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谶”《推背图》的中共军队将领名单 (一)
(中共军队将领及各级军官参考读物)
作者：宋 征 时
A List of Chinese Generals Involved in a Prophecy (I)
(Author : Zheng-Shi SONG)
关键词
古代预言，《推背图》，“谶释”，中共军队将领，解放军，武警，中央委员，
中央候补委员，中纪委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张又侠，习近平，毛泽东，斯大林,
转型模式，“养、套、杀”，共军将领参考读物
目录
第一部分 名单及简释
第二部分 背景及根源
第三部分 对策与出路
第一部分 名单及简释
自2022年10月中共召开二十大之后，多有传闻称：身为中共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的习近平十分迷信对各种古代预言的“谶释”[谶义诠释或谶语解读]，其中特别看重其身边的释谶师对《推背图》所作的谶语解读(即“谶释”)。
《推背图》第四十六象颂曰：“有一军人身带弓，自言我是白头翁。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帝宫。”
此处的“带弓”(涉“有一军人身带弓”句)被“谶释”为同时“带箭”，因为“弓”、“箭”互配，相辅相成。“弓箭”为古代远程打击兵器，而现代远程打击兵器首推“火箭”，最后附会到以远程打击为主要作战任务及手段的军兵种实体“火箭军”。据身边释谶师对《推背图》的“谶释”及出于其他原因，习近平在2023年开始全面整肃火箭军，以防这些“军人”“带弓”携“(火)箭”而发动兵变。时至今日，火箭军顶层及高层将校落马人数早已超过半百，说“一锅端”也不为过。
对火箭军及其将领的这类“谶疑”[因谶释而见疑涉嫌]，其范围还扩大至其他军兵种及其将领。军内外、海内外盛传的若干“涉谶”[涉及《推背图》之谶释]传闻包括：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上将，因其姓“张”字“带弓”(涉“有一军人身带弓”句)以及其他原因而使习近平有“政变”之忧，因而2022年中共二十大后开始逼张退位。刘源、刘亚洲、刘晓江三位上将，其姓“刘”(正体字即繁体字)字带“金”、带“刃(刂)”，据“谶释”则疑涉“金剑”暗“伏”(涉“东边门里伏金剑”句)，外加忌惮三人的能量，因而在中共十九大之前，习近平就已决定“三刘不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若按这般标准，解放军很多将领显然都会因“涉谶”而见疑，打入“另册”。习近平甚或早已据此开出一份长长的“涉谶《推背图》的将领名单”，以备“干部考评”、甄别、内控等实际操作之用。
* * *
鉴于解放军是一支中共掌控的党军或曰“党卫军”，因此本文首先选取进入过中共“党中央”的军队将领，即那些担任过中共第20届、第19届或第18届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包括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包括军委副主席)的解放军将领(另加武警部队将领)。随后，从中辨析、遴选出姓名中有字“涉谶”《推背图》者，并尽可能依照习近平以往所体现的思维特点来编成以下这份“涉谶名单”，以供解放军及武警部队诸位将领在党内起纷争、军中酿变局的政治生态下，作一点安全参考之用。
“涉谶”《推背图》的将领名单说明：
* 每一位“涉谶”将领的情况，均按下列顺序介绍：
一，姓名(或另附去世讯息；如为女性则特给予注明)；
二，军衔(“入选党中央”时军衔)；
三，军队职务(“入选党中央”时职务，或另附此后转任、去职、落马等讯息)；
四，党内职务(“入选党中央”时职务)；
五，入选“涉谶名单”之或然原因(姓名中的“涉谶”字以及字数，或另加“涉谶”原
因推测——“故曰”)
** 将领姓名中“涉谶”字简释：
“侠”字为“勇士”(涉“勇士后门入帝宫”句)
“兵”字为“士兵”或“军人”(涉“有一军人身带弓”句)
“军”字为“军队”，或为“军人”(参见《水浒传》第十回《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老军[犹言“老军人”、“老兵”]拿了钥匙，引着林冲分付道[……]”。涉“有一军人身带弓”句)
“辉”、“晖”等字带“军”，或涉“军队”及“军人”(涉“有一军人身带弓”句)
“张”、“强”等字“带弓”(涉“有一军人身带弓”句)
“剑”字即“剑”及“金剑”(涉“东边门里伏金剑”句)
“刚”、“利”等字带“刃(刂)”，或涉“剑”及“金剑”(涉“东边门里伏金剑”句)
“刘”(正体字即繁体字)字带“金”、带“刃(刂)”，或涉“金剑”(涉“东边门里伏金剑”句)
“锋”字为“刃”或涉“剑”，另带“金(釒)”或涉“金剑”(涉“东边门里伏金剑”句)
“钢”、“铭”、“钟”、“银”等字带“金(釒)”，或涉“金剑”(涉“东边门里伏金剑”句)
“金”字或涉“金剑”(涉“东边门里伏金剑”句)
“鑫”字或涉“(三柄)金剑”(涉“东边门里伏金剑”句)
“东”字或为“东边”或“东门”(涉“东边门里伏金剑”句)
“陈”字带“东”，或涉“东边”或“东门”(涉“东边门里伏金剑”句)
“言”字或涉“自言”及“自称”(涉“自言我是白头翁”句)
“白”字或涉“白头翁”(涉“自言我是白头翁”句)
*** “涉谶”将领名单及简释：
张又侠，陆军上将，中央军委副主席，20届政治局委员
姓名中“涉谶”2字：“张”字“带弓”；“侠”字为“勇士”
故曰：“军人”姓“张”字“带弓”，序龄最高堪称“翁”。“侠”乃“勇士”曾亮“剑”，“又”缘何故“入帝宫”？
何卫东，陆军上将，中央军委副主席，20届政治局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东”字或为“东边”或“东门”
故曰：统兵“东边”傲群雄，“东”指台澎谋丰功。“入”得“宫”“门”悉伪绩，反躬自问“何为(wéi)东？”
刘振立，陆军上将，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20届中央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刘”字带“金”、带“刃(刂)”，或涉“金剑”
故曰：姓“刘”当为持“金剑”，“振”而“立”起“剑”不“伏”。震与华清曾为盟，张、刘续篇知会否？
张升民，火箭军上将，中央军委委员、军纪委书记，20届中央委员、中纪委副书记
姓名中“涉谶”1字：“张”字“带弓”
故曰：姓“张”“带弓”惹疑心，欲“升”岂想“民”变“君”？安分守己是本分，从军莫从火箭军。
董军，海军上将，海军司令员(2023年12月转任国防部长)，20届中央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军”字为“军队”，或为“军人”
故曰：董事应入董事会，董军当进军委会。诚知“军委”职难就，为何“国委”亦告吹？名有“军”字即“军人”，“带弓”、“伏剑”皆可能。朕观七军众将领，难觅一人是忠臣。
许学强，空军上将，国防大学校长(2022年10月转任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20届中央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强”字“带弓”
故曰：装备“带弓”名带“强”，腾空凌霄掠殿梁。欲“学”枭“强”且自“许”，“帝宫”焉能不提防？
王强，空军上将，北部战区司令员(至2024年8月)，20届中央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强”字“带弓”
故曰：“挽弓当挽强”，称霸当称“王”。“霸王硬上弓”，“强”欲当“霸王”！
李桥铭，陆军上将，陆军司令员，20届中央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铭”字带“金(釒)”，或涉“金剑”
故曰：“卸磨杀驴”姓非“驴”，“过河拆桥”名有“桥”。“金剑”、虎符两招忌，朔北陈兵忧“陈桥”。
黄铭，陆军上将，陆军参谋长(2023年1月转任中部战区司令员，2024年8月转任北部战区司令员)，20届中央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铭”字带“金(釒)”，或涉“金剑”
故曰：身带“金剑”赴北疆，孰“援”孰“抗”两迷茫。入关伴疑“清君侧”，出关则忌“通异邦”。
刘青松，海军上将，北部战区政委(2023年6月转任东部战区政委)，20届中央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刘”字带“金”、带“刃(刂)”，或涉“金剑”
张红兵，武警上将，武警部队政委，20届中央委员
姓名中“涉谶”2字：“张”字“带弓”；“兵”字为“士兵”或“军人”
杨学军，陆军上将，军事科学院院长，20届中央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军”字为“军队”，或为“军人”
何宏军，陆军上将，军委政治工作部常务副主任，20届中央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军”字为“军队”，或为“军人”
刘发庆，陆军中将，军委国防动员部部长，20届中央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刘”字带“金”、带“刃(刂)”，或涉“金剑”
张林，陆军中将，军委后勤保障部部长，20届中央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张”字“带弓”
钟绍军，陆军中将，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兼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至2024年3月?)，20届中央委员
姓名中“涉谶”2字：“钟”字带“金(釒)”，或涉“金剑”；“军”字为“军队”，或为“军人”
