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弘祺 思想坦克 2025 年 8 月 15 日
长崎原爆纪念公园。图片来源：达志影像／美联社
引言
大约三十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名为什么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10个年代，这是一个有趣而且值得不断思考的问题。相同地，如果我们问：过去的一百年中，有那一年是最重要的一年？那么我想很多人会回答说：1945年。是的，这个也是我的选择。这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和德国瓜分世界的大梦戛然而止，人类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从二次大战结束到今年，正好满了八十年。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应该学到了一些教训。
在英文世界里，朱特（东尼．贾德，Tony Judt，1948-2010）的《战后欧洲六十年》被尊崇为非常出色的解释。对过去这八十年历史有兴趣的读者们可以读它。不过这本书处理的主要是战后的欧洲，所以对于东亚国家的发展着墨很少。我现在想要从政治及社会思想史的观点来发行一下这八十年来的东亚历史：战后世界如何面对独裁和法西斯政治的余毒。
二次大战的遗毒：独裁政府和后起的共产思想
我生在1945年三月的台湾，算是日本殖民地接近失败的最后一批次等国民。我出生前后，父亲已经被叫去参加主管宗教事务的单位所主办的「全台湾基督教传教师链成会」。这个是典型的帝国主义下以神道教（等于是日本的国教）来管制各宗教的活动。这样的管制政策在独裁国家的实施是明目张胆的。二次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和天皇体制下的日本，发展得如醉如痴，是近代世界史上最重要的历史记忆。
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在这么一个独裁思想的威胁下结束了。战后大部分知识人所挥之不去的惨痛记忆：独裁体制对人民思想的全方位控制。从日本本国到东亚、沿海各地的中国、台湾、以及整个东南亚、乃至于整个欧洲，法西斯专制几乎成了普世的政治学的价值。甚至于罗斯福治下的美国都是如此。
1945年五月到八月之间，这种桎梏国家社会发展的想法瞬间崩坏。之后的大约20年间，人们开始努力反省纳粹思想及天皇体制的失败。纳粹思想固然被德国人全面扬弃，但是它所根据的独裁手法仍然对某部分人有一定的吸引力。这些战后遗留下来的德义日的威权及独裁政治界定了这一段时期的世界思想。
下面就这一个发展做一些站在东亚立场的分析和讨论。
1945年的中国赢了一场非常悲惨的胜利。本来领导中国的蒋介石国民党在对日宣战以前曾经被法西斯主义所吸引，他的《中国之命运》（1943）更被郭汝瑰 （1889-1952）说是希特勒《我的奋斗》的中国版。但是这本书反映了当时法西斯主义开始衰落的先声，蒋介石为了要对付日益壮大的毛泽东，只好推出《中国之命运》。但是这本书的观点带有浓厚的希特勒色彩，使得他无法受到在西方知识界的支持。
最为吊诡的是1949年毛泽东打败蒋介石之后，他突然一下子就转头，对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说「别了，司徒雷登先生」而倒向苏联。历来对毛泽东这么一个转向有很多不同的解释。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代表的是简单的反共角度，说这个都是因为苏俄支持了中国的共产革命，所以毛泽东不能不听命于莫斯科。但是在美国，主流的解释却相反，认为史达林是支持蒋介石的民族主义策略，并没有支持毛泽东。
为什么共产主义的吸引力和政府控制的困恼
这样的解释影响的不只是美国对中共的政策，更使得在战后批判法西斯独裁制度的思想界变成以共产主义作为一个出路。这一段时间虽然有很多思想家（例如颇柏Karl Popper，1902-1994，或海耶克，1899-1992）认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极权主义的化身，把权力集中在政府的手上，因此与战前日本德国（以及义大利）的法西斯专制集权的制度和思想并无二致，必须全力反对及消灭。
颇柏和海耶克的影响力并没有持续很久。因为西欧及美国的思想很快被社会主义所倾倒。社会主义这个观念乃是一种缓和的马克思主义。在共产革命开始席卷东欧及俄国的时代，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提出渐进式的社会改革，以创造马克思所鼓吹的共产世界。战后的50年代，欧美思想家开始朝这种渐进式的共产主义，并在政治上透过组党的方式，推动所谓的「社会主义」。
盖彼德（Peter Gay）在1952年出版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矛盾：伯恩斯坦对马克思的挑战》反映了战后苦闷的年代中，一个犹太知识人透过研究另外一个伟大的犹太思想家来铺陈一个不算是法西斯，不算是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家，而这个人也是犹太人。盖彼德把伯恩斯坦推出在时代思潮的前台，因为他像战后苦闷的知识人一样，希望在共产主义中寻觅创造理想世界的大道。
