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 Chai’s Substack Aug 22, 2025  | 转自 新世纪

“2015年春，齐邦媛先生曾给我写过一封电邮，感谢我寄去她堂兄齐振武的志愿军战俘审讯纪录。她最后寄语：“如今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史一定有很多丰富的、可作的计划，但愿历史有最终的公平，中国人永不再重历当年的苦难与幻灭。 ”

常成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副教授

《激流者》是一本独一无二的书，让抗战研究者惊喜赞叹，同时也令历史学者汗颜。赖恩典，这位1982年出生于福建漳州的独立摄影师，没有上过大学，却以一己之力，坚持十五年，完成了任何学术机构、民间团队都未能实现的壮举。他走遍中国大江南北、海峡两岸，远赴美国、新加坡，访问了170位抗战老兵、亲历者，包括两名女兵和一名“慰安妇”幸存者，录制了740个小时的专业级口述影像。在各地关爱老兵志愿者的协助下，他整理出一百多万字的口述纪录。自2013年以来，他在微信公众号“一起抗战口述历史”上已经发布25位受访人，共约50万字的口述访问纪录。

2022年，赖恩典与壹嘉出版社合作，在美国出版《逆流者: 抗日杀奸团成员口述历史实录》，详尽纪录七位在北平、天津沦陷区参与地下组织“抗日杀奸团”的男女中学生的完整人生。2025年是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他继而推出《激流者：陆海空抗战老兵口述》，纪录五位抗战老兵激流勇进的人生。这五位老兵都是陆海空、伞兵及军事情报单位的专业人员，他们丰富多元、往往高度机密的经历是现有抗战口述少有触及的内容，是价值很高的珍稀史料。

梁家佑（1922–2014）是西南联大从军八百学子之一，1944年2月加入孙立人部任翻译，参与缅北反攻，后随炮兵连配属英军，收复缅甸中部。

新加坡华侨黄锡骥（1926–2023）在珍珠港事变前夕，年仅十五岁时回国投身抗战，入学贵州桐梓海军学校；1948年在香港添马舰接受英国海军训练，学习电罗经等航海技术；1949年“重庆号起义”，他将该巡洋舰从上海吴淞口领航至渤海“解放区”。

杨勤槐（1927–2020）是中国第一支伞兵部队“陆军突击总队”（代号鸿翔部队）第一队成员，抗战胜利前夕伞降广东开平，奇袭日军。

陈炳靖（1918–2022）是嵌入美国第14航空队（其前身为“飞虎队”）第23大队的中国籍战斗机飞行员，1943年10月护航美军轰炸机空袭越南海防港，被日机击伤后跳伞，野外逃生数日，最终被俘。他被日军囚于上海江湾美军战俘营、南京老虎桥监狱近两年，历尽折磨。

五位受访人中唯一健在者李健平生于1927年，1944年被美军第14航空队与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简称OSS）招募进无线电训练班，1945年8月却因同事逃跑而被美军囚禁；内战中，他在滇军第60军人事课任课员，经历惨烈的长春围城、“起义”及漫长的思想改造。

《激流者》涵盖五位受访人的完整人生，从家庭背景、成长教育，到战争及战后经历，直到老年，内容巨细靡遗、丰富生动。因此，这本口述史不只是抗战史，更是五位老兵的生命史，亦是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二十世纪中国军事史、社会史、政治史，以及中美关系史。赖恩典没有受过学术训练，但他投身口述历史后边做边学，其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忠实性、完整性、公开性完全符合学术界对口述历史的最严格定义，令人惊叹。

读者或许难以相信，这样一本抗战口述历史，竟出自一个非学术界年轻人之手。在三年前出版的《逆流者》中，赖恩典就已展现出高度的求真精神和学术自觉。该书将32万字的口述纪录与原始档案及其他文献交叉比对，并注明资料来源。相较于主题集中的《逆流者》，《激流者》视野宏大，涵盖国军陆海空三军以及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和战略情报局等秘密作战单位的跨国历史，其考证难度、强度也高很多。

《激流者》把五位受访人共计70小时的采访，转录为71万字的逐字稿，再整理编辑成近40万字的口述史，并尽可能地多重考证口述中纵贯百年、包罗万象的内容。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激流者》，附有463条注释、135条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台湾国史馆和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史料室的原始档案、291张史料照片、历史老图片、受访人访问现场照片、访问手记、以​​及精心制作的地图与索引（地图与索引在大多数学术著作中都付之阙如），其学术严谨程度远超任何现有的抗战口述史。

在中国大陆，尽管诸多学术机构或民间团队拥有庞大的经费和资源，据称访问了更大数量的抗战老兵，但他们鲜有公开出版或公布相对完整的口述历史，供公众检视、参考。一些号称抗战口述历史的出版品并不符合口述历史的规范，而且往往仅聚焦抗战，忽略受访人的战前、战后经历。

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历史研究所自1950年代末即在首任所长郭廷以的推动下，启动口述历史计划，迄今已出版111册本口述历史访问纪录，以及17期《口述历史》期刊。受访人从最初的民国军政要员，扩展至不同领域、阶层的人物，包括妇女，但几乎没有基层抗战老兵。在香港，中学老师袁梅芳带领学生访问远征军、驻印军老兵，出版了两卷本的远征军口述历史及访谈录，比较详尽地纪录了28位老兵的战争及战后经历。[1]

我是学院内的历史研究者，虽然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但美国主流学术界并不提供口述历史课程。我和赖恩典一样，都是边做边学的实践者。我从2007年开始访问志愿军战俘，迄今已经在海峡两岸、美国、南美访问101名战俘、两名翻译及一名美军看守，其中11人曾参与抗战；此外，我还访问过十名中美双方的长津湖战役老兵，八位抗战译员以及11位其他抗战老兵；录入的逐字稿已经超过150万字。

