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满洲省委史（送审稿）》第299页说“从1931年底开始，中共满洲省委及其下属组织积极开展了创建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工作……被满洲省委派到南满的杨靖宇、杨林，派到东满的童长荣，派到北满的赵尚志，派到吉东的李延禄等共产党员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结合实际情况，通过努力，在南满、东满、北满、吉东等地创建了十余支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
《中共满洲省委史（送审稿）》没有说出这些干部是什么时间派出的，都创建了那些游击队。我这里问一问“派到吉东的李延禄”是哪个党组织派出的？什么时间被派到吉东的？什么时间创建了“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
书写历史一定要靠真实的历史资料，一定要下考证的功夫，一定要有逻辑思维能力。不能听风就是雨，凭着一些人后来的口述不加考证，不加分析的写史，如此不出错才怪呢！
李延禄是吉东局批准入党的，这是有历史文件的，他自己也说是吉东局批准入党的，吉东局是1933年5月成立的。那么说1933年5月前李延禄掌握的部队还不能说是“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在这个历史文件中将东北抗日武装分了以下几个类型：
“满洲反日游击运动，在上海工人及十九路军士兵所实行的英勇的民族革命的防守推动之下而一天天的更带群众性质。现在各游击队的数目约有三十万人，这些队伍因其社会成分政治领导及影响的不同而带着各种不同的色彩。现在主要的可分为以下几种∶（一）纯由旧吉林军部队所组织者，其领导属于张学良部下的各将领（马占山、李杜、丁超、苏炳文、朱霁青等），他们服从国民党的指挥而依靠着地主资产阶级和富农，这一些人，在另一帝国主义（美国）影响下，同时在广大民众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及其自己的军队中兵士和一大部分军官反日情绪威胁之下，而且为着自己剥削者的利益，才实行抗日的战争，然而，他们却绝对仇视工农的各种带群众性质的革命运动。他们枪杀革命的工人农民士兵学生，解除反日义勇军的武装，压迫劳动者，他们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在适宜的条件下和必要的时候，能够叛变和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而且现在已经阻碍着满洲真正群众游击运动的发展了。他们的战斗力较低，及其失败（马占山、李杜、苏炳文）和投降（几乎完全没有激烈的战争，而把阵地让给日军），主要的是由他们仇视劳动者的政策产生出来的。
苏、李、马等的失败，绝对不是表明满洲反帝国主义游击运动没有希望或是低落，这只是又一次的表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及其代表国民党以及一切军阀将军在反帝斗争中的无能，这只是又一次的证明.我们说的∶只有广大民众武装起来，才能战胜帝国主义这话的正确，这只能使工农兵士贫民及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军官们相信，他们应该违反国民党张学良及一切军阀而自己来保护中国。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同时也必须反对他们，因为他们是帝国主义最狡猾的奸细。在这些军阀失败和投降之下，有更大的可能在满洲热河中国北部及全中国吸收成千成万的工农和一切真诚反帝分子，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继续进攻中国北部而参加反日反一切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二）第二种游击队伍，如王德林这一部队，不是大部的旧吉林军，而大部分是农民小资产阶级，甚至是工人的反日义勇军，国民党的影响较小，有一时期在某种程度内，曾经允许我们党反帝国主义及革命煽动的自由。这些队伍的领导者企图各和民族的和社会的武断宣传而能依靠在农民小资产阶级身上。最近在上级和下级军官间，在政治方面看出了内部分化过程的开始，这支队伍的命运，是首先要看他对工农的政策如何。（三）第三种游击队，是各种农民的游击队（大刀会、红枪会、自卫团），其中有工人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参加，其成分多数是农民，因为他们政治的成熟不够，及军事技术的弱点，一部分（现在仍然是大多数）还在地主富农及旧吉林军官的影响和指挥之下，而不能使自己的运动走上真正革命的轨道。而且有时候简直被反动的领袖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了。一部分是在革命分子的影响和领导之下，他们对于本阶级弟兄的态度极好，然而还未能找着正确的彻底的革命的方法和道路。（四）第四种游击队，赤色游击队，这是我们党领导下的工人农民革命兵士及其他革命分子的队伍的，它执行我们党对满洲问题的纲领中彻底反帝的要求。它是一切游击队伍中最先进最革命最大战斗力的队伍。这队伍在自己进一步的开展中，有可能动员千百万群众在自己的周围。而不仅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不仅与满洲政府，而且与国民党政府作胜利的斗争，但是可惜我们的组织及影响过于薄弱，所以虽然党、苏维埃、赤色游击队的本身的政治影响不断增加（比如许多的游击队不断的找我们的领导），然而赤色游击队，直到现在不但还不是满洲整个反日游击运动的领导者和左右一切的力量，而且未成为这运动的基本力量。”