陈国强，空军中将，军委纪委副书记(2024年9月转任国防科技大学政委)，20届中纪委常委
姓名中“涉谶”2字：“陈”字带“东”，或涉“东边”或“东门”；“强”字“带弓”
刘训言，海军中将，海军纪委书记，20届中纪委委员
姓名中“涉谶”2字：“刘”字带“金”、带“刃(刂)”，或涉“金剑”；“言”字或涉“自言”及“自称”
张曙光，陆军中将，陆军纪委书记，20届中纪委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张”字“带弓”
陈剑飞，武警中将，武警部队副政委(2023年12月转任武警部队纪委书记)，20届中纪委委员
姓名中“涉谶”2字：“陈”字带“东”，或涉“东边”或“东门”；“剑”字即“剑”及“金剑”
李军，火箭军中将，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成员，20届中纪委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军”字为“军队”，或为“军人”
程东方，海军少将，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2023年9月任职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2024年12月转任海军副政委)，20届中纪委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东”字或为“东边”或“东门”
张天宝，陆军少将，国防大学政治工作部主任，20届中纪委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张”字“带弓”
韩宪锋，空军少将，空军研究院政委，20届中纪委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锋”字为“刃”或涉“剑”，另带“金(釒)”或涉“金剑”
张爱华，陆军少将，军委国防动员部政治工作局主任，20届中纪委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张”字“带弓”
刘军，少将(?)，军委装备发展部政治工作局主任，20届中纪委委员
姓名中“涉谶”2字：“刘”字带“金”、带“刃(刂)”，或涉“金剑”；“军”字为“军队”，或为“军人”
陈宏敏，专业技术中将(?)，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成员、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主任，20届中央候补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陈”字带“东”，或涉“东边”或“东门”
孙金明，火箭军中将，火箭军参谋长(落马)，20届中央候补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金”字或涉“金剑”
张凤中，火箭军少将，火箭军第66基地政委(2023年4月转任火箭军政治工作部主任)(落马?)，20届中央候补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张”字“带弓”
孙向东，空军少将，空军空降兵军军长，20届中央候补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东”字或为“东边”或“东门”
周志鑫，陆军少将，原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程大学(现军事航天部队航天工程大学)校长，20届中央候补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鑫”字或涉“(三柄)金剑”
* * *
沈金龙，海军上将，前海军司令员(退役)，19届中央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金”字或涉“金剑”
刘雷，陆军上将，前陆军政委(退役)，19届中央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刘”字带“金”、带“刃(刂)”，或涉“金剑”
刘粤军，陆军上将，前东部战区司令员(退役)，19届中央委员
姓名中“涉谶”2字：“刘”字带“金”、带“刃(刂)”，或涉“金剑”；“军”字为“军队”，或为“军人”
黎火辉，陆军中将，陆军副司令员(落马 ?)，19届中央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辉”字带“军”，或涉“军队”及“军人”
陈学斌，海军中将，前海军副政委兼纪委书记(2018年8月转任空军副政委)，19届中纪委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陈”字带“东”，或涉“东边”或“东门”
白吕，陆军中将，前南部战区副政委兼南部战区陆军政委(2020年12月转任军事科学院政委)(落马?)，19届中纪委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白”字或涉“白头翁”
吴志铭，陆军中将，军事科学院副政委，19届中纪委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铭”字带“金(釒)”，或涉“金剑”
刘德伟，空军中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副主任，19届中纪委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刘”字带“金”、带“刃(刂)”，或涉“金剑”
刘建，陆军中将，前北部战区副政委兼政治工作部主任(退役)，19届中纪委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刘”字带“金”、带“刃(刂)”，或涉“金剑”
蒋洪军，少将，前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2019年1月至2021年4月任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检察长)，19届中纪委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军”字为“军队”，或为“军人”
刘文军，少将(?)，前国防科技大学副政委兼纪委书记，19届中纪委委员
姓名中“涉谶”2字：“刘”字带“金”、带“刃(刂)”，或涉“金剑”；“军”字为“军队”，或为“军人”
魏钢，海军中将，前东部战区海军司令员(退役)，19届中央候补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钢”字带“金(釒)”，或涉“金剑”
张振中，火箭军中将，前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前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成员(落马)，19届中央候补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张”字“带弓”
邓小刚，专业技术少将，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流体力学专家，19届中央候补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刚”字带“刃(刂)”，或涉“剑”及“金剑”
* * *
张阳(已故)，上将，前中央军委委员、前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2017年8月落马，同年11月23日突然身亡)，18届中央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张”字“带弓”
故曰：见疑勇为不辞嫌，“张”“弓”蓄势待令箭。却悔答对半岛策，反须殒命祭江山。
房峰辉，上将，前中央军委委员、前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2017年8月落马)，18届中央委员
姓名中“涉谶”2字：“锋”字为“刃”或涉“剑”，另带“金(釒)”或涉“金剑”；“辉”字带“军”，或涉“军队”及“军人”
故曰：“唯一”、“彻底”、“无条件”，“三性”表忠皆徒劳。受命会晤邓福德，获罪“萨德”入半岛。剑落“峰”巅“辉”忽黯，空怀谋略及兵韬。将军诧叹“莫须有”，古版悲剧演今朝。
吴胜利，海军上将，前中央军委委员、前海军司令员(退役)，18届中央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利”字带“刃(刂)”，或涉“剑”及“金剑”
故曰：“帝”欲制海舰返港，军种撤尽中军帐。“利”于避祸唯谨慎，卸甲莫入白虎堂。
刘源，上将，原总后勤部政委(退役)，18届中央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刘”字带“金”、带“刃(刂)”，或涉“金剑”
故曰：少历浩劫壮老成，每祈赤县免陆沉。忧心欲焚发“赘言”，党性如蛇缚精魂。寻根问“源”解怅语：弃官便做“避骂翁”。
刘亚洲，空军上将，前国防大学政委(2017年2月提前退役)(2021年落马)，18届中央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刘”字带“刃(刂)”(为“锋”)、带“金”，或涉“金剑”
故曰：城府不似学府深，献出经纶遭陷沦。文溢才调笔“锋”露，武载韬策可谏诤。沧桑先见明喻世，胸胆开张吐平生！
刘晓江，海军上将，前海军政委(退役)，18届中央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刘”字带“金”、带“刃(刂)”，或涉“金剑”