虽然我和赖恩典在2023年前素未谋面，但我们的理念不谋而合：与新闻记者那种直奔主题、直接要答案的采访方式不同，我们试图完整地记录受访人的生命史。但他的专业精神与成果令我自愧不如。赖恩典的采访提纲通常长达数万字，最长甚至超过十万字，着实令人叹为观止。我迄今只在中研院《口述历史》期刊上发表过一篇志愿军战俘张一夫先生的口述纪录。而赖恩典已经出版《逆流者》与《激流者》两本口述历史集，并在其公众号公布了25位受访人的访问纪录，其中鸿翔部队译员徐希民和伞兵杨勤槐的口述纪录与我的受访人杨树芝的口述高度互证。

2023年，我终于有机会结识赖恩典，并邀请他来香港科技大学演讲。2024年1月我们一起去美国加州访问抗战、韩战老兵，我也向他学习如何改进摄影、布光和收音。过去十几年里，赖恩典到各地拍摄口述，总是呼吁当地志愿者拿起摄像机，他承诺提供技术培训指导，但应者寥寥。而我从2008年开始用佳能5D II相机记录口述访问，完全靠看YouTube自学技术，十五年后终于找到老师，成为赖恩典唯一的学生。

2024年夏，赖恩典告诉我《激流者》写作计划，并邀我作序。对我而言，作序就等于为其学术价值背书，就必须投入相当的精力来考证口述内容。与新闻记者、一般学者的“拿来主义”不同——他们只是摘用口述访问的部分内容，甚至只言片语——口述历史对真实性、忠实性和完整性的要求使得考证工作极其庞杂而艰巨。我搁置自己的写作计划，投入相当时间来考证口述中提到的成百上千个重要的信息点。我通过反复阅读逐字稿和经整理的口述纪录，查阅各种相关文献，并仔细爬梳多年来我从台湾、美国搜集的原始档案，对这些信息点的可信度做出判断，建议赖恩典在注释中列出参考文献，加以分析。对存疑处，说明疑虑；对被证伪的内容，说明受访人可能误记。

我一直景仰赖恩典的口述历史工作。为了从学理上说明他的独特贡献，我仔细阅读了游鉴明、罗久蓉、张力、丁东、邢小群、黎煜、陈墨等专家对口述历史理论与实际操作的论述。[2]结合自己的实践，我反复思考：什么是口述历史？为什么要做口述历史？口述历史与普通历史学者和新闻记者所作的口述采访有何不同？我最后归纳出口述历史的八个特性：真实性、忠实性、完整性、公共性、不可复制性、个人经历的独特性与普遍性、第一人称视角的鲜活性、平民性。赖恩典的口述历史工作高度体现了这几个特性。

什么是口述历史？

口述历史有悠久的传统。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时就倚重战争亲历者口述，而汉代司马迁写《史记》时也“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现代口述历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有其严格的定义。美国口述历史协会采用历史学家唐纳德•里奇( Donald A. Ritchie)在其广受欢迎的《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一书中的定义：口述历史访谈通常由准备充分的主访人(interviewer)向受访人(interviewee)提问，以录音或录影形式记录访问对话(interview)，以收集具有历史意义的记忆与个人评论。访谈录音、录影经抄录转为逐字稿（transcript）、制作摘要及索引，储存于图书馆或档案馆，供公众研究之用（general research），或经摘录后用于出版、纪录片、展览、戏剧演绎或其他形式的公众展示。录音、录影、访问纪录、目录、照片及相关文献资料通常也会上传至网站供人查阅。[3]

由此可见，口述访问不等于口述历史。访问仅仅是口述历史的第一步。口述历史并不是简单地记录受访人的叙述，而是主访人与受访人共同完成的对历史的追忆与探寻。中国现代口述历史的先驱唐德刚（1920–2009）认为：“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一般而言，大学者的口述史料大概有百分之五十、六十；非学术人士的口述史料只有百分之十五、二十左右。 ”[4] 他感叹，除了访问前的案头准备工作与访问过程的不易，访后的录音“‘回放’（play back）、誊清、校对、节删、增补、考订等等，麻烦是搞不尽的”。唐德刚的第一个受访人胡适“试了一下，便说这是个professional job（专业性​​的工作），不是个amateur（非职业或‘玩票的’）可以承担得了的”。[5]

访谈结束后，主访人必须将录音、录影和笔记转为逐字稿。即使是有经验的主访人或对该段历史有相当了解的录入者，仍需要六小时将一小时的录音转为文字。如果遇到难懂的口音、方言或外语，则需要更多的时间。然后，主访人在不改变受访人原意的原则下，再将逐字稿整理编辑成条理通顺、具可读性的访问纪录。整理过程中，主访人还必须对受访人口述中涉及的人（who）、时（when）、地（where）、物、事（what）加以必要的考证。在理想的状况下，主访人还应该回访受访人，并请其确认口述纪录。完成了这一系列的工作后，口述访问才转化成为口述史料，最终存入档案馆或图书馆，或以出版及其他方式公开，成为公共历史资源。

为什么要做口述历史？

历史学家傅斯年（1896–1950）于1928年创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撰文指出现代历史学的根本在于“史料”，而非传统的“着史”：“历史学不是著史：着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 ” 他强调：“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 ” 因此，现代的历史学者不是书斋中捧读经史子集的传统文人，他们必须“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的史料”。他提出一个在当时有些惊世骇俗的观点：“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 [6]

其实在此前一年，傅斯年欧游七年后甫返国，就已经提出：“我们要打破以前学术界上的一切偶像，屏除以前学术界上的一切成见！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 ” [7] 在傅斯年眼中，理想的历史学者是走入田野、深入民间的实践者。

近百年后的今天，傅斯年关于打破偶像、屏除成见、深入民间、到民众中去寻找材料的呐喊依然振聋发聩。如果我们相信历史学就是史料学，“一分材料出一分货”，践行“用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的史料”，我们就没有理由独尊某一类史料，而偏废其他史料。

研究现代史，我们如何能够片面依赖书面史料，却忽略亲历者的声音？又如何能够口口声声说要研究“底层”的历史，“给无声者声音”，却只是依赖官方文献或精英书写，而无视每天都在逝去的活生生的历史亲历者？

