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于《信报》网络版 2020年5月21日，抗战80周年重温。）转自 Vanished Archives 消失的档案 | 新世纪
香港 DSE 历史科一条考题，除了惹来本地亲中共媒体大批判、亲共组织「教联会」口诛笔伐外，还劳烦中央级的新华社和外交部公然干预香港内政，出面助攻。这些激烈的民族主义式的大批判，反映了他们要么就不懂历史，要么就是双重标准。
其实，这条题目很容易回答，视乎你的立场和历史知识。如果我是共产党员，我会答：日本侵华必然是「利多于弊」，因为中共靠日本侵华而壮大，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连中共党魁毛泽东都亲自多次地感谢日本侵华。如果我不是共产党员，我会答：必然是「弊多于利」，因为它除了给中华民族带来近十载的战争伤痛外，还因为客观上帮助了中共上台，导致中华民族再承受战后七十多年的共产主义灾难。
我们不妨趁此机会，温习一下历史，看看中共如何借日本侵华而得以坐大直到打败国民党夺得全国政权。
首先我们看看毛泽东是如何感谢日本的。根据中共官方文献记载，毛泽东曾经有七次感谢日本侵华，另外有三次是民间文献记载。笔者将这10次感谢日本的说话表列如下（见附表）。
图：程翔整合毛泽东共十次感谢日本侵华，七次为官方记录，另外三次为民间文献记载。
为什么毛泽东要多次感谢日本侵华？大陆很多人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硬要将它说成是毛泽东个人的讲话风格，所谓毛泽东式的「黑色幽默」。也有人硬要说他「感谢」的是由于日本侵华而激发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团结和反抗这一结果，而非「日本侵略行为」这一事件本身，「反映的是历史上长时间范围之因果关系，即将一个历史事件放在历史长河中观察，其中的恶因日后亦有可能结出善果。而感谢日本侵略说正是混淆了原因和结果之间的逻辑关系」[1]。 （[1] 黄海 舒隽 2019-03-26《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说」驳议》，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9年第1期。）
笔者认为，毛泽东感谢日本侵华是他内心世界的如实反映，即心理学上所谓的「佛洛尔德漏咀」（Freudian Slip）。因为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他制定了一套「假抗日、真割据」的方针以及「联日抗蒋」的政策。这些方针和政策帮助他成功地夺取了中国的政权。
甲 关于「假抗日、真割据」
根据戴晴（叶剑英元帅的养女）的研究，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在陕北洛川召开会议，研究抗日事项。毛泽东在会上说[2]：（[2] 摘自戴晴：《国共纷争》，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1986）
「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我们中国人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拼命撕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抗日胜利后，打败精疲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
他又说：「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戴晴此文是在毛泽东死后十年发表的。对大陆很多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因为他们心目中的「民族大救星」原来是这样的。所以文章发表后，立即遭到毛粉们的围剿，他们列举了很多「证据」证明这番话是戴晴伪造的。但笔者有理由相信这是真的，因为：
一，当年有份参加会议的中共领导人之一张国焘，对毛泽东这个主张即时表示反对，他的回忆录详细讲述这件事，虽然他的记载同戴晴的记载文字上不尽相同，但其精神是一致的[3]。 （[3]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87页）
二，时隔二十年后，毛泽东前秘书李锐发表其《庐山会议实录》，记载了毛泽东批判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中重创日本，违反了洛川会议精神，成为彭德怀反对毛泽东的罪证。毛泽东在批判彭德怀时，说的话就同戴晴的记载很相似。
「百团大战」是中共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唯一可以拿出来见人的战役（至于曾被中共吹嘘得很厉害的「平型关大捷」，不过只是一场小战役），竟被说成是「帮国民党打日本人，爱的是蒋介石的国」，从此中共再没有打出一场像样的大规模战役。从李锐对庐山会议批斗彭德怀这些记载看，可以印证戴晴所说不虚。
