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艰难的人物与艰难的话题,凝聚于一个人,或者荣获「之父」头衔者,在流亡群落中非常罕见,除了吴宏达和魏京生,是否还有第三人,尚难确定;这个章节的小标题,我用了一个「俩」字,可能是北京土话,印刻编辑觉得台湾不流行此字,还是改为「两个『之父』」,我挺遗憾,方知有些字,无法穿越简繁两个世界,如同现今不能穿越台湾海峡之事颇多;此节只谈吴宏达,因「器官移植」之争议,这个涉及人道、政治、技术(医学)、两岸、中英等诸多边界,也事关一个庞大群体(法轮功)声誉的重大议题,很奇怪的又牵扯最近落难的政治人物柯文哲,如此繁杂的一个话题穿梭于台海之间,可知两岸未来需要解决的事物多么沉重! 】

一个「劳改之父」,一个「民运之父」,可谓中国民间、也是反体制的双星,他们对中国异议运动、流亡政治、反体制建构的贡献,无人可比,所以荣获「之父」桂冠,却也令这个名词并不好听,「双星」还打过一架,全为美国国会拨给中国海外民运一笔二百万捐助款,详情不知;而他们的个人品质和道德操守,颇遭非议,也污染了中国流亡社会,以致我不得不专辟一章议之。不过,从一个极权社会中厮杀出来的人,守身如玉也是神话,沾腥染臭势不可免,诚如廖天琪引述吴宏达的话:「我不是英雄,英雄都消沉在劳改营里了」,而吴自己也成了中国共产文化的一部份。

那就先说吴宏达。向牛津英语词典贡献新词的中国人有几个?吴宏达贡献了laogai(劳改)一词,如同来自前苏联的Gulag(古拉格),均属集权社会提供的新词,举世罕见,然而这些贡献,已经让吴弘达付出的代价,则是廖天琪描述的「炼狱打造了他钢丝一般的神经、超常的坚忍和敢于冒险犯难的脾性」,和「他熟悉劳改营里的残酷、狡诈、弱肉强食的生存哲学」,这包括他遭指控侵吞雅虎对受害者的巨额赔偿、他妻子的家暴指控、异见人士杨海的妻子王女士指控其性骚扰她在华盛顿地区监护的三名未成年少女等等,真真假假,难以辨识,而廖天琪说他「坚韧冷酷」四个字,充分体现在他对付法轮功。

据称吴弘达私下说了「我要毁了这个法轮功」的狠话,后来果然出手,即二○○六年七月十九日他给国会写信,封杀了法轮功期待的听证会,其缘故,乃是他质疑其「偏离事实太远」:

「苏家屯集中营」位于辽宁省血栓中西结合医院,该院有四百六十名工作人员。据我们所知,此种规模的医院其从事外科手术的医生数目通常不会超过二十人。这二十人中具有器官移植技术的则不可能多过十人。据《大纪元》报导,四千五百名法轮功成员在这里被摘除了器官。如果我们假定每个法轮功学员仅被摘取某一种器官,那么这十名医生在三年中共施行了四千五百例器官移植手术,即十名医生每年一千五百例手术。以我个人的认知,这种报导不可信。 」

事实究竟如何,无人有判别真假的能力。但是坊间流传其缘故,乃因吴自认是他最早发现「中共取死囚器官」,且冒险潜入中国劳改农场取证未果,不料竟被法轮功信手拈去,移作「中共取法轮功学员活体器官」的「苏家屯集中营事件」,吴宏达觉得「被剽窃」。

后来我从油管上听台北的时政节目,名嘴们修理台北市长柯文哲,说他贩卖叶克膜技术到大陆,恰好让那边突破了「活摘器官」的技术难关,美国记者葛特曼专门调查此案,著书《屠杀》,亦赴台北开记者会揭露柯P,我便联想到吴宏达,他亦曾赴新疆寻找「活摘」证据未果,返美后称「活摘」是虚构,专门跟法轮功作对,难道他不知道柯P叶克膜技术已经进入大陆吗?

然而更离奇的,却是十年后吴宏达突然溺死宏都拉斯海滨,那就更是扑朔迷离,我却意外听到一个解释。一日有位在国会圈子里极有人脉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说有个吴宏达老朋友要见我,我去了见到一位James,介绍自己常年做劳改监狱研究,近乎吴宏达的搭档,称他全盘介入了吴的后事处理:

两个外甥女,也跟着一个女婿,从大陆飞到迈阿密,上邮轮去宏都拉斯,那个外甥女婿颇干练,这群人事后从宏都拉斯飞返迈阿密即转机回国,未在美国停留……

他描述吴宏达溺死海中的来龙去脉,暗指那个女婿可能是杀手,听得我惊骇不已。然后他说结论是:

一、除了溺毙没有他杀证据;

二、当地警察局派员积极处理后事,疑被背后什么人贿赂;