口述历史作为一种与文字史料并行的研究方法，正是傅斯年史料学精神的现代实践。口述历史绝非可有可无的补充材料，而是我们研究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今时今日，没有历史学者会质疑档案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但对口述历史，却仍有诸多质疑。在下文中，我将首先探讨口述历史最受争议的第一个特性——真实性问题，然后分析其他七个特性，以此说明口述历史为何重要，而且必要。

口述历史的八个特性：1真实性、2忠实性、3完整性、4公共性、5不可复制性、6 个人经历的独特性与普遍性、7第一人称视角鲜活性、8平民性

一．真实性

正如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 1886–1944)所说：“即便是最天真的警察也知道，不能尽信证人所言。同样的，众所周知，对历史证据不能照单全收。” 里奇强调：“口述历史的可靠性，或不可靠性，与其他史料无异。没有任何资料是完全可信的；所有资料都必须与其他证据相互比对验证。”[8]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1898–1968）在1946年断言：“政府的文告是最不可靠的史料，因为历代的统治者都是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好话说尽，坏事做完。但是有了琐言一类的杂史，则民间言语……最为可信。”[9] 此言显然矫枉过正，但也提醒研究者必须对任何史料都保持警觉。正如中国当代著名口述历史专家邢小群所说：“正史未必是信史，野史未必不是信史。” [10]

口述历史面对最常见的质疑就是对其真实性的怀疑。人们常问：“怎么能保证这么老的受访人说的都是真话呢？” 其实这是外行的问题，提问者显然没有做过口述历史。首先，人们常常低估老人的记忆力。也许他们记不清或原本就不知道事件的准确日期，但往往记得人名、地名、事件过程细节，而这些信息往往可以与其他材料互证，最终得以确定日期。譬如，陈炳靖回忆，日军曾将其从上海江湾战俘营移送至南京老虎桥监狱。在狱中，他没有日历，也不能写日记，并不清楚转移的准确日期。 2024年10月，我到东京的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史料室查档案，在闭馆前半小时打开当天申请的最后一个卷宗——《上海俘虏收容所全俘虏名簿》。厚厚名簿的最后一页赫然出现“Chen Ping Ching”（即陈炳靖）和他从上海移送至南京“支俘监狱”的日期：昭和18年（1943年）12月5日（第378页）。此案例说明，口述内容常常在访问后的查证过程中或出版、公开后被其他研究者证实或充实。

本书的五位受访人，受访时都已年逾九旬，但从访问纪录的细节程度可见，他们的记忆力依然惊人。赖恩典充分的准备和详尽的访问提纲，更有效地激活了受访人的记忆。在我的一百多位受访人中，最年长者是1919年出生的抗战译员洪光煃。他2023年受访时已经103岁高龄，但他仍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古文观止》首篇《左传•郑伯克段于鄢》，准确讲出远征军强渡怒江战役中美军顾问的姓名，并清晰描述战后在钱塘江维修河堤、1949后在大西南修建铁路的技术细节。这样的受访人可谓“天选之人”，其记忆力胜过许多年轻人。口述工作者的主要挑战，是及时找到这样的受访者，而不是先入为主地质疑老人的记忆力。

如前文“什么是口述历史”所述，从口述访问到形成口述历史史料，必须经过访前准备、访问中追问、访后考证、整理与编辑等多个严格步骤，其真实性应该有相当的保证。与死的文献史料相比，由活着的亲历者与历史研究者共同探寻、经考证而成的口述历史，其可信度反而可能更高。中国电影人口述专家黎煜强调，“由于口述对话现场对质的特性，具有历史背景知识的采访人同时充当了检验员……他既是对话者，也是历史事件真伪的第一个甄别者。”[11] 可以说，具备史识、史才的主访人能有效地辨伪、勘误，从而提升口述历史的准确性与价值。

黎煜把口述中常见的不真实内容分为四类：“伪”（故意造假）、“误”（记忆错误）、“虚”（基于事实基础上的夸张夸大）、“隐”（隐瞒或不愿讨论某些问题）。首先，受访人会不会故意造假、撒谎呢？黎煜相当肯定地回答：“他不敢。” 面对有备而来的主访人拿着“长达万言”的访问提纲，在对谈中表现出对史料的充分掌握，受访人“不敢亦不会在采访人面前实施道德欺骗”。 [12] 假如受访人故意撒谎，在主访人的追问下很容易被戳穿。在此情况下，主访人也应当终止访问，因为故意掺假的口述还不如没有口述。

2023年，赖恩典临时访问一位老兵，没有准备提纲。此人大谈孙立人在缅甸枪毙日军战俘，但经不起赖恩典追问细节，只能顾左右而言他（见自序）。于是赖恩典礼貌而坚定地关机，结束访问。在本书中，孙立人部译员梁家佑的口述有力地证伪“孙立人杀俘”一说。赖恩典还追溯出这个谣言的起源，又如何经央视军事频道节目升级为“孙立人活埋1200名日军战俘”的离谱神话（第114页）。

在我访问过的一百多人中，还没有遇到过故意造假的案例，仅有一次受访人知难而退的经历。 2013年我到台南荣誉国民之家（简称“荣家”）访问赴台战俘，荣家主任拟定时间表，三天访问六人。主任称其中一人见过陈云和邓小平，还曾与毛岸英共事；我心想遇到李鬼了。第二天下午，该战俘没有如约到会议室受访。我到户外健身区找到他，他低着头，一言不发。我猜想，他了解到我对其他战俘的深度访问，与以往记者的蜻蜓点水式采访完全不同，因此他不敢受访，以免自己吹牛的“威水史”被戳穿，自取其辱。

第二类不真实属于“误”，不是故意造假，而是记忆或认知错误，比如时空错误、人物张冠李戴等。第三类现象“虚”，则是指在事实基础上的夸张夸大。这两类问题可以通过充分的访前准备、访谈时追问、访后多方查证，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克服，可在访问纪录中用注释校正。以李健平为例，他回忆1938至1940年间，衡阳驻有美军第14航空队，与日机空战。但第14航空队直到1943年才成立，李健平显然误记。赖恩典就此在注释中做了详细的考证（第419-420页）。李健平讲述自己于1944年由第14航空队招募，接受无线电及跳伞训练，跳伞的标准高度是6000公尺（第444页）。但鸿翔部队伞兵杨勤槐则回忆训练跳伞高度是千把公尺，实战跳伞高度就只有两三百公尺（第265页），该说法与另一位伞兵李汉勋的描述接近（第447页），也符合军事常识。李健平很可能把英呎误记为公尺。