在东亚，无条件投降的日本，虽然在美国（麦克阿瑟将军）的控制下，接受美国式的自由宪法，但是日本帝国已经完结，她在东亚的影响差不多已经完全消失，用一句话来说，在战后的十余年间，日本必须在美国的指导下，细心反思她在新世界里面的角色。日本思想界这个内省的过程以及自由主义的影响使得她得以免去共产思想的继续茁壮。影响所及，韩国和台湾关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同的讨论也都乏如。
从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1950年代，共产主义和共产世界的理想似乎被不少人想象为创造一个新的、平等社会的可靠途径，而它的进场可以是缓慢的，渐进的，演化的，不透过革命，来达成的。英国的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1918-1977）拥抱的就是这样的想法。他不只写作有关社会主义的论文和书籍（《社会主义的未来》， 1956），并且参与政治活动，先后出任与经济、教育及外交的职务。在教育政策方面，他大力扩建官办学校，并实施免试入学。减轻入学的竞争可以说是他对英国（乃至于战后的欧洲）国民教育的重要贡献。当今的英国差不多百分之九十的学生读的是公开入学的所谓「综合学校」（comprehensive schools）。
对美国人来说，从建国之后不久，美国人就立法或至少认为地方政府有担负教育的责任。因此可以说美国本来就与二战之后才引入社会主义教育的英国是相似的。进一步说，美国的中小学教育最常引发争议的固然是经费问题，但是教育的内容才是中心的问题，特别是宗教教育。相同地，法国的初等及二等教育从拿破仑的时代开始就大多由地方政府担负经费。
就这一点来说，它与美国制度非常相似，但是在法国，教育内容的争论比美国更为激烈。许多所谓的私立学校，也没有独立编订课程的自由，就这一点来说，法国中小学教育的多元性显然少过英美两国。总之，近代西方教育的成形是18世纪启蒙及革命的产物：宗教教育被国民教育所取代，但是到了二战以后，如何由政府预算来办理教育，而不受政府的过分控制，这个理想成为战胜国的苦恼问题。
可以这么说：德日义战败了，他们的教育自然必须重新铸造，而战胜国的教育制度所应该受到政府控制的程度也变成了一个重要的课题。共产苏联和中国的兴起，使得全世界主要的国家都被逼要面对共产主义的挑战。在这样的挑战之下，独裁政治是否可以接受？部分思想家赞成接受共产思想：在绝对平等（共产）的条件之下，政府的干预很难避免，却担心政府的力量最好必须有一定程度的节制。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思想因此容许了一定程度的「柔性」运作：社会主义就这么兴起了。英美法等国的教育正好反映这样的踌躇和反思。
对中国革命的幻想与误解
上面已经指出欧美的知识人想从共产主义的思想中找到可以建造新的世界的基础。但是从启蒙时代已经开始的近代民主制度和理性科学让许多英美的知识人对马克思想中的计划经济很诚心地希望加以约束。对政府力量的过分扩张也产生严肃的思考。我们可以说这样的反省并不因为史达林体制下计划经济的残酷和政治的整肃而完全成功，中国的大跃进及人民公社（1957-1961）和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却被善意地了解为革命的必经途径。中国共产主义是建筑在「乡村包围城市」的农业经济上面，和苏联的拖拉机集体农场的宇宙观是相异的，所以1958年之后，中苏分道扬镳，这就「证明」了中国共产革命的优胜，以及苏联修正主义的谬误。 1968年，由法国学生发起的「革命」就是对中国和西方近代革命理想的莫名其妙的向往。
我记得1969年我初到美国读书，最让我感到新奇的就是在耶鲁大学办公大楼前面，成群学生在那里摆卖毛泽东选集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海报。学生们显然认为文化大革命所追求的用武力来打倒传统（不只是逐步改革）是民主制度要成功的途径。我记得教我历史哲学（”Historiography”）的盖彼得，在上课的时候也往往吐露出他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憧憬，以及他对传统西方历史及政治理想的批评。他早期写的《杰出学术的沦丧：殖民地的清教徒历史家》（1966），以及随后的《启蒙运动》上下卷，随后的《魏玛文化》，乃至于他晚年对维多利亚英国文明的解释都充满了对传统历史解释的批判信念。
定性社会主义，扬弃文革，及回归自由民主的价值
当时影响一整个时代学生的历史学家们有如霍布斯邦 （Eric Hobsbaum，1917-2012），汤普荪（E. P. Tompson，1924-1993）， 或希尔（Christopher Hill，1912-3003）等人；几乎个个都是马克思历史学家。 （很多是英国人，是不是因为对英国人最骄傲的工业革命有一种暧昧的同情？）可见到了1970年代，许多有名望的知识人对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依然有相当的憧憬。
但是总地来说，计划经济和政府的干预毕竟让人们担心，而社会主义所支持的公平社会开始刺激他们对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的重估。然而，在伦敦的小公寓房间靠着吃面包配白水，天天在大英图书馆（原属大英博物馆，现已正式独立）看书和思考的马克思，毕竟对一般容易被迷惘的知识人有相当的吸引力：马克思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对平等社会的描述，以及年轻马克思对自由（道德的完整实践才可以达成真正的自由）的说辞。
