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一个仍然相信光的年轻人」王丹说，在「天地闭、贤人隐」的中土，并不是只有什么「照相馆」之类的仇恨电影，也不是只有淫僧被北京带走之类的新闻，或者杭州人喝粪水的恶心，或者「民营」接二连三跳楼的惊心，活在那个世界里的一个青年，依然守护「理想」，「努力学习、了解历史」，甚至思考、发声，是突破我想象力的，我们哪有悲观、懈怠的任何理由？这个青年，令我想起几年前在日内瓦碰到的一个来自大西南的小伙子。 】
I love you.
我只能用英文写几句话，写了最后这句，在海拔一千五百米的山城小网吧里，没有中文，而英文的表达能力就这么一点，心里有点酸楚。我刚换了一点印度卢比，先找晚饭吃，也不敢乱吃，餐馆旁边就是一个网吧，上机开Skype叫傅莉，她没应。我便顺手查查邮件，这时她出现了，第一句就是：
「你吃药了吗？」
我早忘得一干二净。她说听到呼叫赶来还是没赶上，她要推着一个助行器走路，我把一个还没有自理能力的妻子扔在家里，自己飞跃北极圈、冰岛、英格兰，再从芬兰进入俄国，一路向东南，大约在黑海一带穿越阿富汗、巴基斯坦进入印度。她在万里之遥向我报告，昨晚她自己煮了十五颗饺子，今晨冲了杯速溶咖啡。我们相差十五个小时。网路真神奇，万里霄壤瞬间消失，网吧收费不过二十卢比。隔壁餐馆的一碗鸡肉炒米粉还要一百卢比呢，因为食物都是一担担从山下挑上来的。
这次留傅莉一人在家，我并不牵肠挂肚，只觉得自己封闭一二十年，已然于长途跋涉中颇感受罪，神经、肠胃、精力、反应皆不能适应，猫在家中的生活太安静了。飞机落地德里，地面温度已摄氏三十度，这里是初夏了。一出机场就见识了印度交通之疯狂，摩托、小三轮、自行车、畜力车，皆可夹杂在狂奔的汽车、卡车之间任意穿行，却很少发生擦撞、争吵、堵塞，此间若非通行的游戏规则是躲闪、忍让、得过且过，定然乱作一团，那大概恰是印度文化的底蕴？我们入住旧德里的西藏村，一条狭窄小巷，却出门就有几家网吧，被讥为「第三世界」的印度却互联网普及率极高，资讯分享可谓「第一世界」，什么是现代化？来印度又怎可不访古？古印度多雕塑、庙宇，跟印度教有关，但是生出佛教来以后雕琢更甚、庙宇更大，传到中国却只有石窟林立，不知为何？
1、山顶一寺一喇嘛
当晚我们乘火车赴北部的达兰萨拉，一夜卧铺很辛苦，仿佛回到文革大串联；清晨抵达喜马拉雅山脚下一小站，再乘汽车两小时盘旋上山，「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达兰萨拉让我想起王维的名句；小镇的中心广场，前院是「大乘经院」，后院即达赖喇嘛尊者官邸，第二天中午我们有幸到此拜见了尊者，轮到我们进去，他就在门厅里等着，永远穿着那著名的绛红色僧袍，我上一次近距离见到他，是二十年前，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这次他红堂堂相貌依旧，声如铜钟，幽默如故，而且一如既往地期待中共再次出现「改革奇迹」，这次他问「温家宝屡言政治改革」该作何估计？我说他怕历史留恶名而「作秀」，或也孤掌难鸣，尊者听罢默然。
其间尊者提起一件旧事：「我给毛主席写过两次信，第一次他给我回了信，第二次我再去信，就没有下文了。我知道他不会再回信给我了。」此言自有话外音，作何解读？我不敢妄言。但我懂得尊者的大思路，既然佛家不杀生、既然西藏不能「独立」只能「自治」，那么汉藏只有「和解」一途，达赖喇嘛也只有这么一个立场，永远不变，选择都留给你们汉人了。这是「空灵」的境界，我只觉得，当今污浊的世道与这境界实在太不相称，枉负了他一世的苦心。
拜谒尊者之前，我在小镇玲琅满目的藏人店铺里，挑了一副珠子手链，待觐见结束时，恳请尊者予以加持，回美国套在傅莉的手腕上，以为大福，这甚至是我千里迢迢来达兰萨拉的第二个心愿。
清晨云雾未散，如海如涛，山顶竟有一座藏传佛教寺庙，隐隐传出钟声，优美无以言喻。进寺歇息，只见一个喇嘛，径自诵经击钟，旁若无人。山顶一寺一喇嘛，还有比这里更香格里拉的吗？况且这既不在西藏，也不在印度，而是在欧洲的心脏日内瓦。二○一一年底我飞到欧洲日内瓦，因我参与的一个人权组织，在那里办培训班。
2、三只腿椅子巨型雕塑
「你不留一个电话号码，我能找你？」
临行前傅莉嘟囔了一句。我哪里会有日内瓦的一个号码？可是在她，我可能真的会一去不复返，叫她上哪儿找我去？我在费城机场，起飞前就用iPad 上网，再安慰她一番。她很紧张，不愿意我走，最后还是放手了。我只去五天，飞跃大西洋抵达伦敦希思机场，不能上网联络她，很焦急，好在一个小时就飞抵日内瓦，赶到旅馆就上网叫她，叫了好一阵子，她才上来，说美国已是早晨，她要去弄早饭了。