虽然李健平的记忆有不确之处，但这些都不属于造假，并不减损其口述的可信度。反而，其口述中不少关键信息可得到机密档案和文献的证实。 1943年夏，李在重庆被第14航空队军官饶世和（即Malcolm Rosholt）招募进入无线电训练班（第434页）。但直到抗战胜利后离职，他才知道自己服务的单位是美国战略情报局OSS（第470页）。

李对其服务单位的叙述看似矛盾，但可从美国在华情报体系的复杂演化中找到答案。根据余茂春的专著《OSS在中国》，1944年春，OSS背着戴笠主持的中美合作所，开始与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合作开展情报工作。 [13] 正是此时，李健平被第14航空队军官招募至OSS服务。李对其受训过程、教官的描述与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之OSS的机密档案高度互证。譬如，OSS文件清晰记录文职雇员Lee Chien Chiu （李剑秋，后改名为李健平）于1945年8月5日从西安被送返昆明，签名者为Eldon Nehring，即李健平所述南宁上尉（第466页）。倘若李不是亲身经历，他绝无可能编造出一些只有在美军机密档案中才出现的人和事。

第四类不真实是“隐”，指受访人囿于各种原因隐瞒或不愿谈论某些时段、某些方面的经历。丁东指出：“人都有自我美化的倾向，记忆也有选择性……愿意说过五关斩六将，不肯说走麦城。”[14] 主访人只能尽力争取受访人的信任，同时适当地展示自己对历史的掌握，激发受访人讲述、回应、讨论的欲望。

另外，受访人为了保护自己或他人隐私，避免产生争议，也可能避谈某些议题。在《激流者》的五位受访人中，梁家佑、李健平、杨勤槐对1949后在大陆的经历描述得相当详细，黄锡骥的描述则相对简略；反而是去往台湾、再移居香港的陈炳靖对1949后在台湾和在加拿大、菲律宾担任武官的经历避而不谈，坚称“这些历史有太多和政治有关的秘密，说多了会给自己和别人带来麻烦”（第391页）。赖恩典两次远赴香港录口述，老先生都守口如瓶。在这样的情况下，主访人只能尊重受访人的意愿。

口述历史工作者将口述与其他文献资料、其他口述对照考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辨伪、勘误，尽量接近史实。但一个深入丰富的口述访问，其内容不可能百分之百与现有材料互证，有的内容属于孤证，有的内容与其他史料矛盾。面对这样的挑战，我很认同黎煜的方法：尊重史料取信原则（而不是轻易的否定口述）：

· 事件参与者比事件转述者更可靠；

· 两人以上陈述的比孤证更可信；

· 离事件发生时间、地域越近的史料一般越可靠（即傅斯年所说“近人的史料”）；

· 与所叙人或事越没有利益关系的陈述越可靠；

· 经查实后，证明该受访人所述事件的真实性比例越高，其公信度也越高，以此类推，他所言，哪怕是孤证也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15]

最后一条特别重要，假如受访人所述信息点被证实的比例很高，那么那些孤证的可信度也越高。研究者必须用自己的“史才”作出判断，孤证亦可立，至少应当完整保存于口述纪录中，供大众和学者检视，未来或可被证实或证伪。由此可见，出于对真实性的追求，口述工作者亦应当完整而忠实地保存口述资料，而不能擅自删去自己暂时不能核实的内容。

二．忠实性

唐德刚有“中国现代口述第一人”的美誉，但其方法却因“忠实性”问题而遭人诟病。 1957年，唐德刚加入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项目，随即开始访问旅居纽约的胡适和李宗仁。唐德刚认为“非学术人士的口述史料只有百分之十五、二十左右”；因此，他将李宗仁“所说的大事，凡是与史实不符的地方，我都全给他‘箍’掉了。再就可靠的史料，改写而补充之。”[16]

黎煜认为，唐德刚考证史实的精神可敬，但其结果却“改变了李宗仁身份的原始面貌，是采访人的越权行为”。另一位电影人口述历史学者陈墨也批评唐德刚“把口述历史的受访人当做了历史信息的工具，而在有意无意中压制了受访人的主体性”。 [17]

事实上，唐德刚自知有此问题。他在《李宗仁回忆录》后记中讲述访问与写作的沧桑，他坦承：“在治学的基本原则上说，我今日对这部稿子，除掉改正少数笔误之外，我是不应易其一字的。改写和润色，都为治学常规所不许。” 但因为李宗仁于1965年悄然离美返国，所有文件遭哥大封存十二年之久，直到1970年代末，中、英文版书稿才相继成型。唐德刚生活在美国学术体制与复杂版权关系的夹缝中，不禁哀叹：“这点实在是我们华裔知识分子在海外以中英双语治中国史，无限辛酸的地方。这也是笔者要向《李宗仁回忆录》中文版读者道歉，并请逾格体谅的地方。”[18]

因此，《李宗仁回忆录》的书名用回忆录，而非口述历史，署名则为“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 《胡适口述自传》的口述史料比例更高，但书名只是自传，亦非口述历史，其中文版署名为“胡适口述、唐德刚整理/翻译”。而《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口述比例很高，因此书名为口述历史，署名“张学良口述、唐德刚撰写”。很显然，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学口述项目工作，很清楚回忆录、自传与口述历史的不同，因此他采用不同的书名和署名方式来区隔忠实性程度不同的口述作品。