三、吴死只有两种可能:活在水中被人拽下;或在岸上被杀后制造溺死假像;

四、吴宏达一向警觉且决断,知道自己是中共的目标,但是他愧对国内亲友,尤其弟弟妹妹受其牵连多年,所以毫无怀疑外甥们要跟他旅游,中共便利用亲情杀了他。

——摘自《雨烟雪盐》

附:

No photo description available.
《屠殺》作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澄清,書中沒有說柯文哲仲介器官買賣,並強調柯文哲很有單純勇氣,願意具名接受他的訪問,經過三次確認且經柯同意用真名,放柯的照片,還親筆簽名。後因臺北市長選情激烈,國民黨一直指控柯文哲是「器官仲介者」,柯文哲才被迫跟書中內容切割。
2014年10月21日,葛特曼在加拿大國會作證,在證詞中明確點名,台大醫院創傷醫學部主任柯文哲也可以作證,中國確實有活摘器官此事。葛特曼說,柯文哲在2004年曾到中國的醫院,幫他的病人交涉,希望獲得較便宜的肝與腎,經討價還價後,柯醫師可以比照中國人享半價優惠,因為柯醫師很關心,這些器官是不是來自罪犯身上較不健康的器官,中國醫師向柯醫師保證,他拿到的器官都是來自法輪功成員,這些人不煙不酒,還很常練氣功。
葛特曼暗諷說,台灣人不願公開談論中共強摘器官,避免觸怒中共北京政府,有一點偽善,台灣人很常到中國找器官,即使如此很有可能間接殺害一名維吾爾人、圖博人、基督徒或法輪功學員。「除非台灣嚴禁公然的器官觀光旅行,就像以色列一樣,不然台灣自己不就是個『器官仲介國』嗎?」
身為猶太人後裔,葛特曼說,猶太人的後代沒有忘記甚麼是強大的國家機器和大屠殺,他最後強調並呼喚柯和台灣領導人重視人權,應該要像以色列一樣對中國強摘器官說不。
《屠殺》書中提到,柯文哲試圖幫中國醫界打造標準化的器官移植流程,但還是無法完全解決問題,柯文哲希望中共能建立器官移植的透明制度,但事與願違,他自己也很沮喪。
葛特曼在臺北市長選後接受專訪,並將以下影片放在他的臉書上,主要是澄清自己沒有造假。(https://youtu.be/g6E3bMGauLU
而訪談內容中也再次談到「柯和中國官員喝酒、唱卡拉OK,為病人拿到半價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事。」
*****************
THE SLAUGHTER 屠殺(書名)254(頁) 漢英對照
譯/段震宇 2018年9月5日
“You really don’t understand, do you?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in China. Cut some up. Cut their dick off if you like.”
“你是真的不懂嗎,不會吧?”在中國,啥款的事你都可以幹。把人切啊割啊,若你想要 , 還可以割了他們的生殖器!
He showed his teeth as he presented me with a smile that wasn’t pleasant. This was unsettling. Yet my real fear was not that he would call me a stupid foreigner again but that he would shut down the interview. I had no choice but to be perfectly candid:
他對我露齒而笑,看來並沒多開心。這頗令人不安 。而我真正擔憂的雖非他會再次以愚蠢的老外稱呼我,卻很怕他就這樣停止了這個訪談。沒別的辦法,我只好完全直白的說了:
“Look, I am not from government agency. I can’t make you talk about this. I’m just a writer. I have no power to prosecute you or cause trouble for your practice. And I know that you care about your patients. By going to the mainland for transplants, you are saving lives.”
“呃,我不是政府的調查員。我不能勉強你談這件事。我只是個作者。我沒有權力起訴你或因你的作為而給你帶來任何麻煩。而我清楚你很在乎你的病人。你為了器官移植的事去中國大陸,是要救人性命。”
Leeshai jumped in:
笠俠(作者的友人)插話說:
“I’ve just come from Israel. The government has banned organ tourism to China because there is no way of determining whether an organ comes from a legally executed criminal or a prisoner of conscience.”
“我才從以色列來到這裡。以色列政府已經禁止所有前往中國的器官移植旅程了,因為根本沒辦法確定那些器官是從某個合法的死刑犯或者某個良心犯來的。
“Do you want that to happen here?” I added. ” It will, if it’s not cleaned up ……So, is it true? Aren’t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 Falun Gong, perhaps others, being harvested?”
“你希望這也可以在此地實現嗎?”我湊上話。”會吧,若這沒有被弄清楚…… 所以,倒底是不是真的呢?難道不是良心犯們 ── 法輪功,也許別的,正被’收割’著嗎?”
What happened next was something I thought only occurred in the movies. Ko’s body seemed to simply retract, his jaw, his shoulders collapsing. His eyes gazing at the emptiness of the wall, he fell into a barely audible hiss. “Yes,” Dr Ko said,” Yes, they are doing that. It’s true.”