张海阳，上将，原第二炮兵政委(退役)，18届中央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张”字“带弓”
张仕波，上将，前国防大学校长(退役)，18届中央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张”字“带弓”
刘成军，空军上将，前军事科学院院长(退役)，18届中央委员
姓名中“涉谶”2字：“刘”字带“金”、带“刃(刂)”，或涉“金剑”；“军”字为“军队”，或为“军人”
刘福连，上将，原战略支援部队政委(退役)，18届中央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刘”字带“金”、带“刃(刂)”，或涉“金剑”
杜金才，上将，原总政治部副主任、前军纪委书记(落马?)，18届中央委员、中纪委副书记
姓名中“涉谶”1字：“金”字或涉“金剑”
杨金山，中将，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落马)，18届中央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金”字或涉“金剑”
刘长银，中将，原广州军区副政委(免职退役)，18届中纪委委员
姓名中“涉谶”2字：“刘”字带“金”、带“刃(刂)”，或涉“金剑”；“银”字带“金(釒)”，或涉“金剑”
刘生杰，中将，原总后勤部副政委兼纪委书记(撤职落马)，18届中纪委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刘”字带“金”、带“刃(刂)”，或涉“金剑”
刘滨，少将，原总政治部纪律检查部部长、前军纪委副书记，18届中纪委常委
姓名中“涉谶”1字：“刘”字带“金”、带“刃(刂)”，或涉“金剑”
刘胜，中将，原总装备部副部长(退役)，18届中央候补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刘”字带“金”、带“刃(刂)”，或涉“金剑”
张建平，空军中将，前空军副司令员(退役)，18届中央候补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张”字“带弓”
秦银河，中将，原总后勤部副部长(退役)，18届中央候补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银”等字带“金(釒)”，或涉“金剑”
张瑞清，武警中将，前武警部队副政委(退役)，18届中央候补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张”字“带弓”
杨晖，中将，原总参谋部情报部部长、原南京军区参谋长(2016年1月转任东部战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2018年8月落马)，18届中央候补委员
姓名中“涉谶”1字：“晖”字带“军”，或涉“军队”及“军人”
* * *
据以上名单，“涉谶”将领已达64人。在此三届“党中央”成员之外，“涉谶”将领还有多少呢？中共军队“涉谶”将领的总人数又该是多少呢？
若以上文所列的“释谶”标准，对第20届“党中央”军人成员作一统计，可以得到如下结果：
中共第20届中央军委委员中有6名解放军将领，其中“涉谶”将领4名(张又侠、何卫东、刘振立、张升民)，占比达66.6 %；
中共第20届中纪委委员中有21名解放军及武警将领，其中“涉谶”将领11名，占比达52.3 %；
中共第20届中央委员(包括政治局委员)中有44名解放军及武警将领，其中“涉谶”将领16名，占比达36.3 %；
中共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中有23名解放军及武警将领，其中“涉谶”解放军将领5名，占比达21.7 %。
即便据以上所列各项结果中最低占比21.7 %计，甚至以该占比的一半计，该届“党中央”里解放军及武警“涉谶”将领也已经超过了10 %。如此高比例的将军群体在“干部考评”、忠诚度甄别、政治内控等方面，都可能程度不同地遭受“谶疑”或置疑。这种“谶疑”或置疑，无论是对该“涉谶”群体而言、或对该群体中每一位“涉谶”将领而言、还是对该群体所属的军队而言，无疑都是灾难性的。
2025年2月 (February 2025)
(未完待续)
作者介绍
宋征时，男，1954年10月出生，1982年获中国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士学位，1999年获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历史与文明》专业博士学位。2005年发表法文学术专著《Jardins classiques français et chinois》(中文译名:《中法［两国］古典园林比较》)。发表过学术论文十余篇，政论类文章数十篇。
1984年至1988年任上海《青年报》编辑兼记者。1993年起任法国矿业-电信学院(下辖的)商业学院语言与人文科学系教师。除同时担任其他课程教学外，2019年起在该校开设并担任人文学科课程《中共军队的军事思想》教学，直至2024年1月。2024年1月16日起退休。
退休前工作电邮 zheng-shi.song@imt-bs.eu 和 zheng-shi.song@telecom-em.eu 已于2024年1月下旬由商业学院关闭停用。
“涉谶”《推背图》的中共军队将领名单 (二)
(中共军队将领及各级军官参考读物)
作者：宋 征 时
A List of Chinese Generals Involved in a Prophecy (II)
(Author : Zheng-Shi SONG)
关键词
古代预言，《推背图》，“谶释”，中共军队将领，解放军，武警，中央委员，
中央候补委员，中纪委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张又侠，习近平，毛泽东，斯大林,
转型模式，“养、套、杀”，共军将领参考读物
目录
第一部分 名单及简释
第二部分 背景及根源
第三部分 对策与出路
(接上文)
第二部分 背景及根源
因“‘涉谶’《推背图》”而见疑涉嫌，无疑是中共军队将领当前面临的最大威胁。当将领们面对这一威胁而寻求对策时，就不得不进而分析、探讨这一威胁及其危害的背景及根源，因而也就不得不追溯历史。而如果我们追溯历史，就会发现一系列“党的历史错误”，就会明白对中共军队将领的最大威胁和最大危害究竟来自何方。
在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前(或至少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对中共军队将领的最大威胁来自莫斯科、来自共产国际的指令、来自斯大林“肃反”运动酝酿期(及前期)的影响，简言之，来自中共“党中央”国外的上级领导。
1930年代，斯大林为了消灭异己，在苏共党内进行了残酷的大清洗，并宣称这是“为党的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大清洗的一些口号也杀气腾腾，诸如“彻底肃清反革命分子”、“肃清一切帝国主义间谍”、“[无产阶级革命的]红色恐怖万岁”，等等。受大清洗波及，苏联红军5个元帅3个被杀，师级以上军官被处决率超过80 %。
受命于共产国际相关的指示信，且受到苏共十六大精神的影响，中共党内、中国红军各部队内、中共各根据地即所谓“苏区”内都搞过“肃反”、“抓AB团”、“清除托[洛茨基]派”等运动。
夏曦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湘鄂西(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后，先后四次在当地搞“肃反”。其中1932年8月第二次“肃反”对党员进行大清洗后，杀得红3军干部和地方干部中只剩下了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等几名党员。党员人数一度竟降至个位数。
张国焘被中共中央任命为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后，大搞“肃反”并多次大开杀戒。据徐向前(1955年授衔元帅)所述，仅1931年9月至11月期间，该苏区红军官兵就被滥杀了十分之一，达2500人以上。1933年秋，徐向前之妻、王树声(1955年授衔大将)之妹等又一批人屈死于“肃反”的屠刀之下。
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也大搞“抓AB团”的“肃反”运动，其极端做法遭到红军官兵抵制，终于在1930年12月12日导致红20军174团在江西富田发起兵变，随后脱离上级指挥、自行对敌作战，此即“富田事变”。1931年4月，新上任的“中央苏区”中央分局代理书记毛泽东诱骗红20军兵变部队领导人以及不涉兵变的部分军领导前来谈判，趁机将他们全部逮捕并处决。事件至此本已趋落幕，但三个月后的7月，毛泽东又以开会为由，诱骗红20军全军听命调动，随后予以包围、迫其缴械。该军从(新任)军长、(新任)军政委至排长、副排长共700多名干部惨遭屠杀，全军干部仅2人逃脱。全军士兵被杀得死伤惨重，大部分人最终下落不明。红20军番号随即撤销。
[1980年，经萧克(1955年授衔上将)等原红军将领呼吁，在中共中央掌门领导人胡耀邦主持下，重新调查富田事变。1988年，根据中共国家主席杨尚昆的批示，再度开始曾于1987年中断的调查。1989年初，调查组写出报告，提出应该对富田事变作全面平反。不久北京“六四天安门事件”爆发，此报告之事遂不见下文。]
中共“党的最高领导”及各苏区领导在国外上级指使下，主持残杀自己的军队干部，比之其敌人更为心狠手辣。红军高级将领龚楚，1934年6月一度代理刘伯承(1955年授衔元帅)出任过红军总参谋长，其后于1935年5月离队出走，投奔国民政府。据龚楚回忆录所述可知，他叛逃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共产党整自己人整得实在太凶狠了。
