在希特勒手下。英国工党在1926年大罢工当中发现了苏联特工的金库，制定了自己的清党黑名单制度。年轻的休•盖茨凯尔在这场斗争中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政治兴趣，发誓为英国工人阶级的传统精神(也就是反对欧洲马克思主义者和苏联布尔什维克的意思)斗争到底。他在英格兰北部煤矿工人当中积极推动揭发匪谍活动，积累了大量的惊险小说素材，后来通过他的前女友安妮•弗莱明传给了她丈夫伊恩•弗莱明，最后以007(詹姆斯•邦德)传奇的形式风靡全世界。
从苏联的角度看，蒋介石的清党并不十分出人意料。他们在团结和斗争社会民主党的过程中，早已习惯这样对待和被对待。用拜伦勋爵喜欢的术语讲：正如鳗鱼早已习惯被剥皮。在他们的认知图景中，国民党就是类似欧洲社民党的粉红色外围。正如斯大林所说：橘子吃完了，橘子皮就该扔了。关键在于谁先动手，谁更彻底。蒋介石虽然这一次下手够快，但仍然不够狠。一方面是因为他不如苏联有钱，建立不了严密的组织。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始终幻想利用苏联势力打台球，消灭英日帝国主义。在他看来，上海滩就是帝国主义的化身。他在这里度过了一生最潦倒的阶段，把个人的痛苦转化为民族主义的觉悟。后来他执意把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放在上海，跟这方面的考虑不会没有关系。更不用说，联苏抗日的基本战略就是这种认知图景的产物。什么是利益，什么不是利益，归根结蒂都是由认知图景决定的。同样的事物(例如治外法权)，在一种认知图景(例如大唐皇帝或爱德华三世陛下心目中)当中属于利益，在另一种认知图景(例如蒋介石或毕苏斯基心目中)当中就算吃亏。
无论如何，苏联外围地带的清党浪潮增加了斯大林的论据。他现在可以说：世界革命之所以陷入低潮，全怪党内右派的政策不对。他们在小资产阶级软弱分子身上撒了太多的钱，结果却被反咬一口，应该追究他们的责任。(这时，他还没有想到说他们都是帝国主义间谍。)其实这种政策主要是他自己为了反对世界革命而提出的，甚至季诺维也夫都嫌他胆小怕事，错过了1926年革命高潮的大好形势。如果当时当地有列宁式人物，肯定不会无所作为。问题在于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当时，也是主张无所作为的。他没能拖住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后腿，主要是因为自己地位太低。他的特长在于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的组织工作，等到好出风头的明星人物发现权力居然无声无息地集中到书记处这样的仆役机构，把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列宁本人的权力中心)、红军(托洛茨基的地盘)、共产国际(季诺维也夫的地盘)变成了傀儡，已经为时太晚了。他一上台，对外政策就变得极端谨慎和高度现实主义，使霍尔斯泰因男爵阁下都显得像天真和信任的典范。然而，《真理报》的读者是不会有太好的记忆力的。这种人如果晚至1931年还活着，又不能及时忘掉最高领袖去年一贯正确而不断辩证的新政策，恐怕只能想《大师和玛格丽特》的人物一样，主动要求被关进铁甲监狱，否则没法安心睡觉。莫斯科的政策变化从属于党内斗争，以欧洲左翼的内部斗争为参照系，但每一次的后果都顺便落在远东的国共两党头上，仅仅因为专门为边缘地区的次要人物制定特殊政策是不经济的。后者必须像盲人、左撇子和同性恋者一样，忍受这个不是为他们设计的世界。
斯大林的打击目标从党内左派转向党内右派，欧洲共产党的政策就由统战社民党转为打击社民党。每一次改变政策，执行原先政策的干部就会沦为清洗对象。这是苏维埃制度的必然，因为社会主义没有失业。资本主义的失业工人会挨饿，社会主义的失业工人就要进强制劳动营。资本主义的官员会下野，社会主义的官员就要沦为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名称不同、实质相同的消灭对象。在斯大林的认知图景中，日本-张作霖-蒋介石-中国共产党相当于英国-弗朗哥-共和派-西班牙共产党。反左时期，清洗对象是左倾盲动主义者。