以下發生的,就是我以為只會在電影中才會發生的了。柯醫師的身形似乎直接一縮,他的下巴、肩膀整個垮下。他的眼神直勾勾地盯著空洞的牆壁,說話轉為近乎聽不太到的氣聲。”是的,”柯醫師說,”是的,他們正在那麼做。是真的。”
※ ※ ※
A few years before we showed up at his office, Dr. Ko began thinking about going to the mainland to acquire the human organs. It wasn’t a pleasant decision; he was a conscientious and careful surgeon, not a gambler. But the waiting period for a liver or even a kidney in Taiwan could be as long as two or three years. Time enough for many of his elderly patients to simply waste away. And if Chinese hospital could perform the soup-to-nuts services they claimed on the web — donor to order, tissue match, surgery, observation, drug therapy, recovery — patients who could barely be loaded onto a plane might come back as human being who had successfully digested their airline meal, weren’t sure they actually needed the wheelchair, and tearfully hugged their grandchildren. Taiwan was a dead sentence: mainland Chinese hospitals were blatantly advertising a tissue matched organ within a week or perhaps two.
就在我們出現在柯醫師的辦公室前的幾年以前,他開始考慮去中國大陸取得人體器官。那不是一個愉快的決定;他是一位有良知且很小心的外科醫生,不是位賭徒。但在台灣,要等待一副肝或腎,時程可能長達兩到三年。長到足以使許多年長的他的病人等不到而直接就過世了。但若中國的醫院能提供如他們在網站上訴說的全套服務 ── 捐贈者到下單者、組織相配、手術、觀察、藥物治療、復原 ── 很有可能,不確定還需不需要個輪椅和他們眼淚汪汪的孫兒們來接機的、原先勉強被載上飛機的病人,會人模人樣的順利消化了飛機上的餐點回到家鄉。這對台灣來說很致命 ──換一副組織相配的器官只需一或兩個禮拜,中國醫院就是這樣明目張膽刊著廣告!
He didn’t particularly want to look behind the mainland curtain, that’s all. Yes, you could do anything you liked in China. And castration(本頁圖片至此)
柯醫師並不特別想去看清楚中國大陸黑幕後的那些,如此而已。是啦,在中國,啥款的事你都可以幹。而閹割生殖器咧…(本頁圖片至此)
【圖片下方的說明】
“All the organs will come from Falun Gong.” Dr. Ko Wen-Je, chairman of the Department of Traumat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Photo courtesy of Dr. Ko Wen-Je.
“所有的器官將會來自法輪功。” 柯文哲醫師,台大醫院創傷醫學部主任。承蒙柯文哲醫師提供照片。
原文轉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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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道夫·艾希曼 ( Adolf Eichmann ),是納粹德國前高官,也是在清洗猶太人中執行「最終解決方案」的主要負責者,在二戰( 1945 年)被美軍俘虜後脫逃,輾轉逃亡藏匿於南美洲的阿根廷。但好景不長, 1960 年以色列情報特務局查出艾希曼下落,並於 1960 年 5 月將其秘密綁架運至以色列。
1961年4月,艾希曼於耶路撒冷受審,而艾希曼面對犯罪的控訴,都以「一切都是執行德國政府命令,他只是奉命行事」回應,堅不認罪。艾希曼自謂奉命行事的犯行,他只是不經思考,把個人完全同化於體制之中,服從體制的安排。即使這個安排是不道德的或是反道德的命令,但依然毫不保留的執行。當事者企圖用這種理由將責任推卸,從而免除個人道德上的過錯。
但因罪行及證據明確,艾希曼於 1962 年 5 月被處以絞刑。
邪惡的平庸( The banality of evil ) 作者鄂蘭認為,這些聽命作惡之人,本質是平庸的,不是邪惡的, 問題出在不知思考,但行惡者還是必須對他們”選擇”為虎作倀負起全責。
當你面臨道德的抉擇時,選擇了平庸,順從體制,成為了邪惡的幫凶。那麼邪惡便以你作為生長的溫床,你的命運從此再也與這個事件永不可切割了,因為你就是助長邪惡的一部份。
這是一則刻劃人性的教材,背景雖然是邪惡的當代納粹體制,但是作者透過訪談所影射的幫凶,或許只是屈服於邪惡體制的平庸台灣醫師,或是等待器官移植的病患或其家屬。但教材的代價,卻是數以萬計無辜生命的消失。
葛特曼暗諷說,台灣人不願公開談論中共強摘器官,避免觸怒中共北京政府,有一點偽善,台灣人很常到中國找器官,即使如此很有可能間接殺害一名維吾爾人、圖博人、基督徒或法輪功學員。
「除非台灣嚴禁公然的器官觀光旅行,就像以色列一樣,不然台灣自己不就是個『器官仲介國』嗎?」
葛特曼最後強調並呼喚 #柯 和 #台灣領導人重視人權,應該要像以色列一樣 #對中國強摘器官說不

(文章转自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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