对上述源自国外上级的“党的历史错误”，对这些使军队干部惨遭屠戮、军队蒙受惨重损失的惨痛历史教训，解放军及武警部队的将领们千万不要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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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后的毛泽东时代(或至少在1966年至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文革”期间)，对中共军队将领的最大威胁来自北京，来自毛泽东所倡导、支持的名为“造反有理”、实则“无法无天”的种种暴行，来自毛泽东本人的“最高指示”，来自“[中共党内]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令，简言之，来自中共国内的上级领导。更具体地说，就是来自由毛泽东及其“无产阶级司令部”(主体即“中央文革小组”)独断乾纲、凌驾于政治局之上的所谓“中央领导”。
在毛泽东发明并挂名、后由张春桥主持执笔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毛泽东于1966年发动“文革”，给中国带来“十年浩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利用群众运动来“运动群众”，指使红卫兵及其他群众组织通过抓人、开批斗会、刑讯逼供等手段，对从政治局到各地基层的广大干部实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很多军队干部也身受其害。“无产阶级司令部”还号召、煽动、诱使各地红卫兵等群众组织大搞打砸抢，造成停课停产、交通中断等诸多乱象。群众组织之间争权夺利引发的武斗(江青美其名曰“文攻武卫”)，也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破坏，武斗双方甚至动用枪炮互相开火……这些乱象都伴之以一系列冠冕堂皇的政治口号：“反修[正主义]防修[正主义]”、“确保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炮打[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天下大乱，形势大好”、“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等等。
毛泽东还曾下令军队直接介入地方“文革”运动，支持“左派”(即所谓“支左”)。有些地区，省军区和野战军分别以“支左”为名、各自支持当地群众组织的不同派系。与此同时，地方上群众组织或派系之间的武斗不断升级，各派为获取武斗所需的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而不择手段——占据兵工厂、拦截军用列车、抢劫部队军械库，为此与部队武装对峙甚至触发交火事件。有的部队以“支左”名义暗中提供武器装备、私下派人充当地方派系武斗的战地顾问。火炮、坦克等重型兵器从兵工厂直抵火线参战，使得武斗规模及惨烈程度有如内战……
毛泽东在1967年授意林彪、江青提出“警惕带枪的刘[少奇]、邓[小平]路线”，“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等口号。军内外造反派闻风而动，揪[元]帅、斗将[军]、殴校官、打[军校]教官就此成为时尚。北京多个总部机关、各地省军区的大部分机关、北京及各地一大批军事院校、军事科研单位、军工企业等等，都多次遭到冲击，形成“文革”中“革命造反”、冲击军队秩序的又一轮“新高潮”。
“文革”期间，毛泽东直接害死了解放军十大元帅(1955年授衔)中的朱德(于1976年)、彭德怀(于1974年)、林彪(于1971年)、贺龙(于1969年)，间接害死了陈毅(于1972年)，指使人多次批斗徐向前，还打压过刘伯承、聂荣臻，排挤过叶剑英。
“文革”期间，解放军十员大将(1955年授衔)中，遭受批斗、侮辱、殴打、残害者计有黄克诚、谭政、罗瑞卿、萧劲光、王树声、许光达等。罗瑞卿遭受迫害至腿脚致残、无法行走，红卫兵仍硬把他放在一个大箩筐里，抬到会场上去继续批斗。许光达被无端认定是贺龙搞所谓“二月兵变”的“总参谋长”，连续几年遭受“[陆、海、空]三军造反派”的批斗、关押、审讯、上刑，最终去世时近乎被活活打死。徐海东大将身患重病仍饱受冲击，最后被停医断药甚至断供氧气而含冤病死。
“文革”期间，解放军有大批将校被迫害致死，军队家属子女中遭株连者难以计数。
对上述源自国内上级的“党的历史错误”，对这些使军队干部惨遭迫害甚至家破人亡、军队蒙受巨大损失的惨痛历史教训，解放军及武警部队的将领们千万不要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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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后不久，中央军委班子就当时突出的民主集中制问题，下发《民主集中制手册》给解放军全体官兵，人手一册。这是前进了一小步，但也是“从○到一”的关键一步。当前军队正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关头，中央军委班子应当尽快再进一步：就上述“党的历史错误”(以及党的其他相关错误)下发《我党我军历史教训手册》之类读物给所有部队、单位及全体官兵。
要讲“党的历史错误”，就会牵涉到中共中央2013年9号文件。这个标题为《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的文件提出了“七不讲”：不准讲普世价值，不准讲新闻自由，不准讲公民社会，不准讲公民权利，不准讲党的历史错误，不准讲权贵资产阶级，不准讲司法独立。
别的暂且不提，“党的历史错误”凭什么“不准讲”？为了解放军及武警的每一支部队都不会重蹈红20军全军惨遭杀戮之覆辙，为了每一位中央军委成员、军兵种主官、战区主官、集团军主官以及全军所有将领都不会像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等人那样死于非命，为了每一位将校及其家属子女都不会遭受徐向前、王树声等将帅家人被处死的惨剧，全军将士应该断然冲破“9号文件”所设置的禁区。即便是“党卫军”军人，也有人权！纵然是“党的人”，也不能任由“党的最高领导”随意宰割、肆意屠戮！军队各级领导应该带头宣讲“党的历史错误”，并且发动大家都来讲，做到官喻兵晓、将喻士晓。中央军委班子更应当顺应历史潮流，鼓励、表彰那些宣讲“党的历史错误”的先进典型，以避免新的历史错误，从而在军队历史上开个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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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2012年十八大上台执掌中共最高权力之后，自上而下推出过所谓“反腐败”运动，喊出过所谓“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等口号，提出过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军委主席负责制”、“准备内战”等提法。对于中共军队将领及党政官员来说，这些东西也同样属于来自中共国内的上级领导。其性质与斯大林、毛泽东下达、倡导、推行过的东西一样，无非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话术，政治路线宣示，党内斗争的政策、策略及其潜规则之类的“共产党文化”(即“党文化”)常规套路。
然而，为了变中共一党专政的“党天下”为习氏一家世袭的“家天下”，习近平在2017年中共召开十九大之前就已开始从国外引进“非标准共产党文化”(或可称“准党文化”)的若干元素，那就是朝鲜金家王朝的“承继秘要”之类。习近平可能还借鉴了确保金家这个“白头山家族”世袭的法宝——“统军驭将”秘术。习本人不太了解朝鲜文化，金氏家族也不可能全套提供祖传秘术。因此，引进秘术之部分内容的，应该是中共高层“知朝派”中极个别人士。很可能正是在这些人隐密参与及操弄之下，习近平的朝鲜半岛政策可能于2016年“萨德危机”之初开始悄然转向，并于十九大前夕的2017年7月悄然进入定型阶段。某种程度上，房峰辉、张阳等一批将领正是习的“半岛策”于2017年9月突然宣告转变的牺牲品。
总而言之，自中共十九大前后起，对中共军队将领的最大威胁之一来自平壤、来自朝鲜金家王朝的“承继秘要”、来自“白头山家族”的“统军驭将”秘术，简而言之，来自中共“党中央”国外的平级或同级领导。
对变“党天下”一党专政为“家天下”一家世袭的历史性倒退，对上述源自国外平级或同级的“准党文化”或非传统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新元素”，对这些使军队干部惨遭迫害、军队蒙受大幅损失的倒退行径，解放军及武警部队的将领们一定要坚决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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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从中共十九大之后的2018年起，习近平又开始着意借用纯属非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来源的一些元素，简言之，取自国内的民间文化及中国古代文化的若干元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推背图》。
作为古代预言和华夏文化遗产，《推背图》固然有着其特定的预言价值。但习近平以此推定潜在的党内敌手，借此判定党内斗争的格局，据此想定斗争的具体部署和实施方案，则无疑属于“无知的滥用”。