于是从1970年代中期之后，严肃的思想家们开始尝试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大力批判，并企图用自由主义世界观来与共产主义格义。柏林（Isaiah Berlin，1909-1997）或法国人阿隆（Ramond Aron，1905-1983） 是重要的代表。前者对马克思的自由观念和历史思想有广泛的批判。他在有名的《自由的两种意义》（1958）中，指出马克思所提倡的解放（或说自由）其实是一种「积极的自由」，是一种宗教，是对自我的否定，让道德淹没自我的意志。
阿隆写了一本有名的书，批评马克思主义是知识人的「鸦片」，书名为《知识人的鸦片》（1955）。这是战后法国最有名检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不同的书。阿隆的「鸦片」论乃是对马克思的「宗教是一种鸦片」的说法莫大的反讽。
欧洲知识人的深思常常是建筑在哲学式的严谨探讨之上。相对之下，美国知识人对共产主义的政治哲学则多与社会行动的实践牵扯在一起。大约在法国学生革命的同时，由著名的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1929-1968）所号召的黑人民权运动，定义了美国社会及政治思想的发展路线，并以种族平等的诉求为思考的核心，从而发展出一种全面性的新革命。
虽然「革命」两字已经鲜少被用来描述这数十年的探索，但是几乎所有的「传统」思想都遇到了无止无休的批判；批判的中心是追求绝对的平等，以为它的重要性更甚于安定，而自由更甚于法治。数十年来，从种族的平等，妇女的解放，文化的战争，乃至于近年来的LGBTQ+（Lesbian,Gay,Bisexual, Transgender, and Queer女性同性恋，男性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莫名人之恋，以及其他），多是务求语言高奇，行为彻底解放，放弃一切传统及法制的约束，以达到一切平等、一切自由、一切开放的进步社会。好高骛远是他们的行动纲领，虚伪的自由是他们的大旗。但是这样的符号的内部却隐含着一种对虚无的无政府状态的允许。
作为世界上经济最富裕，武力最雄厚的美国，战后对人类思想的影响无远弗届。从三十年代憧憬共产主义及法西斯出发，进而变成马克思式的全面性批判，开展成近乎接受无政府主义的告白、乃至于认同全面的相对主义思潮。这里先从战前的严肃进步思想人物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1892-1971）谈起。他在战前本来接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不平等）的批判，但是战后他开始批评共产主义太过理想化，批评它近于幻想，呼吁西方人必须采取现实主义的世界观。
战后领风骚的应该从鄂兰（Hanna Arendt，1908-1975）说起。鄂兰是一个犹太难民，受到了大屠杀（Holocaust）的苦难，但是在她的著作中竟然有时候会偶尔显出对绝对价值的困惑。一方面她对专制制度深恶痛绝，但是另一方面她对于基督教（特别是圣奥古斯丁）的「爱」又有一定的向往，自己对于犹太人的认同不免放在多元世界的脉络里面来认知，这就使得她对任何强烈的意识形态（ideology）感到反感。这种开放而宽容的态度反映了从相信共产思想逐渐走出来的暂时性的迷惘。
到了越战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像杭士基（Noam Chomsky，1928-）这样的新公共知识人。杭士基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批判传统思想的态度非常令人着迷，特别是年轻的学生。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不是当前世界的选项。他是真的无不反对，充满无政府主义的色彩。这是共产主义（包括社会主义）所遭遇到的近乎死刑的判决。
但是接近于无政府主义的杭士基所引领的世纪末的反省终于造成苏联的崩溃和中国邓小平的追寻开放改革。共产主义不再吸引人，而社会主义也逐渐与国家的干预与统制脱钩。福山（Francis Rukuyama）的「历史结束」使用的是黑格尔的用语，可见西方传统哲学已经回来提供新理念所需要的灵感。到了世纪末，严格的思想家像泰勒（Charles Taylor，1931-）、纳蕬宝玛（Martha Nussbaum，1947-），或者品克（Stephen Pinker，1954-）等人都提出对启蒙时代以降的价值观念（理性、自由、民主、平等）的怀念，鼓吹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我们或许可以说他们拥抱的是保守主义，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的作品代表了美国思想文化的再一次自由解放。一时间，许多人都被说服说西方古典自由主义已经完全打败了共产主义。
结论
美国作为当代世界文明的执牛耳者，他的动见观瞻，处处影响时局的变化。但是，2020年左右，美国的进步分子全盘改变世界的信心开始显露出回光返照的叹息；许多中国人觉得美国已经衰落、甚至于崩裂。甚至于相信伟大的民族复兴将实现强国的中国梦。但是美国是不是真的已经走上衰败的不归路？这是全世界过去八十年的探索、反思、和文化战争的结果。我衷心相信我们应该可以从独裁、政府的桎梏、和道德的相对性解放出来，用更进一步对真理的想象，而觅得「克服历史」的金光大道。
写于二战结束80周年于美国华滨泽瀑布
作者为纽约市立大学荣休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