日内瓦濒临一湖，素有欧洲「西湖」之称，晚饭后大家一道散步到湖滨，夜色里湖畔很有西湖的味道。白天我也尽可能在附近遛遛。拜谒日内瓦，应是我们这种流亡者的份内之事，过去没有机缘。我特别找到国际难民总署，一栋蓝色大厦，让我倍感亲切，我是「国家级」通缉犯，后半辈子就是靠它的政策而延续，没有它我大概还在中国坐牢。还有国际人权服务中心（ISHR)，它在联合国附近，其广场上有一尊巨型雕塑，是一把三只腿的椅子，其隐喻虽关乎触雷而断肢，更广泛的则是「伤残的尊严」，我面对它暗暗垂泪，后悔没带傅莉一道来此。平时他们培训，我也心不在焉，要溜回住宿的旅馆，上网查一下傅莉可好？有时叫不应她，我就给邻居发个电邮，央求他们打个电话给她……。
那天礼拜，日内瓦培训班放假，我随众人去北郊爬山，那是与法国交界处，有一缆车可吊至山顶。学员都是来自中国的「人权捍卫者」，召集他们来这里，可以方便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旁听其作业流程，我也随他们去听过一次「反酷刑委员会」审查白俄罗斯报告，荒诞者中共竟是该委员会成员之一，而他们酷刑异议者可称世界之最。联合国各机构设计一套程序来监督各国执行状况，确系一种精致文化，只是世界纷扰野蛮不堪，其效果堪忧。
3、荒野里被一群狼围追
我在日内瓦遇到的这群人，都很年轻，大家说说笑笑，气氛颇好。他们是中国第一代「人权捍卫者」，我们需要组织西方资源来培训他们，以育苗培植人权意识于中国贫瘠土壤，这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一件事情。我对他们说：
『大家都知道方励之吧？八九之前他曾在北京被警察围追堵截，后来他跟我描绘他们当时的感觉：「就像在荒野里被一群狼围追」。这个形容，给我印象深极了，这其实是对八十年代的另一种写照，通常的说法是「开放」；这种感觉今天可以扩展到国内的无数维权律师、异见知识分子、访民，无后台的民营老板，甚至主张复辟文革的左派们。 』
那天爬山，有个西南来的小伙子，一路上跟我聊天，他刚从牢里出来，还留着光头，他在国内不仅热心人权救助，还跟随一位西藏禅师信过喇嘛教，所以给人印象朴质而坚韧。他跟我说，中国下一步的抗争群体是所谓「贫二代」，农民工子弟，这一代人已经拒绝再做父母那样的奴隶劳动（廉价劳力），也对教育、就业等多方面的歧视身分愤怒已极，这代人聚居大城市周边，一有风吹草动便群起暴动，焚烧一切，最近的广东增城、浙江湖州两地骚乱皆他们所为，已成体制的心头大患。 「我要到这个群体中去生活！」他说。
4、毛泽东那一套还管用
我很喜欢这个男孩，他比我的儿子不长几岁，所以我也很担心他回去的处境，虽然我很弄清楚他的看法太简单，却也不忍心泼他冷水。他提到的这一代农民工，在中国有两三千万之巨，乃是塑造出一个「全球化」的廉价劳力，而剥削压榨他们的是两头巨兽，中国权贵和西方资本，不要说中国，整个世界也没有一丝力量来替他们讨公道。
我从日内瓦回来不几天，威斯康辛的林毓生教授就来电话：「我跟余英时说，共产党弄到今天这步田地还不垮台，那么我读过的所有书都算白读了！余先生说他同意我这个说法！」他大概是听到最近关于中国局势分析才给我电话的。我则跟他说了一点不一样的分析：如今中共里头有危机感的，反而是所谓「红二代」，也只有他们有「变」的能力，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都是无声的、麻木的，底层和贫苦大众则是「碎片化」，每年虽有几十万起抗议，但是「星星之火」不能「燎原」，除了表达愤怒之外，其他的政治意义不大。
我也提到，「红二代」只有回到毛泽东，无论是薄熙来的「唱红打黑」，还是习近平的「中国式现代化」，因为从邓小平开始搞「资本主义大跃进」，中国被贫富撕裂，而至今只有毛泽东这么一个「思想资源」，在中国管用。我没有说的是，其实林先生他们一代所读的书里面，没有关于今日中国的答案。他并没有白读。他所学到的政治判断是：暴政只能维持于一时，经济比较好的时候，恰好是最容易爆发革命之际。那是从法国大革命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或者说「欧洲中心」的一种看法，跟今日亚洲尤其发达之后的中国，不大相干了。林先生最后说「恐怕也只能慢慢来」，我说开放了三十年，也「西化」了三十年，毛泽东那一套还管用，这一点外面的人不懂。
——摘自《雨烟雪盐》
（文章转自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