反右时期，清洗对象就要变成右倾机会主义者。苏联重新部署远东支部的结果就是：李克农从上海进驻赣南苏区，配合苏联系人马整肃地方系势力。政治保卫局的时代开始了。毛泽东和地方干部发现自己有必要解释：为什么招募了如此众多的国民党叛军和江湖好汉?这些异己分子难道不是革命失败的原因吗?毛泽东天真而徒劳地解释说：工农群众是没有战斗力和战斗愿望的观潮派，不断逃回家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国民党叛军是技术水平最高的宝贵资源，流氓无产者是不可多得的勇敢分子。何况党的兵运工作和匪运工作是周恩来开创和负责的项目，需要大量的金钱收买，不是打土豪的乡土红军和干部所能支持的，一向是国际和中央的禁脔，怎能怪到他们头上?这种申辩本身就证明了他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但他学得很快，几年后就知道怎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
政治保卫局的主要任务不是现代国家的情报工作，甚至不是白区的地下工作。这些事务部分由周恩来和刘少奇负责，部分由苏联驻法国远东殖民地、驻美洲、日本、东北和上海的工作人员负责。在苏联情报部门的地图上，华南和东南亚是一个国家，上海和美国是另一个国家，东北和冀(河北)察(哈尔)是第三个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核心工作是内部保卫和整肃，同时囊括了后来划归中纪委和反贪局的部分职能。李克农的正规化工作完成以前，苏区的内部斗争连绵不断，体现出强烈的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特征，同时干部和军人的扩张和跋扈已经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由于苏维埃政权将一切社会经济活动都收归自己所有，干部队伍又没有退出机制，因此即使残酷的相互杀戮都无法阻止人数的膨胀，最后在张闻天时代竟然达到了总人口的八分之一。干部私吞打土豪得到的浮财，卷逃公营贸易机构的活动资金，留下了连续不断的可悲纪录，许多亏空至今没有查明。军人抢夺民女，广置外室，一切账目归公报销，在国共双方的纪录中都得到了印证。群众大会和男女平等变成了促使年轻女子走出家门、抛头露面的机会，大胆高呼口号的美女往往当场就被主持军民联欢的将领带走，然后以宣传干事之类的名义金屋藏娇。张国焘回忆说：他的将领大多愿意承认风流，因为这不是无法挽回的政治错误。陈诚颇为羡慕红军泽及娘姨的公款报销制度，其实他更有理由羡慕各国共产党大联盟包养家属和孤儿的跨国体制，这种制度有效地维持了组织成员的忠心，虽然也给背叛者带来了杀全家的危险。国军在大陆期间从来没有建立像样的抚恤制度，甚至像样的登记纪录都没有。
李克农在斯大林主义的规范化贡献甚大。没有他的政治保卫局，普遍的腐化和滥权肯定会更加严重。当然，政治迫害和诬陷捏造是必不可少的。在契卡面前讨论真相和公正，本身就是一件极其可笑的事情，因为两者都是根据政策需要制造出来的，而政策始终在不断摇摆。他的部门在长征前夜坑杀了大批隔离审查的干部，主要是因为没有时间查清楚了，但无论如何不能冒让了解秘密的内部人叛变的危险。长征期间，他的部门忙于捕杀生病和掉队的红军战士。因为从理论上讲，赶不上队伍就是思想问题。实际上也是因为害怕内部人暴露内幕，死亡是唯一的退党方式。没有这样残酷的纪律，许多成员源于捆送的红军很可能在难以控制的行军途中迅速瓦解。湘江之战造成了指挥和监视系统的暂时紊乱，就导致了红军人数减半的结局。其中许多人陆续出现在国民政府赣南特区的救济款名单上，证明湘军其实没有多强的杀伤力，这些人只是做出了毛泽东一向预言他们会做的事情：跑回老家去找老婆孩子热炕头了。即使在胜局已定的1948年，解放军仍然一再留下超过百分之五十的逃兵纪录。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组织成坚强的革命队伍，李克农及其战友显然功不可没。虽然政治保卫局都是双手沾满鲜血的人马，但后来的有些报道把屠杀抢劫富人或损害一般平民群众的暴政归咎于他们，大多数都是道听途说的产物，没有弄清斯大林主义的部门分工。政治保卫局极少针对没有政治背景或政治利用价值的人，大多数受害者都是干部和红军，少数是白区的政治人物。