习近平对《推背图》未必有足够的理解，甚至未必有足够的了解，但却要把它生吞活剥、急功近利地用于党内斗争的生杀予夺，并以此定夺“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孙子兵法》语)，因而很可能导致滥抓滥捕的做法进一步泛滥成灾。仅以上列名单计，三届“党中央”内“涉谶”《推背图》的将领已经达64人。如果把这些人分别判罪、惩处、软禁、审查、内控、边控、降职降级、限制晋升、限令提前退休等等，是否就能让习近平放心了呢？仅以上列名单计，在第20届“党中央”44位军人成员中的16名“涉谶”者里，就有公认的“习家军”将领董军、钟绍军、陈国强等数人。如果面向全军推而计算之，“涉谶”的“习家军”将领又该有多少呢？
我们不妨以上文的“释谶”标准和方式，对“党中央”成员之外的将领试释一例：
陈登铝，陆军少将，中央警卫局政委
(其工作职责：负责主持习近平等七名政治局常委的安全警卫)
姓名中“涉谶”2字：“陈”字带“东”，或涉“东边”或“东门”；“铝”字带“金(釒)”，或涉“金剑”
故曰：“东边门里伏金剑”，“金剑”“铝”铸轻欲腾。“铝”剑腾飞指何处？直指“帝”位把基“登”。
陈登铝出生于习近平长期工作的福建，出身于习近平最信任的驻福建部队原南京军区第31集团军(现东部战区第73集团军)，对陈所作的考查结果也令习相当满意和放心，所以陈登铝[和中央警卫局局长周洪许少将]受命负责主持习近平等七名政治局常委即“党中央最核心成员”或“正国级领导人”的安全警卫工作。因此，陈登铝应该也属于“习家军”将领。如若习近平一旦怀疑最接近自己的身边工作人员，并依据上述“释谶”标准行事(而“释谶”结果又如此令“帝”不寒而栗)，那么，陈将军因“涉谶”见疑而打入“另册”的可能性还真的不能排除，甚或不可低估。
好像从1992年刘华清、张震“入主”中共第14届中央军委的时代起，刘姓、张姓就一直是解放军高层将领中比例较高的“大姓”。例如第20届中央军委“当选”七人中就有“大姓”将领张又侠、刘振立、张升民三人。如若习近平心存芥蒂并依据上文所列“释谶”标准行事，那么，“‘大姓’不得进军委”是否将会成为一条内控军委成员候选人资格的潜规则呢？
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定于一尊”后，却反而更加觉得：安全不绝对，绝对不安全。近年来，他在不少文类语体的行文中禁用“翠”字，据说该字的形体结构容易带来“习卒、习卒”的联想。他上台以来，曾经两度取消中国传统节日中的“除夕”(农历十二月三十日，即“大年三十”)，因为“除夕”与“除习”谐音。他还一直就《推背图》而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终日猜忌，直到开始频频抓人。长此以往，连“习家军”将领都难以幸免，其他派系的将领哪里还会有活路呢？
[解放军及武警将领们不妨再设想一下来自《推背图》以外、但也有可能被习近平采信的种种荒诞“谶释”：现任信息支援部队司令员毕毅中将，有一天或许会被宣布为“变色龙”、“两面人”；其原因居然是“毕毅”与“避役”同音，而“避役”与“变色龙”两者都是动物名称，且前者正是后者的别名，反之亦然。或许有一天，已经退役的前中央军委委员兼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上将突然遭到软禁，起因是有传言称“李作成要当李自成”，并称两者姓名仅一字之差，而且从语音上看，“自”(zì)与“作”(zuò)两字同声母、同声调，仅韵母有别。那么，传言中“要当”两字又作何解呢？如果是“想要当”，则其人“大逆不道”；如果是“将要当”，则其势“迫在眉睫”。怪不得2024年急着要把李自成雕像从北京市搬走……]
种种“谶释”、处处“谶疑”，搞得全军将领人人自危。某将军出生在四千多万中国人(约占当时中国人口的6.5 %)死于“大饥荒”的1959年至1961年间。他出生时正逢全村开始断粮，母亲吃糠咽菜都难得半饱，所以没有奶水。他也跟着挨饿，整天哭。成年后参军入伍又立功提干，在部队一干几十年，届龄以将级军官资职退役，现在部队干休所度晚年。但谁知不到两年，所里就已有三名离退休将校被纪委人员带走，其中一名或遭“谶疑”。其他将校都不知纪委哪天找上自己，全所上下人心忐忑，可谓“熬日如年”。笔者愿为将军做个生平总结；一生顺利两头惨——出生时嗷嗷待哺，晚年时熬熬待捕。
据2024年10月一份中纪委、军纪委联合通报，有一批现役军官已经“熬熬待捕”到极度紧张，他们日夜佩枪、子弹上膛，随时准备拒捕反抗。2024年8月，中部战区负责后勤的1名上校开枪拒捕，打死2名纪委人员。9月，南部战区管理装备的1名大校开枪拒捕，击毙4名纪委人员。虽然不知上述事件是否与“涉谶”有关，但“谶释”造成的恐怖氛围及其危害与后果已经显现。看来，离出现少将或少将以上级别者开枪拒捕事件或许也已为期不远。
[斯大林“肃反”大清洗期间，苏联红军元帅叶戈罗夫(1935年苏军首次授衔的五位元帅之一)开枪拒捕，与内务部特工激烈交火。或许正是这位元帅，打响了共产党国家历史上军队将帅拼死对抗“党的最高领导”的第一枪。]
前面叙述过的一系列“党的历史错误”告诉我们：对共产党国家的军队将领构成最大威胁及最致命危害的根源，就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是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就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是“党指挥枪”的政治纪律。这四个祸根乱源，同样也是引发上述“将不聊生”、“军心叵测”等诸多乱象之肇因所在。
解放军一大批将帅在“文革”期间遭受毛泽东残酷迫害而致死的历史事实，可以为之作证。苏联红军将帅在“肃反”时期被斯大林大批大批处决的历史事实，可以为之作证。朝鲜人民军将帅动辄得咎、被家族世袭的“最高领袖”用各种离奇酷刑残忍处死的诸多案例，可以为之作证。而在习近平治下，尤其是2023年以来解放军及武警将领的落马潮，各军兵种、各领导部门、各建制单位的出事潮，同样可以为之作证。
2025年2月 (February 2025)
(未完待续)
作者介绍
宋征时，男，1954年10月出生，1982年获中国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士学位，1999年获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历史与文明》专业博士学位。2005年发表法文学术专著《Jardins classiques français et chinois》(中文译名:《中法［两国］古典园林比较》)。发表过学术论文十余篇，政论类文章数十篇。
1984年至1988年任上海《青年报》编辑兼记者。1993年起任法国矿业-电信学院(下辖的)商业学院语言与人文科学系教师。除同时担任其他课程教学外，2019年起在该校开设并担任人文学科课程《中共军队的军事思想》教学，直至2024年1月。2024年1月16日起退休。
退休前工作电邮 zheng-shi.song@imt-bs.eu 和 zheng-shi.song@telecom-em.eu 已于2024年1月下旬由商业学院关闭停用。
“涉谶”《推背图》的中共军队将领名单 (三)
(中共军队将领及各级军官参考读物)
作者：宋 征 时
A List of Chinese Generals Involved in a Prophecy (III)
(Author : Zheng-Shi SONG)
关键词
古代预言，《推背图》，“谶释”，中共军队将领，解放军，武警，中央委员，
中央候补委员，中纪委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张又侠，习近平，毛泽东，斯大林,
转型模式，“养、套、杀”，共军将领参考读物
目录
第一部分 名单及简释
第二部分 背景及根源
第三部分 对策与出路
(接上文)
第三部分 对策与出路
2024年7月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以来，海外媒体一直谨慎地报道着该全会上出现分歧的各种迹象，以及军委主席习近平和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分别为首的两个派系之间的互相对立。中共媒体虽然对此不予直接报道，但也间接地、且不断地为此提供了大量旁证。“习派”和“张派”对立的格局，经过半年左右的发展演变，事实上已经得到国际媒体界的证实和确认。
习、张两派的对立格局令人联想到斯大林和托洛茨基。1924年列宁去世，接班人问题立即成为苏共党内高层面临的最大问题。担任苏联红军总司令的托洛茨基和担任苏共政治局总书记的斯大林之间开始角逐接班人之位。有些中文媒体受众及读者比较熟悉1956年“选出”的中共第8届政治局常委及其“座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1958年，林彪增补为政治局常委，位列第六；邓小平的座次退居第七] 如果说，毛泽东的座次对应于列宁在苏共政治局内的排位，那么，托洛茨基、斯大林当时的政治局排位分别近似于中共政治局内朱德、邓小平的上列座次。
与精于阴谋诡计、擅长玩弄手腕的斯大林相，托洛茨基思想较为开明，能力出众，政治局内排位靠前，受列宁和党内、军内其他人认可程度较高，而且军权在握，竞争优势明显。但托洛茨基不希望这一竞争影响所谓“党内团结”，而且完全不想(并非“不想完全”)依靠手中的军方力量，结果只能在党内斗争中败于斯大林，被迫流亡海外，于1940年被斯大林派人暗杀于墨西哥。
张又侠某些方面与托洛茨基相似：思想相对开明，注重实际，能力出众，在军内认可程度明显较高，在党内认可程度也较高，而且军权基本在握。但习近平作为中共一号党魁，在政治局、军委内排位最靠前，优势明显大于当年的斯大林，何况中国共产党体制往往更有利于最具人性之恶的领导人胜出。张又侠如果不想学叶剑英，就只能以林彪、彭德怀、托洛茨基、张国焘等人的结局而告终。