尽管唐德刚的某些方法受人非议，但是其口述访问的原始录音、逐字稿及整理稿都完整保存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可供公众检视，因此完全无损其口述工作的忠实性、完整性、公开性。这从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哥大口述项目严格完善的标准操作流程（SOP）。 1948年，美国记者、历史学者阿兰•芮文斯（Allan Nevins）在哥大创立了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口述历史中心。最初，他用速记法作纪录，但效果不佳。同年，开盘式录音机（Reel-to-reel tape recorders）进入商用，使得口述历史进入录音机时代。 1963年，卡带式录音机、录音带进入商用。 [19] 唐德刚访问李宗仁之初，就使用笨重复杂的录音机，但因为频繁访问，加之海阔天空闲谈时间过长，遂改用笔记。 [20] 而胡适时间紧张，访问多安排在哥大办公室，以录音记录。 [21] 正因为哥大口述项目树立严格的口述学术规范，胡适、李宗仁、顾维钧、张学良等历史人物的口述纪录才能完整、忠实地保存下来，供公众检视。

录音记录是现代口述历史的一个核心特征，因为这是口述历史纪录完整性、忠实性、可靠性（真实性）的基础。里奇强调：“访谈要成为口述历史，必须是经过录音甚至录像、经整理后保存在档案馆、图书馆或其他资料库，或以近乎逐字稿的方式出版。……口述历史工作者通过保存访谈的影像声音纪录和逐字稿，力求留存尽可能完整、忠实且可靠的纪录。”[22] 在中国大陆，至今仍有学者认为笔录可替代录音录影。但笔录受限于速度，不可能是完整的、忠实的。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正如录音替代笔录，录影终将替代录音成为主流的记录方式。赖恩典作为摄影师、导演，有天然的优势。最重要的是他的专业精神，他对构图、灯光、收音近乎严苛的自我要求，保证了影像、声音的极高质量。他的口述拍摄从最早的摄录一体机到电影机，画质分辨率从1080P高清到4K，到最后的6K，最大可能地、最忠实地记录最多的信息，这体现了一个口述工作者对忠实性、完整性的不懈追求。

三．完整性

完整性与忠实性紧密相连，忠实的口述也应当是完整的。但要做到完整，其实很不容易。记者和学者利用访谈来收集资料，但他们的作品极少符合口述历史对完整性的定义。里奇指出：“就此而言，记者与一般学者并无不同。学者通过访谈搜集材料，摘取访问的部分内容用在书或文章中，却不会公开完整的逐字稿或访问纪录。书或文章一旦发表，原始的口述资料就被束之高阁或置于地下室。”[23]

极少有记者和学者完全依照口述历史的严格规范来完整公开资料，其原因不难理解。首先，口述历史对于资料的真实性、忠实性与完整性有极高要求，从前期准备、实际访谈、到访后的查证与整理，工作量都极大；而鲜有记者或学者具备足够的经验、精力、时间与经费来完成口述历史的完整流程。另一方面，口述历史虽然算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但并未获得主流历史学界的充分认可。口述历史成果甚至不被当做研究成果，对学者的生存、升迁几乎毫无帮助，甚至被视为不务正业。无论中外，在现有学术体制下，口述历史工作都是只有投入而没有回报的苦差事。若从商业角度看，更是无利可图。

口述历史是一项投入与回报完全不成比例的无私工作。唐德刚投身口述访问与研究长达三十余年，他坦言：“在这个商业习气极大的社会里，由于为人作嫁，后来几陷我于衣食难周、啖饭无所的难堪绝境。” 他感叹：“我个人那时不能入境从俗，而害了我国传统文人的‘沉溺所好，不通时务’的旧癖，这样对一位寄人篱下的海外流浪汉的谋生养家、奉养老亲、抚助弟妹来说，可能是件一言难尽的绝大错误吧。”[24]

投身口述历史工作的人，其动力只有一个：出于对历史真相和历史细节的追求，他们总是想知道更多，想问得更细、更完整。

2016年4月5日，赖恩典在山西太原访问原西南联大从军八百学子之一、伞兵鸿翔部队翻译徐希民。他打开摄影机，说：“开始。我想从您小时候开始聊，就是编年体的口述，从您小时候出生家里的情况到您读书、参军，最后内战、文革等等一直到现在。” 当时93岁的徐希民有些吃惊，“我要是那样录起来，我的事可多可多了，都说不完，而且都很精彩，你知道吧？” 赖恩典答：“就需要这样。”那次访谈持续了整整三天。 2023年受访的李健平则创下最长的访问纪录，前后六天，总时长25小时。他告诉赖恩典：“其他人来都是一两个小时完事，问不出个所以然来，也说不了什么。你这次的采访百年一遇，千载难逢，你今天能把我这些历史记下来说出去，我心满足了，明天死了，我都高兴！”（第576页）

赖恩典虽然没有受过任何口述历史或学术训练，但他想要了解并记录受访人完整人生的朴素想法，其实与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口述历史计划的理念不谋而合。张力自1984年入职近史所，即开始口述工作，四十年来访问了数十位台湾军政人物。他强调，口述历史是关于受访人“一生的访问”，通常包括家世、学历、经历三大部分。 “虽然受访者成年以后的事功或经历是访谈重点”，但他“颇注重诱导受访者对其家世环境和早年家居生活的叙述。” 因为“从‘讲古’开始，可以增加谈兴，有利访谈之进行。” [25] 易言之，从受访人的儿时经历讲起，还有一个实用的功能，即破冰效果（icebreaker），可以让受访人放松，逐渐与主访人建立信任。

四．公共性/公开性

公共性或公开性，与真实性、忠实性和完整性一样，是口述历史的核心特性（defining feature）。里奇强调：“口述历史的核心定义在于：可供公众研究、重新诠释与验证。”[26] 然而，若要忠实、完整地公开口述史料，不但工作量惊人，而且需要克服人性的自私。记者追求独家报道，学者则崇好独占史料。现实中，记者与学者虽然采用口述的方法与材料，却鲜少整理原始口述资料并完整公开。因此，严格而言，其作品难以称为口述历史。

近年来，诸多学术机构和民间组织获得大量资金，进行口述历史访谈，但鲜有公开访问纪录。他们往往借“已签署保密协议”为由，不公开成果以供公众检视、参考。没有公共性、公开性的访谈，其实与口述历史的精神相悖。

