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安徽合肥，酷暑未退。在中国科技大学东校区一处老住宅楼里，刚出院的顾雁，在几位晚辈环绕下，度过了他90岁的生日。

古汉语里，九十岁被称为“鲐背之年”，喻义高寿有福。而出生于1935年的顾雁，一生坎坷——作为上海世家子弟，18岁时去北京大学物理系求学，1957年读研究生时在兰州大学被打成右派，下放天水劳动时因发起创办地下刊物《星火》，与林昭同案而被重判17年，1974年减刑出狱时，已近40岁。

于最残酷的年代幸存，走出监狱的顾雁，又度过了漫长的50年人生。到今天，经历过癌症手术与妻子早逝，无儿无女的他，如一只孤雁，于暮色中回望一生时，林昭，依然是他此生最深切的怀念。然而，数十年来，他将这份怀念埋藏心中，很少在公开场合谈论自己与林昭的关系。直到今年8月，中国民间档案馆独家刊发了他的回忆长文——《我与林昭：“她走上了夏瑜的道路》（上篇及下篇），这是顾雁首次对公众全面讲述自己与林昭的关系，以及林昭与星火案的关联。这篇3万字的长文，也是尚未出版的《顾雁回忆录》中的一部分。

1981年“星火案”平反之后，顾雁即全心投入物理学研究——一方面，这是他青年时的梦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完成那个在林昭死去之后，对自己的誓言：要对人类有所贡献，以摆脱“偷生者”的耻辱，让自己的生命“复活”。这可能也是1949年后中国那些政治反抗幸存者共有的命运——他们一生都无法放下“幸存者”这个精神重负。对顾雁来说，重负之外，也有沉痛的深情：1981年，46岁的他终于要结婚了，他向母亲索要那枚原本留给林昭的翡翠，并和新婚的妻子，一起专程去了苏州林昭的墓前祭奠。

顾雁和林昭在1960年1月于上海初次相见，当时顾雁25岁，林昭28岁。他们的感情在夏天升温，但到秋天就不得不诀别——1960年10月“星火案”发后，他们在上海和苏州分别被抓，从此再无相见的机会。1968年4月，林昭被杀害，生命永远定格在36岁。

一直到今天，林昭依然是中国政治的一个禁忌。她苏州灵岩山的墓前，布满摄像头，近些年，监控更为严厉，时有人因为去祭奠她而遭抓捕。她的名字，已成了中国人追求民主、自由的一个象征。艺术家严正学为她创作了雕塑，头像坚定、俊美，脖颈则被重重铁链缠绕。

或许是因为林昭作为一个抗争者的形象，在人们心头的烙印太重，加之最终导致她被判20年重刑的案由起因是“星火案”，这让很多人以为她参与创办了《星火》这份地下刊物。但事实上，作为1960年代初当局炮制的一个“反革命大案”，星火只是重判林昭的一个由头。林昭与星火的关系若即若离，她真正有行动意味的政治反抗，实际上发生在星火同道被抓，但只有她一个人被保外就医并回到苏州之后。

“我不止一次地对来访的朋友说过，是我害了林昭。而我们之间选择的不同在于，我的抗争行动，到进监狱后就结束了。但她却从迈出监狱开始，一直到拼死抗争，献出生命。”顾雁曾在《我与林昭》长文中如是写道。

星火案发后，直接被牵连进去的有40多人。林昭对《星火》涉及不深，但为何被重判20年？为何她在第一次被抓后，于1962年3月保外就医、本可能自保平安的情况下，反而一改过去随性的态度，更为积极地活动，导致在8个月后再次入狱，乃至最后被杀害？这些问题，在顾雁的这篇回忆长文中，都能找到一些答案。

作为《星火》的创刊人以及整个案件的亲历者，顾雁的回忆与叙述，不仅厘清了一些关键事实，也让那个时代政治反抗者的形象，以及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更加清晰和立体——政治反抗运动需要更多元的叙述，这也是本文想表达的主旨之一。

1. 于《星火》，林昭犯的不过是“写诗罪”