如果一味考虑“维护党的形象”，把不触动“党的最高领导人”的策略绝对化，那么一旦风云突变、形势急转直下，就会给张又侠等军头、将领带来灭顶之灾。其实，让最高领导人下台，不仅谈不上什么“有损党的形象”，而且还是中共党史上的常态。如果不计掌握过最高实际权力者如瞿秋白、李立三、邓小平等，中共历史上担任过最高职位的领导人计有陈独秀、向忠发、王明、博古、张闻天、毛泽东、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以及习近平]。这些人中，张闻天因落选而正常下台；胡锦涛因任期届满而正常下台；江泽民任期届满交出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两职，但却在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上又据位两年，或可算“准正常”下台。除此三人之外，其他人则属“非正常下台”或“准非正常下台”：向忠发叛变，毛泽东病逝，占大多数的其余人如陈独秀、王明、博古、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等则或多或少是被“赶下台”的。
在不遵守游戏规则、靠阴谋诡计决胜负而且没有任何底线的中共党内，如果想完全依靠组织程序行事并且久拖不决，则往往不利于人性尚存者。1935年6月，红军“长征”的两个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时，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是兵强马壮、八万多人枪的精锐之师，而毛泽东带来的红一方面军则是人困马乏、不足三万人枪的疲惫之师。双方力量对比一目了然。但两军会师之后，很多双边问题拖而未决，给擅长阴谋诡计的毛泽东提供了不少机会窗口，使双方力量对比逐渐发生变化，张国焘的优势也被拖成了劣势。一如托洛茨基逃离苏联，张国焘最后也只能于1938年仓惶逃离中共的陕甘宁边区。
若迷信党内组织程序且久拖不决，张又侠也有可能优势渐失而败于习近平。届时，在二十届三中全会上表态支持过张又侠的将领们会遭到大规模逮捕，如同2023年的火箭军将领。全会期间切实执行张又侠为首的军委临时班子命令而认真执勤的中央警卫局某部，也很可能会像1930年有过“富田事变”一事的红20军那样——干部全部处死，士兵们生死不明。
《孙子兵法》认为：兵贵胜，不贵久。至少在战术、战役层面如此。李贽《孙子参同》对此深以为然：“宁速毋久，宁拙毋巧；但能速胜，虽拙可也。”只要对1976年“粉碎‘四人帮’”这一历史事件稍加了解便可得知：叶剑英诚可谓深谙此道者也。
如果久拖不决，非要走二十届四中全会这个过场、非要走二十一大那个程序，不仅有可能会给“张派”将领们带来巨大祸害，甚至有可能诱发战争。比如，一旦“习派”通过“统战”等手段加紧炮制出了真假莫辨的所谓“统一台湾的有利时机”，“习统帅”随即挟“党中央”之名义命令解放军进攻台湾，并指任张又侠为攻台前敌总指挥，那么，正如张国焘1937年要为红军“西路军”战败而无辜担责、蒙冤加罪那样，张又侠也会被指控攻台“指挥失当”而成为习近平犯台“决策失误”的替罪羊，更何况武力侵犯台湾还会背负世界史上的千古骂名。质言之，一旦涉及武力犯台问题，则极有可能“习翁之意不在台，在乎张某下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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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张又侠为领军人物的“张派”将领和与之结盟的党政高官有五条出路可供选择：
选择一，让习近平继续执政；选择二，改由习近平的代理人执政；选择三，更换领导人，并且改变习近平路线；选择四，更换领导人，改变路线，并且实行分权制；选择五，真正走向共和、走向民主、走向宪政。
选择一：选择不换人也不换路线
让习近平本人继续执政，很大程度上会让中国步朝鲜的后尘，走向由习氏家族世袭的独裁统治。“张派”将领们则不会有出路，也不会有生路。
选择二：选择换人但不换路线
改由与习近平政治理念相近的领导人执政，甚至干脆让习近平的代理人执政，实行“没有习近平的习近平路线”。此举也同样有可能让中国步朝鲜的后尘，有可能走向由另一家族世袭的独裁统治，甚至有可能转向习氏家族独裁统治。“张派”将领们则不见得会有出路，也不见得会有生路。
选择三：选择换人也换路线，但不换领导机制
更换领导人，并且改变习近平路线，但不变更党内的领导机制。这属于“遵义会议”模式。1935年1月，绝大部分红军将领根据“长征”路上严峻的军事形势以及无法回避的战场态势，联合起来抵制李德代表共产国际所发出的“圣旨”、抵制博古代表中共“党中央”所施行的错误路线，推出了毛泽东来参与战场决策。由于毛泽东了解战局、懂得进退、施行了一条相对切合实际的军事路线，红军才得以存活下来。
“张派”将领们在2024年7月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表现，比较接近其红军前辈在遵义会议上的作为。遵义会议至少可以提供下列经验教训：
* 在军队事务、作战行动等方面，军队将领、军事干部应当有主导权。当前在国防战略、军队建设、台湾问题等宏观层面，军方也至少要有主导性发言权；
* 了解当前实际情况、接受历史教训，才能避免失误、作出正确决策。不注重实际情况，不了解“肃反”、“文革”等“党的历史错误”，就会在当前决策时造成关键性失误、导致方向性错误，留下新一版历史错误；
* 为了避免重大决策失误，军队将领要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敢于违抗“圣旨”、敢于挑战共产国际的权威、敢于质疑“党中央最高领导”，从而避免全局性的失败，诸如历史上毛泽东误导“党中央”决定派“西路军”西征新疆，结果惨败于河西走廊；又如未来或因“统帅”执念于“统一”台湾而贸然拍板起兵、出师跨海，致使攻台部队全军覆没于台湾海峡…… ；
* 纵观中共党史，将领们不难得出教训：总体而言，保守的或“右”的倾向比之激进的或“左”的倾向，往往要好得多。例如，邓小平的发展经济、改革开放，比之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就显然要好很多。对军队而言，“党中央”的路线较“右”倾时期，军队将领“落马”者明显较少；而“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时期，军队将领因被“打倒”、遭关押、受迫害而死于非命者的人数往往呈大幅度增长。
选择四：选择换人，换路线，还换领导机制
更换党的领导人，改变党的路线，并且变更党内的领导机制，实行相对分权制。
1970年代后半期，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复出。邓小平果断改变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有害路线，大力推行改革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路线，使中国经济获得较大发展，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有利格局。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曾经大力提倡：在发展经济、经营企业方面，要“政企分开”；在国家政治生活及行政管理层面，要“党政分开”。以此类推，在国防战略布局、军队建设大局上，要“党军分开”(而不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带领部队搞作战训练、保障后勤、发展装备、改进军校教学以全面提升战斗力这一层面，要“军政分开”(而不要“政治统帅一切”)。这些提法，理论上涉及领导机制问题；从实践角度而言，主要是一个分权制问题。
当然，在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下，所谓“党军分开”、“军政分开”都是相对而言的。解放军及武警部队官兵耳熟能详的“[部队]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各个]首长分工负责制”，就是“军政分开”的某种具体化表述。
既然军队可以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整个国家是否可以实行“宪法体制框架下的党、政、军首脑分工负责制”呢？邓小平时代的实践对此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可以！
相对而言，1980年代的中国，处于中共建政以来发展最好时期。1984年10月1日北京庆典游行队伍里，北京大学的学生们亮出标语条幅“小平你好”，也多少反映了那个时代氛围。当时邓小平已经提出“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构想，并正逐步付诸实施。1983年至1987年期间的中国高层政治架构和领导人任职情况，就接近于“宪法体制框架下的党、政、军首脑分工负责制”——
胡耀邦，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李先念，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
邓小平，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彭 真，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赵紫阳，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陈 云，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虽然只有邓小平、陈云两人握有最重大决策的实际拍板权，但其他四人也各自拥有实权，相对分立。大量的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处理权，则分别操在胡耀邦、赵紫阳两人手中。[当前越南政坛的“四驾马车”，与这一政治架构有一定的相似性。]
然而1989年北京“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以上高层政治架构和党、政、军领导人“分工”任职制遭到废弃，邓小平遂将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三职一并交给江泽民一人。此举与邓本人一贯倡导的“分开论”相背离，也与“宪法体制框架下的党、政、军首脑分工负责制”直接抵触。