三，《维基百科》有一条「七二一方针」，引述了当年国民党、日本和苏联的档案，都有与「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精神相类似的记载，说明这个「七二一方针」是在那个年代各方势力都知道的事。
基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戴晴的论述有可信之处。所以我说，毛泽东制定的「假抗日、真割据」，利用日本和国民党的战争来削弱国民党从而获渔翁之利，这正是他衷心感谢日本的内心写照。
乙 关于「联日抗蒋」
毛泽东另一个致胜的原因就是「联日抗蒋」。这对毛粉和广大「盲目民族主义者」来说也是一个不可接受的事实。
在1982年之前，大陆没有人会相信这个事实（中共高层当事人除外）。但是当年8月23日，中共发出红头文件《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指出他：「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其公开恢复名誉。这个事实才逐渐浮现出来。
潘汉年是中共一个非常杰出的情报员，为中共的夺权立下汗马功劳，当年就是他受毛泽东的委托去同日本和汪精卫伪政府沟通，以便共同消灭国民党，此事中共党内只有极少数人知情。可是到中共夺权后，他在1955年以通敌卖国的罪名被关押至死（1977年）。毛泽东去世（1976年）后，中共才着手为他恢复名誉，终于有了1982年那个红头文。很多人都认为，他的这个厄运同毛泽东要消灭他本人通敌卖国 —- 通过潘汉年去勾结日本和汪精卫 —- 的重要人证有关。
潘汉年获平反后，为了替他讨回公道，很多知情人士开始写悼念潘汉年的文章[4] 以及为他写传记，从而让我们从字里行间得以知道毛泽东的一些见不得光的通敌卖国内情。例如，中国学者谢幼田就根据中共自己发表的材料，撰写了《中共壮大之谜——被掩盖的中国抗日战争真相》，详细地叙述了潘汉年如何受毛泽东委托去同日本勾结。
（[4] 例如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1995）
谢幼田引用的都是中文资料。在谢幼田的启发下，日本学者福祉大学教授远藤誉在2019年发表《毛泽东：与日军共谋的男人》（明镜集团出版社出中文版时改称《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她所引用的都是日本当局的解密日文资料，其中都足以相互对证。
《毛泽东：与日军共谋的男人》说，「1937年日中全面战争开始后不久，毛泽东就向上海和香港派遣中共特务，与日本外务省旗下的特务机构『岩井公馆』的岩井英一、设置日本陆军参谋部特务机构『梅机关』的影佐祯昭等接触」。
远藤说：「中方资料对此解释说，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取得抗战胜利，收集日本秘密情报，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勇敢地与日军作战发挥了作用」。但她收集的岩井回忆录《回想的上海》中则明确说，「事实完全相反，是中共特务把通过国共合作得到的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的情报提供给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国民党的意图」。
从谢幼田和远藤的书来看，中共提出「联日抗蒋」，就是中共与日本情报机构相互交换情报。潘汉年通过「国共合作」获取有关国民党蒋介石重庆政府的各项政策情报，把这些情报提供给日本，因为对中共来说，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是中共和日本的共同敌人。除了情报上的合作外，中共还试图通过潘汉年与日军达成类似「互不侵犯」的安排，即日军不去扫荡中共控制区，以交换中共不破坏铁路。远藤说：「当时日本方面目前最关心的是津浦南段的铁路运输安全。只要中共的新四军不破坏这一段的铁路交通，日方则愿意和新四军之间有一个缓冲地带。潘汉年回复说：新四军发展很快，目前正在稳步地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也无意要立即占领铁路交通线和其他交通据点。日军方面要给新四军有一定的生存条件，否则游击队就会随时袭击和破坏铁路交通线」。后来，中共又企图把这种「日、共互不侵犯」安排推广到华北。
谢幼田和远藤的书，还有很多具体的例子，篇幅关系这里不细表。从这些中、日文的资料看，当年毛泽东的「联日抗蒋」的策略的而且确存在。中共协助日军去正面打击国民党，自己得以在与日军「互不侵犯」的情况下壮大和发展自己的地盘。
从中共「假抗日、真割据」以及「联日抗蒋」等方针政策看，毛泽东太有理由要感谢日本了。
对于哪些义愤填膺声讨历史科试题的中共外交部、中联办、新华社、教联会、以及大大小小的帮腔及帮凶打手们，请问一下，你们敢怒骂出试题的人是践踏了民族感情底线、绝对没有妥协的空间，那么你们有否同样声嘶力竭地声讨毛泽东这个最大的「通敌卖国」头子？如果无，请问是你们双重标准？抑或是毫无历史知识不知道中共「通敌卖国」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