诚然，受限于出版环境，完整出版或公开口述历史确有困难。然而，公开部分内容，并非全然不可。假如，文革相关内容不便公开，但抗战口述却仍有出版或公开的空间。受访人既然愿意受访，就有不同程度公开其经历的愿望，不可能要求数十年内绝不公开其口述的任何内容。

学术乃天下公器，口述历史尤为如此。公开，是口述历史之本义。

五．不可复制性

理论上，一位受访人的叙述是可复制的，文字叙述尤其如此。然而，口述历史是主访人和受访人共同完成的对历史的追忆和探寻，双方的互动是独一无二的，可能激发不可预测的记忆火花和情感流露。如上文所述，有的受访人是“天选之人”，但一个优秀的主访人也是“天选之人”，二者的相遇是奇妙的机缘，会产生独一无二的口述访问。

面对一个耄耋老人，主访人是直奔主题、拿到想要的答案就走，还是耐心、专心地倾听老人的人生经历？受访人其实能感受、分辨访问人是否真诚地关心自己的经历。一旦他们信任访问人，他们就会讲出许多从未与人——甚至家人——分享过的经历。

2023年，赖恩典在香港访问海军老兵黄锡骥的第三天，黄老告诉赖恩典：”我心里憋了几十年的东西没说过，要好好跟你说说。”（第226页）这次访问持续了四天。一年后，黄锡骥老人逝世，终年97岁。

2020年，天津抗日杀奸团成员王文诚写道，“我的口述历史承赖恩典先生把它记录下来，我觉得很舒服很痛快，我这一生和所做的事有交代了，死而无憾。”（《逆流者》，第278页）2022年，王文诚在台北逝世，终年102岁。

2016年，空军英雄陈炳靖在访问结束后告诉赖恩典：“我很喜欢你，你问得很细致很专业，不像其他人随便对付两句就完事了，所以咱俩的合影得握着手拍。”（第389页）2022年，陈炳靖在香港逝世，终年103岁。

2013年，鸿翔部队伞兵杨勤槐告诉赖恩典：“你这次来找我录口述，我们也因此成了忘年之交，我和你们二三十岁的人在一起聊过去的历史，很知心，也很不容易。”（第286页）2020年，杨勤槐在贵州逝世，终年93岁。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这句名言提醒我们，主访人对受访人的每一次访问都是独一无二的，是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

六．个人经历的独特性与普遍性

里奇强调，从事口述史的理由，就在于“问一些从来没人问过的问题，搜集一些若不采访就会消失的记忆…… 今天的口述历史学者，正为未来的传记作家和研究者做前期工作，只盼他们将来不会为我们今天没问的问题而扼腕叹息。” 未来的历史学者希望从今天的口述历史中读到什么？里奇指出，他们希望看到前人“从第一人称视角对大事、小事的观察，和他们如何理解这些事件”。传统史料通常能提供人（who）、事（what）、时（when）、地（where）等基本信息，但是口述历史却能解释“为何”（why）和“如何”（How），尤其能帮助我们理解人物的动机和抉择。 [27] 这正是官方文献所缺失的。

每个人的境遇、动机与选择都是独特而复杂的。官方文献注重结果，往往无法也无意纪录个人经历和心理过程；即便是个人回忆录，也会有意无意地过滤掉内心冲突与挣扎。因此，基于官方文献、书面文字的传统史学，常常演化成“没有人”或“没有人味”的政治史、组织史、机构史，难以像文学作品那样直击人心。

文学批评家刘再复曾说，伟大的文学作品的灵魂，在于探究个人在道德困境中的挣扎、反思与忏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天人交战，阎连科笔下的人性困局。而口述历史，以第一人称视角，呈现个人经历的独特性、复杂性，同时映照普遍的人性困境与道德两难，使口述历史超越个人独特性，使读者产生普遍共鸣。

以杨勤槐的回忆为例：抗战胜利前夕，伞兵第一队空投广东开平，奇袭南江口。激战中，战友施明映头部中弹，“满脸满头都是血……呼吸非常困难……他眼睛一眨一眨的”，看着战友杨勤槐。杨明白，“他是希望我们不要走，或是帮他找个地方隐蔽下，或是希望我们找个医生来，又或是找个担架把他抬回去”。但此时敌军已经开始反攻，大部队已经撤退，只剩杨勤槐一人面对奄奄一息的战友。他无力施救，只能忍痛撤离。此事成为杨勤槐一生的悔憾。六十八年后受访时，他仍潸然落泪。 （第？页）

杨勤槐的叙述真实可证。美国战略情报局档案清晰记录第一队从昆明起飞到空降广东的精确时间与人员名单，包括杨勤槐、施明映。杨勤槐还存有当年日记。 （第？页）后来成为著名医生的杨勤槐，终生思索当初是否应当补战友一枪，以结束其痛苦。这样的灵魂拷问，没有正确答案，却正是口述历史所独有的心灵坦白，远比小说更令人动容。

每一个口述历史都是独特的。然而，当口述触及人的生存困境与道德两难，就已经超越个人记忆，转化为对生死、责任与选择的普遍反思。

七．第一人称视角的鲜活性

在过去几十年，历史学界经历了各种运动，从以大人物为中心、自上而下的宏大叙事，转向以平民为中心、自下而上的史（bottom-up)或底层的历史（subaltern）。同时也经历了各种“转向”，如情感转向，感官转向……不一而足。然而，唯一没有发生的转向，是史料来源的转向。史料来源仍未走出以官方文献、精英书写为主的窠臼，而错失亲历者口述、平民书写所提供的鲜活历史素材。

美国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在《八月炮火》中描述英军登陆景象：“残阳如血，冉冉西下”（the sun went down in a blood-red glow）。 [28] 有读者赞叹她妙笔生花；她却告诉读者，该句引自一位英军军官的文字。塔奇曼慧眼识珠，再经中国译者借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中“残阳如血”四字，使之成为名句。