这种“三大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的领导体制，或曰“党的一元化领导”或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实在是危机之根源。在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由于谨慎加侥幸，危机还算没有发作。最高权力到了习近平手上之后，加之习近平又致力于推动各项政策全面“左”转，长期蜇伏的各种潜在危机终于被多处诱发、全面引爆。
选择五：选择换人，换路线，换领导机制，而且还换社会制度，真正走向共和、走向民主、走向宪政
这一选择应当由军队与全国人民共同作出。首先要再度回到邓小平时代的“选择四”：更换党的领导人，改变党的路线，变更党的领导机制即实行相对分权制。然后以“选择四”即“宪法体制框架下的党、政、军首脑分工负责制”作为出发点，进一步走向“选择五”即“宪法体制框架下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制”。之所以要先回到“选择四”，其原因在于：在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下，“选择五”不可能一步到位。在此不妨预期一下实现“选择五”的结果——
* 人大、政协发展为不受任何政党领导的、独立的立法机构，最终拥有与行政权、司法权相平行、相分立的立法权，大体类似于大部分西方民主国家的国会机构；
* 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发展为不受任何政党领导的、独立的司法机构，最终拥有与行政权、立法权相平行、相分立的司法权，大体类似于大部分西方民主国家的同类机构；
中国现行的“党”、“政”、“军”三个系统也要发展演变。
* “政”即政府部门系统发展为由全国选民定期普选产生的执政党(或多党联盟)领导的、但不是任何特定政党(如“法定”执政党之类)所垄断的、而是独立的行政机构，最终拥有与立法权、司法权相平行、相分立的行政权，大体类似于大部分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机构；
* “军”即军方、军队(不包括武警)发展为只负责国防事务、只负责对外作战的军事力量。军队退出国内政治事务，对内“不问政治”，不受任何政党领导，也不得隶属任何党派。军队内禁止任何政党组织、党派活动，实现“军队国家化”，大体类似于大部分西方民主国家的正规化国防军；
* “党”即中国共产党是最难办的。要废除“一党独裁”，开放党禁，实行多党制，通过多党平等竞选、全民投票来推举国家领导人、产生执政党。任何政党都无权成为“法定”执政党而垄断国家权力；
* 此外，还必须开放报禁网禁、尊重新闻自由、尊重媒体独立，允许舆论批评政府、国会、司法机构及其领导人，从而形成“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之外的“第四权”。
当今世界上，上述“四权分立”都见于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都是实行民主(而非“党主”)、宪政(而非“专政”)、法治(而非“人治”)的。
“党主”、专政、人治的国家或许也能够一时发展得较为迅速，甚至能够搞一点“弯道超车”，但终究不能引导整个国家走向全面的繁荣昌盛——经济持续发展、科技不断创新、文化百家争鸣、生态保持良好、人民富足自由、社会安定祥和。
以上就是“选择五”所带来的结果，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获得这个结果而成为发达国家、成功于当今之世。前国防部长、前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上将在2005年的一次讲话中明确表示“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提出要“在各个方面全力学习美国，以美国为榜样来重新打造我们的国家”，“把它的一切有用经验学到手”。但对于美国成功的最关键也最“有用”经验——民主、宪政、法治以及“三权分立”和新闻自由，迟将军却拒绝学习，反而想要在将来用中共的一党独裁“取代它”。犹如毒蛇般束缚并毒害人思想的共产党党性，才会造就这种逻辑自悖的思维方式和荒唐结论。可见迟浩田将军也是党性思维的受害者。
“选择五”是世界近现代史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一份无与伦比的巨大赠礼，它不仅馈赠给了发达国家，也同样馈赠给中华民族。而至今阻挠中华民族接受这份赠礼的则是中国共产党——阻挠立法权独立的是“党管人大”，阻挠司法权独立的是“党大于法”，阻挠行政权独立的是“党领导一切”，阻挠新闻“第四权”独立的是“媒体姓党”，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则阻挠军队通过国家化、非党化、非政治化而成为更加现代化、正规化、职业化也更加具有战斗力的国防军。一句话，阻挠中国成为发达国家、走向全面繁荣昌盛的，就是中共。不仅如此，如果继续执意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或“党的绝对领导”，还会“一夜退回改革前”。
如上文所述，1980年代的中国曾处于1949年以来发展最好时期。当时由“选择四”进一步走向“选择五”的历史条件正渐趋成熟。1989年春夏，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几乎是全民性的，它不仅来自大学生、知识阶层和社会各界，也来自中共的广大普通党员、中基层干部甚至部分高级干部，当然也包括部分军队将领。可惜这一良性历史进程被“六四”的枪声所打断。
中共顶层相当部分人为了自己的特权和私利，选择了镇压。“六四”之后，他们慑于汹涌的民意，急于巩固为民意所摇撼的中共统治，又急于扩大中共统治的社会基础，于是便向中基层干部开放了以往只有高层干部才能享有的一部分贪腐特权，从而导致整个中共全党贪腐、整个中国社会方方面面大沉沦，“选择五”则更是遥遥无期。对此，一位中共退休高干“实在怨透了”而曾抱怨说(大意概括)：现在做什么坏事都没有限制——说昧心话，做亏心事，贪黑心钱，没完没了纵色欲，没心没肝割器官。想做点好事又处处限制死你——摸不到的民主，动不得的集中，顾不完的大局，挣不脱的党性，躲不掉的内斗——基层有陷阱，中央藏杀机 [例如李克强之死]。
* * *
就其性质而概括言之，中国的政治体制定位在毛泽东时代大体属于“选择一”范畴；在华国锋时代则位于由“选择二”向“选择三”缓慢过渡的区间；在邓小平时代迈进“选择四”范畴后，还一度为是否叩响“选择五”之门而犹豫难决，但“六四”枪响后则迅速倒退回“选择三”范畴。在习近平时代则从“选择三”急速向“选择一”滑落。
中国退回“选择一”，就是退化为“西朝鲜”。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中国应当重新回到“选择四”，随后继续向“选择五”前进。从“选择一”到“选择四”都处于中共一党专政之下，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只有进入“选择五”，才能告别一党专政、成为发达国家。而走向“选择五”的关键是废除专制政体。
中国是一个专制政体的亚洲国家，或者说是一个专制政体的东亚国家。从政治、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共产专制国家。
东亚国家废除专制政体的有台湾的解除党禁报禁模式、韩国的“光州起义”模式、日本的外军占领模式等。
亚洲其他国家废除专制政体有“慢速缓进”、不求速达、似乎也无需担忧复辟倒退的新加坡模式，也有孟加拉国剧烈突变、血流成河的极端模式等。
至于共产党国家(即“前共产国家”)，人民废除其专制政体的方式已经有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模式、波兰的团结工会谈判模式、苏联的军队中立模式、罗马尼亚的人民起义模式，还有国家经历内战而走向分裂解体的南斯拉夫模式，等等。
台湾模式 台湾与中国同文同种。台湾的解除党禁报禁模式，其实最适合作为中国民主化的样板和借鉴，但问题在于该模式难以(甚至几乎无法)顾及中共的非法利益。而这正是中共必欲攻取台湾、灭绝这一中华文化圈内民主政体之根本原因所在。
新加坡模式 城市化小国新加坡的向民主化转型模式，本来可能比较适合于地理、历史条件相近的香港，但肯定不适合于疆域辽阔、幅员广大，各地的自然条件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差别都相当显著的中国。新加坡或香港过于狭小局促的地域范围，甚至很难为相当于解放军陆军2个集团军规模的部队提供长期驻扎、临机展开的足够空间。因此，这类“袖珍型”国家或地区的转型模式显然不能够为各方面国情与之迥异的中国提供借鉴。
孟加拉国模式 1989年“六四”屠杀后，中共以为可以靠“枪杆子”不断复制“六四”镇压来扼杀人民的民主诉求，可以用各种“绝招”彻底封死每一条通向民主自由的道路，从而保住其一党独裁。然而，一旦向民主宪政转型的其他各种尝试全部失败之后，人民必将选择孟加拉国模式。中国军人不应与人民为敌，不应复制“六四”。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将领们不应唯中共当局之命是从而率部镇压，逼得人民最终只能选择孟加拉国模式而导致中共党、政、军高层领导人及其家属子女血流成河。
对此极端后果，几乎所有中共党、政、军高层领导人都作出了相应的举措——把子女、财产送往西方国家以求保安全。这一“群体性”举措体现了他们的共识：中共党内政治生态已经恶化到极端严酷的程度，中国境内已经不能指望有安全保障，整个党国已经穷途末路而不再有未来。中共即便能够使尽“绝招”、摇摇晃晃地勉强一路前行，道路尽头等着它的也就是孟加拉国的血流成河模式。