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没有持续多久，国际形势再度剧变。希特勒把中欧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消灭得干干净净，使斯大林意识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好像还不是最大的威胁。他果断地跳回到统一战线的政策上，号召全世界激进共和派、社会民主派和共产党人联合起来。法国和西班牙的人民阵线就是这样产生的。由于国民党在远东占据了社会民主党的生态位，人民阵线就以苏联-国民党抗日联盟的形式出现了，宣判了广田外交的死刑。后者的意义是：国民党在清除内部匪谍以后，建立中日反苏反共同盟。从此以后，蒋介石已经注定逃不了捷克总统贝奈斯和西班牙总理内格林的下场。统战代替反右在共产党内的后果，就是毁了张闻天，救了毛泽东。今后红军的主要任务不再是反对国民党，而是争取国民党共同抗日;正如西班牙共产党要争取激进党和社会党，共同反对弗朗哥将军。李克农作为秘密工作的负责人，一向善于紧跟形势。他和叶剑英都在这个恰到好处的时刻改变了立场，无愧毛泽东“大事不糊涂”的评价。1936年，李克农参加了红军和东北军的谈判。他在此期间的主要工作不是讨价还价，而是在东北军内部建立外围组织，其中包括著名的应德田小组。该小组策划刺杀了张学良留在西安的代理人王以哲，从而摧毁了东北军上层要挟蒋介石释放张学良的最后机会。随着该小组的重要成员，包括扣押蒋介石的要员孙铭九，陆续投奔日本，他的地下组织进一步延伸到皇协军系统。但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和扩大主要归功于周恩来和张克侠，没有迹象说明跟他有关。他恢复对外情报工作的职权，还要等到抗战全面展开以后。
抗战统一战线恢复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李克农先后在南京、上海、桂林的八路军办事处任职。这些机构的主要工作是在国民政府内部安插间谍，在以后的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不过他不是擅长交际的人物，在这方面的成就远不如周恩来。无论如何，抗战是统战工作的大丰收时代。国民党的经济困难放大了卢布的作用，很少有高级将领和重要知识分子能够拒绝苏联的宝贵资助。蒋介石政权就像漂浮在卢布海洋上的一块浮冰，朝不保夕的面貌已经无法掩饰。除了宋美龄和汪兆铭夫妇以外，很难找到完全没有匪谍嫌疑的领袖。整个国民党都像苏联的外围组织，而且发挥的作用往往比共产党更大。宋子文和孙科的团队是进步团体的重要庇护所，发挥的特洛伊木马作用甚至超过了西南联大和沙坪坝。滇桂粤军依靠香港和安南路线的苏联供给为时已久，胡志明的组织主要是他们资助建立的，跟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反倒要晚得多。编外组织晋察冀边区是在卫立煌的保护下建立的。汪陈改组派在法国的组织同样列在苏联资助的进步团体名单上。茅盾依靠苏联赠送的特供保健品和疗养机会，在左派知识分子的交际圈内到处炫耀。闻一多刻印的收入不足以维生，由西安事变时期的反共分子变成了“最听党的话”典型。这个名单可以无限延伸下去，相反的未沾染名单却很难列出。
1947年，李克农返回红区，恢复了更加得心应手的内保专业。
从1947年到1953年，共产党方面的人事部署有连续性。朝鲜停战后，大部分负责人员才以鸟尽弓藏的方式重新安置。这些现象说明在他们心目中，远东战场是连续的整体，辽沈战役和朝鲜战争属于同一战役不同阶段，撇开这一点是不可能理解朝鲜战争的。周恩来和李克农这对搭档主持了朝鲜和越南的停战谈判，似乎有意重演针对国民党的胜利经验，但他们在华人社会以外明显失去了良好感觉。苏联人把他们描写成笨手笨脚的人，只能依靠苏联情报机构有保留供给的情报，对于这两位秘密活动专家，无疑是莫大的侮辱。苏联情报专家自豪地夸耀技术手段，李克农则强调人脉培养的重要性。问题在于华人圈的社会资本在汉语世界以外失去了作用，而他无法摆脱这种依赖性。
三年后，李在中央调查部任内去世。他的工作方式并没有随他死去，在很大程度上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