在《激流者》中，李健平只有高中文化，却以口述与文字，描绘出更加真挚动人的历史意象。 2007年，李健平致信侯健存，追忆1945年在云南昆明、开远接受美国战略情报局（OSS）训练时，与侯健存、侯竞存兄弟的战友情谊：“忆及岗头村、开远，宛若日昨。雨中洗澡，共游红河。当弟奉命开赴抗日前线，不及辞行，健竞二兄速跑三公里赶来车站送行，拥别之时，已是泪汗全身。呜呼！此情此景，距今已是六十二个春秋。”

侯健存回信写道：“1945年开远的瞬间相聚，已是六十余年前的故事。我们都是为了爱国、抗日救亡、雪国耻的共同目标走到一起的热血中华儿女，我们兄弟般的团结奋斗情景令我怀念至今！”（第458-463页）然而，他的弟弟侯竞存，早在四十年前的文革中，不甘受辱而自杀身亡。

侯竞存原为华西协合大学医科学生，抗战时期自愿从军，与兄长侯健存一同被分配至OSS特别行动组。日本宣布投降后，他作为译员随代号Flamingo“火烈鸟”的特别行动小组空降归绥（今呼和浩特），与傅作义接洽受降事宜。假如没有李健平的口述和书信，我也不会从几年前搜集的OSS档案中，找出这些尘封八十年的文件，更无从辨认出 Intptr Hou Chien Tsun或 Mr. Lee Chien Chiu 这些陌生的名字（第459，466页）。

在重建历史的过程中，口述历史的第一人称视角常常提供关键史料。口述，不只是对档案文献的补充，更能激活档案文献，赋予档案生命。

八．平民性

口述历史，不仅是记录过去，更是民主理想的实践。历史不应只属于帝王将相、权贵精英，而应属于每一个人。

“历史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 已故历史学家高华（1954–2011）曾疾呼，“研究当代史应该高度重视普通人的叙述，而这个方面是我们的研究者所忽略的。” 他常引用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的话：“经常受到世界史浪潮冲击的，往往是那些最普通的人，而绝不是那些高官显爵。”[29] 普通人是社会的主体，也是历史苦难的主要承受者。然而，他们的声音却长久以来被主流历史书写忽视，甚至也被口述历史工作者遗忘。

口述历史的对象，应该是精英，还是普通人？这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在西欧，口述历史一直由社会学者主导，他们关注劳工阶层的普通人；而以芮文斯创立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中心为代表的美国口述传统，起初只关注政、商、社会名流，普通人难入法眼。曾有军史家直言，“我只访谈将军。”直到1970年代，美国历史学者才开始转向关注平民，使口述历史变得日益包容。 [30]

然而，对99%的口述工作者来说，这场“精英 vs 普通人”的辩论，其实是毫无意义的伪问题。首先，绝大多数口述工作者没机会访问名人。知识精英多能自行著述；政商名流则有资源请人代笔，著书立传，甚至为其歌功颂德。更严重的问题是，由于地位不平等，权贵精英往往难以与口述工作者平等对话，不愿接受对质与追问。为了维持其既有公共形象（或谓人设），他们往往坚持固定叙述，即使该叙述经不起推敲考证。政商名人、明星的“口述”，多半沦为商业化的传记代书。其真实性、忠实性与完整性，也因此大打折扣。

反之，普罗大众人数众多，却往往缺乏资源、时间或能力来记录自身经历与观察。他们的历史是独特的，也是普遍的，更需要抢救与保存。

梁家佑虽是大学教授，但仅留下一篇印缅战场回忆录；陈炳靖仅自印一本简略的抗战回忆录。黄锡骥、杨勤槐、李健平在受访前都没有写过回忆文章。赖恩典的出现，提供了难得的机会，通过录音、录影和文字，为他们的历史留下忠实而完整的见证。

不为权贵唱赞歌，只为苍生录人话

作家柏杨（1920–2008）曾言：“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 [31] 而赖恩典的口述历史工作之精神，或可谓“不为权贵唱赞歌，只为苍生录人话”。

对历史工作者而言，“权贵”不只是政商权贵，更包括学术权贵或权威——那些主导学界论述的“大佬”或期刊主编。纯粹的历史工作者，应如傅斯年所期许，以求真为唯一圭臬，“打破一切权威”，拒绝盲从西方理论——无论是德国理论、俄国理论还是法国理论、美国理论——或任何理论。唯有回归历史的本体：人。

口述历史工作者，肩负忠实、完整地记录受访人生命史的道德责任，也承担着查证事实、确保严谨的学术责任。这样的重担，常令人视为畏途，望而却步。

口述历史不仅耗费心力，更几无经济回报。即便跻身美国最顶尖的哥大口述项目，唐德刚亦曾哀叹，因为投身这项“默默无闻、薪金低微、福利全无、对本身职业前途有害无益的苦差事”，他“牺牲掉甚多所谓‘华裔旅美学人’一般所认为最理想的转业良机”。 [32]

口述历史是追求真实性、忠实性的基础工作，不是追求创新诠释与理论建构的显学。在访前准备、访问和访后考证过程中，口述历史工作者投入创造力，但在最后的口述访问成果中，却隐身其后，默默无名。

学术界重视理论创新，因此口述历史这样的基础性工作往往不计入学术成果。而中文的口述历史成果，在英文主导的学术体系中，更难以获得承认。

然而数十年后，唐德刚，这位世俗意义上的失意者（还有黄仁宇这位失败者），却成为华人世界最知名的历史学家。反观当年那些在藤校、名校风光一时的华人学者及其著作，早已随潮流退去，烟消云散。而唐德刚的口述工作成果，却已成不朽。

最基础的，往往是最根本的，生命力也是最长久的。

高华以《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而闻名，但他真正关心的，并不是高层权力斗争，而是经延安整风形成的制度，如何在四九后普遍应用在普罗大众身上。 《红太阳》之后，他转向关注“小人物”在四九后“被清除、治理和整顿”的过程，材料主要来自正式、非正式出版的个人回忆录。可惜天不假年，高华于2011年辞世。当时抗战口述历史方兴未艾，他没能看到多年后陆续出版的口述历史成果。我相信，《激流者》正式是他所倡导、期盼的历史书写：“小人物、大历史”。 [33]