南斯拉夫模式 南斯拉夫经历内战而走向分裂解体的模式，也可能再现于中国。中共持续不断的党内纷争极有可能造成军队分裂，从而引发内战、导致国土分裂。两个集团军之间发生军事冲突、两个战区之间形成军事对峙，都是不难想见的。或许更有甚者，现五大战区中，某三大战区为一方，某两大战区为另一方，双方长期对峙……
届时，各地驻军的将领们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就是“保境安民”，而不是听从“中央”号令、为“大一统”而战。各地驻军要尽最大努力不去主动攻击与自己呈对峙态势的部队及其地盘，尽一切可能促成联合国维和部队、各个国际组织以及整个国际社会介入调停。各地驻军将领们都应该竭尽所能，限制、缩小战火蔓延的范围。无论各地情况怎样千差万别，不管全国局势如何千变万化，各部队对自己驻守的区域都守土有责、护民有责。只要做到这一点，天下大势分久必合也好、神州大地合久必分也罢，各地驻军的将领都尽到了职业军人的职守、都无愧于炎黄子孙的身份定位。
民重于国，君轻于军。国家统一不统一不要紧，人民的安危才应当牢系在军心。领导人可以撤换，执政党可以更换，江山的颜色也可以改换，“神圣”领土、“大一统”版图、“自古以来”疆域都可以变换，唯有军队“保境安民”的角色不可替换。
[1900年“八国联军战争”期间，中国南方多个省份的地方高官在满清朝廷与八国联军之间保持中立，而且还“里通外国”(与外国政府、外军、外资公司签订互不侵扰、联手保安协定)，“违抗中央”(北京被八国联军攻陷之际，临危抗命，拒不发兵驰援，称当地驻军要“保境安民”)，“私自结盟”(由各省“自保”发展为“东南[各省]互保”，以增加与朝廷谈判的筹码)。“东南互保”事后不仅未遭问罪，而且得到朝廷的无奈称赞。这些清朝地方大员践行的“保境安民”，阻止了战火由北中国向南方省份蔓延，挽救并保全了大半个中国的经济民生，为南方人民提供了难得的和平环境，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堪称重大的历史贡献。各大战区的将领们，你们能否也来尝试做一点“保境安民”的准备工作呢？]
日本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因战败向反法西斯阵营投降，战后被美国军队占领。当年军国主义的日本，在美军占领下，政治上转型为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经济上崛起为位居全球前三名的最大经济体之一，在地缘战略上也成为遏制专制国家对外军事扩张的和平力量。由此可见，作为专制国家，被民主国家战胜、占领实为幸事。因此，中国军人不应拒绝外军占领的日本模式，当然前提是占领军来自民主国家或合法的国际组织。
即使没有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战争，外军占领模式也还是可供参考的。例如，南部战区和东部战区两相联手与其他三个战区对垒之际，对垒双方都应当邀请“境外势力”来调停、来“干涉中国内政”，以防触发内战。来调停者可以是“联合国军”即联合国维和部队，也不应排斥北约组织联军、有过调停中国的国共内战经验(虽然是失败的经验)的美军，甚至不应排斥诸如美国-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联军……
苏联模式 苏联与中国都是共产专制的红色大国，因此中国复制苏联模式的可能性或许比较大一些。苏联军队在1991年“八·一九”事变时保持中立的做法在将来也可能为中共军队官兵所借鉴。
假设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拒绝苏军的中立模式、复制“六四”镇压模式而在国内大开杀戒的话，中共党、政、军高层领导人身处于西方国家的子女、转移至西方银行的财产如何保全呢？这是一个苏联领导人在1991年完全不曾遇到的问题，也是一个邓小平、陈云等中共领导人在1989年还未曾真正遇到的问题。难道西方国家在外交上强烈谴责中共制造“六四”事件2.0版、在经济上全面制裁中国、在媒体舆论上猛烈抨击中共军队大规模血腥镇压中国人民的同时，还要派出庞大建制的本国警力来保障人数众多的中共领导人子女的安全吗？即使有的西方国家领导人出于人道主义、外交规则、政治“幼稚病”等原因派出了大规模警力，那些中层、基层的广大警察们真的能尽心尽职而不敷衍行事吗？难道西方银行就不会冻结甚至公布中共领导人的财产吗？
无论是大开杀戒还是不开杀戒，共产专制都必然灭亡。大家不妨读一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学府——国防大学前政委刘亚洲上将在2004年写下的一篇文章《对苏联“八·一九”事变的看法》。该文章里的一段话可谓振聋发聩：“苏联社会主义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注定了它要失败的命运。列宁制造了无产阶级专政，制造了阶级斗争，制造了独裁，制造了接班人制度，也就制造了自己和自己事业的坟墓。这就是规律。”
既然是规律，就具有普遍意义。我们不妨把刘将军话里的“苏联”一词换成“中国”，把“列宁”一词换成“毛泽东”，用它来说明中国未来发展的大趋势：“中国社会主义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注定了它要失败的命运。毛泽东制造了无产阶级专政，制造了阶级斗争，制造了独裁，制造了接班人制度，也就制造了自己和自己事业的坟墓。这就是规律。”
刘亚洲将军此言，是对中国未来沧桑巨变的先见之明、先声之鸣。笔者愿以此言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全体将领及广大官兵分享共勉。
* * *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将领用“枪杆子”保卫中共政权，其最大动机莫过于保卫中共赏赐给自己的那点特权和既得利益。大家都知道那句俗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们还可以为中共党、政、军官员加上一句“官为权毙”。鸟为食而身亡，人为财而致死，官为权而毙命，固然道出了此三者都有部分不得已之原因，但更隐含着不容忽视的训诫意义。如果说从人性弱点的角度看，中共军队将领贪恋手中的特权和既得利益也许有着可以理解的部分原因。但即便如此，也不值得为此而丧失每个人都应当享有的安全权益吧？特权再大、既得利益再丰厚，也不值当为中共卖命而死于非命吧？
很多人都知道中共当局对民营企业、外资企业采用的“养、套、杀”手段。我们想提醒中共军队将领们：某种程度上，你们其实也同样在被“养、套、杀”——被特权官位所养，被贪腐行迹所套，被内斗机制所杀。
虽说你们的特权中有合理部分(如根据职务、军衔、专业技术等标准规定，收入高于大部分人)，也有根据还算合理的规定而享受的部分(如职务津贴、医疗标准等方面)，但另有相当大部分的不合理特权(如卖官鬻爵)和不合法既得利益(如各类贪腐收入)则是中共体制对你们的收买，即对你们的“养”。
你们的贪腐有人性弱点的原因，更有中共体制所决定、个人实在不得已的原因：不贪，不仅个人得不到晋升，有时甚至都会影响部队日常工作的开展。有些本来能够守住底线的军队干部吐露无奈之言：“你不贪，那就上下左右、兄弟部队、军工企业、地方协作单位全部得罪。不如收了钱财但不动用，专等纪委来上门时如数上缴。”但只要经历多次集团性巨额贪腐，便会摧毁这些干部残存的底线。体制纵容，领导垂范，无官拒贪。集体绑架，个人从众，不得不贪。一定程度上纵容贪腐，搞得全党、全军无官不贪，中共党魁便可拿到其他所有人的把柄，以便在党内斗争中有更多筹码而占据上风。可见，贪腐是中共的“体制病”，也是为你们每一位将军预设的罪名。质言之，就是中共体制对你们上的“套”。
“杀”(或“抓”)，则是中共体制对保卫其专制制度的军队将领的最直接威胁、最致命危害。因为“枪杆子”里面出来的政权总是最不放心“枪杆子”，哪怕是保卫自己的“枪杆子”。所以，中共的“最高领导”是夺权靠着“枪杆子”，掌权握着“枪杆子”，心里防着“枪杆子”，暗中坑着“枪杆子”。其实，这也是素有“绞肉机”之称的中共内斗机制所决定的。正因为如此，世界史上或许从未有过一支军队如中国人民解放军那样，几十年和平时期或非战争时期死于非命的将帅人数，竟然数十倍、上百倍于为夺取政权所进行的几十年战争中倒下的将领人数。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将领们，即便你们甘心被“养、套、杀”，请问你们的家属子女也愿意为此而陪葬吗？
请务必照顾家人。也请尽可能保护好被家人所爱的你们自己。
诸位将领们，即便你们“铁心跟党走”、舍命保专制，专制也是不会持久的。
请务必告别专制。请尽可能设法减少中共体制的“养、套、杀”对你们造成的常规性伤害。还请尽可能避免由中共党魁个人原因给你们带来的非常规性意外杀伤，诸如“‘谶释’《推背图》”之类。
2025年2月 (February 2025)
(全文完)
作者介绍
宋征时，男，1954年10月出生，1982年获中国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士学位，1999年获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历史与文明》专业博士学位。2005年发表法文学术专著《Jardins classiques français et chinois》(中文译名:《中法［两国］古典园林比较》)。发表过学术论文十余篇，政论类文章数十篇。
1984年至1988年任上海《青年报》编辑兼记者。1993年起任法国矿业-电信学院(下辖的)商业学院语言与人文科学系教师。除同时担任其他课程教学外，2019年起在该校开设并担任人文学科课程《中共军队的军事思想》教学，直至2024年1月。2024年1月16日起退休。
退休前工作电邮 zheng-shi.song@imt-bs.eu 和 zheng-shi.song@telecom-em.eu 已于2024年1月下旬由商业学院关闭停用。
*** 请编辑部保留英文提示、《作者介绍》全文、全部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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