显然李延禄所领导的救国游击军属于第二种类型，他不属于“我们党领导下的工人农民革命兵士及其他革命分子的队伍的……”。
1944年12月周保中、李兆麟在给有关方面写的一封信中对救国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的编成和李延禄个人问题的信中说：
“关于救国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的编成和李延禄个人问题，实情是这样：王德林、孔宪荣、吴义成、姚振山（老三营）在延吉起义抗日，李延禄并没有起什么重要作用，那时候的政治主导者和救国军的参谋长是盖文华（国民党活动分子，后来在吉林被日寇捕杀），前方司令部的参谋长是胡泽民（党同志一九三三年攻东宁战死）。李延禄当时在王德林司令部当参谋官，他当时是跟着国民党改组派走的，他对于共产党“同情”，但没有什么帮助共产党的地方。一九三二年冬，在吉东党组织里讨论接收李延禄入党问题发生严重争论，救国军党组织里的同志都认为李延禄是投机分子，反对接收他入党，但是吉东省委分局通过了他入党。他就在那时候当了救国军的后方总司令部的参谋长三个月。那时，周保中担任前方总司令部参谋长，全部救国军的事，是由孔宪荣、吴义成、周保中来决定的。一九三三年李延禄受吴义成和周保中的委任为救国军游击司令，那时候地方党和军队都集中力量来计划发展游击军，但是李延禄对党的决定“阳奉阴违”，把军队带到密山而遭了失败。在那里李延禄只有一些不可靠的山林队，名义上服从李延禄，而李延禄用打骂工人、农民份子和驱逐出队的手段，来换取土匪、流氓分子的拥护。中共密山地方党把党所领导的密山游击队交给李延禄补充给基干力量，一九三四年根据这个基础才建立的第四军。第四军是中共党直接领导各军中之最软弱的一个军，李延禄一九三六年五月便离开了东北，以后与东北抗日联军没有任何关系。在东北人民解放斗争中李延禄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忠诚和英勇行为，李延禄自一九三三年、三四年他利用东北抗日军的保义，利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组织关系在上海、南京、广州、天津，做了不少的官场活动，收受不少的钱财，以至他一九三六年最后离开东北，对于东北游击运动没有好处而有坏影响，在东北斗争中的同志都把李延禄当着逃兵看待。当然，一九三六年以后，也许李延禄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抗日英雄伟绩，那我们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们也不敢乱说。”
这封信中明确说“一九三二年冬，在吉东党组织里讨论接收李延禄入党问题发生严重争论，救国军党组织里的同志都认为李延禄是投机分子，反对接收他入党，但是吉东省委分局通过了他入党”，“一九三三年李延禄受吴义成和周保中的委任为救国军游击司令，那时候地方党和军队都集中力量来计划发展游击军，但是李延禄对党的决定‘阳奉阴违’，把军队带到密山而遭了失败”。
这支部队当时的名字叫“救国游击军”。这一切说明1933年5月前，李延禄还不是党员。下面，我披露一份《中共绥宁代表团关于组织状况及开展农村工作方法致省委的报告（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一日）》中对李延禄部队的描述：
“已经和我们有关系的队伍吴义成、李延禄的队伍，现在还保持着关系。吴已到安图，详情不知，李的队伍在宁安方面口头上是听共产党领导，然而实际上最多也不过是一个‘好胡子’。他们不肯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和发动他们的斗争。我们有三个同志在里面完全做他的尾巴。虽然他们做了和发展了队伍的人数，然而与革命的游击队相差太远，最明显的是他们的群众组织都没有，三四个月发展一个党员。”（《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8，第468——469页）
这一段引文印证了周保中、李兆麟的说法，说明李延禄是1933年5月以后吉东局批准入党，那么《中共满洲省委史（送审稿）》说“派到吉东的李延禄等共产党员”的说法就是错误的，也说明那时李延禄掌握的的部队根本就不是“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既然不是“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那么此前的1932年3月就不可能有什么党所领导“补充团”。
《中共满洲省委史（送审稿）》一书如此表述是很不严谨的，建议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慎重对待这个问题，认认真真地学一学当时的历史文件，不要把历史搞乱了。
2023年8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