写大人物，固然有其价值，却多属锦上添花。

写小人物，揭示大历史，使无名者名垂青史，这才是历史工作者的真本事。

几十年后，几百年后，未来的人们想要了解抗战史、二十世纪中国史，他们会打开这本《激流者》，他们还会读到梁家佑、黄锡骥、陈炳靖、杨勤槐、李健平的名字。

未来的人们不会在意那些久远的政府机构、组织的沿革，却会关注这些个人在困境中的奋起、挣扎与反思，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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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第一页寄望读者对中国历史抱有一种“温情与敬意”。翻开这本《激流者》，我们可以感受到赖恩典对抗战老兵深深的“温情与敬意”，这也是对中国历史与中国人的”温情与敬意”。

有了这样的感知，我们或许才能开始理解一个人如何能有如此的动力与毅力，将自己青春最宝贵的十五年，投入到一项完全没有经济回报的持续行动中，因此失去不少商业拍摄工作。他是“一个人的剧组”，成年扛着、拉着大箱小包的摄影、灯光、录音器材，走南闯北，寻访八九十岁的抗战老兵，为世人抢救下不可再生、不可复制的珍贵历史记忆。

抗战“激流者”献出的是热血与生命。为了纪录他们的历史，赖恩典付出十五年的青春。而我为这篇序言付出的只是三个月的时间。

感谢赖恩典的口述历史工作，我得以与八十年前这些激流者的生命产生连接。这是殊胜的因缘，也是奇异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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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春，齐邦媛先生曾给我写过一封电邮，感谢我寄去她堂兄齐振武的志愿军战俘审讯纪录。她最后寄语：“如今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史一定有很多丰富的、可作的计划，但愿历史有最终的公平，中国人永不再重历当年的苦难与幻灭。”十年后的2025年，齐先生已经逝世，而世界却变得更加动荡不安。我不能确定中国人是否能“不再重历当年的苦难与幻灭”，但我们可以做的是：纪录二十世纪中国人所经历的苦难与幻灭，提醒今人、后人拒绝遗忘，警惕强权。

米兰·昆德拉写过：“人类对抗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然而，记忆何来？唯有纪录，才有记忆，才能对抗遗忘与扭曲。

谨以此文，致敬那些在八十多年前挺身而出、投笔从戎的热血青年——“激流者”。

也致敬今天仍然脚踏实地走在民间、抢救历史记忆的纪录者。

也呼唤更多的年轻人走进田野，走入民间，成为记录历史的行动者。

常成

2025年4月于香港清水湾

[1] 袁梅芳、吕牧昀编著，《中国远征军：滇缅战争拼图与老战士口述历史》（香港：红出版（青森文化），2015）；袁梅芳编著，《中国远征军II：老战士访谈录》（香港：红出版（青森文化），2017）。

[2] 罗久蓉、游鉴明、瞿海源访问，《烽火岁月下的中国妇女访问纪录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游鉴明，《她们的声音：从近代中国女性的历史记忆谈起》（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当代上海研究所编，《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务——来自海峡两岸的探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黎煜，“对话过去、当下、现在：口述与历史撰写”，《当代电影》2012 年第3 期，第69–75页；陈墨，“史学之谜：真实性、口述历史与人”，《当代电影》2011年第3期，第96–103页。

[3] Donald A. Ritchie, Doing Oral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 8. 常成译。为了突出访问人的能动性与重要性，笔者借鉴游鉴明的译法，将interviewer译为“主访人”。

[4] 唐德刚，“文学与口述历史”,《传记文学》第45卷第4期，1984年，第12页。

[5] 唐德刚，“历史是怎样口述的”，《胡适杂忆》（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1981），第205页。

[6]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四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第253，262，264页。

[7] 傅斯年，“《 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发刊词”，原载《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一期，1927年11月，收入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第12-13页。

[8] 转引自Ritchie, Doing Oral History, p. 9. 常成译。

[9] 翦伯赞， 《史料与史学》（北京出版社，2005），第 46页。

[10] 邢小群，“口述史与‘文革’研究”，《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2期。

[11] 黎煜，“对话过去、当下、现在：口述与历史撰写”，《当代电影》2012年第3期，第72页。

[12] 黎煜，“对话过去、当下、现在：口述与历史撰写”，《当代电影》2012年第3期，第72页。

[13] Maochun Yu, OSS in China: Prelude to Cold War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55–156.

[14] 丁东发言稿，“关于口述史的八个问题”，历史百人会第四期线上沙龙“记忆与遗忘：口述历史的虚与实”，2015年。

[15] 黎煜，“对话过去、当下、现在：口述与历史撰写”，《当代电影》2012年第3期，第75页。

[16] 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第822页。

[17] 黎煜，“对话过去、当下、现在：口述与历史撰写”，《当代电影》2012年第3期，第70页。

[18] 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第821页。

[19] Ritchie, Doing Oral History, pp. 5, 45.

[20] 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第814–815页。

[21] 唐德刚，“历史是怎样口述的”，《胡适杂忆》（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1981），第205页。

[22] Ritchie, Doing Oral History, p. 8. 常成译。 Candid多被译为“真实”，此处应为“忠实”。

[23] Ritchie, Doing Oral History, p. 8. 常成译。

[24] 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第819–820页。

[25] 张力，“军政人物的访谈经验”，《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务》，第165页。

[26] Ritchie, Doing Oral History, p. 8. 常成译。 General research常被误译为“一般研究”。

[27] Ritchie, Doing Oral History, pp. 33–34. 常成译。

[28] Barbara W. Tuchman, The Guns of August (Bantam Books, 1989), pp. 320, 525; 巴巴拉•W• 塔奇曼著，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翻译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第233页。 “残阳如血”原出自毛泽东于1935年创作的《忆秦娥·娄山关》。

[29] 高华，《革命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第299页。

[30] Ritchie, Doing Oral History, pp. 4–5.

[31] 柏杨，“再版序”，《柏杨曰》上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序言第4页。原文为：“不为君王唱赞歌，而只为苍生、为一个‘人’的立场和尊严，说‘人’话，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历史”。

[32] 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第819–820页。

[33] 高华，“小人物、大历史”，《革命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第3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