“林昭与星火的关系，其实始终若即若离，最多算是思想上的同道。”顾雁回忆。

1959年的秋天，甘肃天水的东泉（今马跑泉）镇拖拉机站内，顾雁和张春元第一次将林昭的长诗《海鸥》刻印了数份，并在朋友中流传。在信息封闭的年代，这首诗能从上海传到大西北的甘肃天水，是因为另一位兰大右派学生孙和，其妹孙复是林昭的同班同学。此时，大饥荒已爆发，张春元、顾雁等人在酝酿要做点什么，这首诗中的反抗精神让他们如获至宝。但据顾雁回忆，曾经当过军人的张春元，对诗中“不自由毋宁死”的情感，虽然赞成，但觉得有点“浮夸”，他认为当下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些实际的行动。

一个流传的说法是林昭的《海鸥》长诗刊发在星火的第一期，事实并非如此。对“西北的朋友们”在她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刻印这首诗，林昭甚至颇不以为然，1961年10月，在看守所写下的《个人思想历程的回顾与检查》一文中，林昭曾提及此事，言下之义，她并不赞成这样的方式。

顾雁回忆，林昭确实没有参与星火的酝酿、筹划，但因为这首诗，让大家彼此产生了精神上的共鸣与连接。也让他们认识到，在中国，还有像他们一样关心着国家命运的人存在。两三个月后，张春元就以出差的名义（他因为有修理技术，被安排在拖拉机站工作，有一定的自由）去了上海，并找到了林昭。这次张春元带回了林昭的另一首长诗《普罗米修斯的最后一夜》。

和《海鸥》一样，林昭的这首长诗中，也有囚徒的意象：盗火者普罗米修斯，为了光明的火种，不惜与宙斯对抗，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如此热情刚烈的诗歌，却被林昭用秀丽的笔迹，写在精致的信纸上，可以折叠放入口袋，这让顾雁记忆深刻。

拿到诗后不久，张春元、顾雁、苗庆久、胡晓愚四人在天水背道（今麦积区）开会，明确了分工。12月，《星火》第一期诞生，刻印的地方在天水武山县————向承鉴和苗庆久在这里劳动。《普罗米修斯的最后一夜》也在《星火》第一期中，这可以说是林昭与星火最直接的关联。如帮助顾雁整理回忆录的艾晓明所说，“林昭在星火案中，所犯的其实就是写诗罪。”

不过极权之下，写诗本身就有它的意义。就如顾雁说，林昭的这两首诗，让他和张春元认识到，“在中国的土地上，确实有一些青年朋友，愿意为改变不合理的现实而牺牲。”而这个认知，对《星火》的诞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但因前述原因，林昭是“星火”创办者的说法至今流传，也出现在各种文献中。据顾雁介绍，《走近林昭》（2007年，明报出版社）一书中附录的《林昭年表》中也采用了这个说法。

事实上，不光是后来的研究者，就是林昭的同道朋友，对她这一段历史，也并不了了。例如，曾以未婚夫身份去监狱探视林昭的张元勋，在回忆文章中写到林昭的被捕时，也语焉不详：“林昭回到上海后生活在母亲、妹妹身边，疗、养皆好，日渐康复。她体力稍好，便常到图书馆、公园，逐渐结识了几位青年友人，往还渐繁，不免语涉国事……他们写成文字，上书北京，交邮寄出未久，上海公安局静安分局便派人去苏州将林昭逮捕（此时林昭在苏州家中养病）。”

2. 当时的林昭并不主张“无谓的牺牲”

按照顾雁的回忆，林昭确实看到了《星火》杂志。那是1960年1月他们初次在上海复兴公园见面，他给她带去了一份不久前刚在天水刻印出来的《星火》，但林昭当时并不以为意，甚至没有当面打开看，只是放到了一边。此后他们再见面，以及后来往来书信数十封，也没有提及此事（见《顾雁：缄默的星火灵魂》）。

林昭对“星火”的态度为何如此？40多年后，顾雁看到林昭于保外就医之前，在看守所写下的《个人思想历程》一文，也才更明白了她的态度。关于“大西北的朋友”刻印她的诗，她说：“在京时我曾手抄以传阅和赠送过，那个，另一回事，那还勉强可以算在合法的范围里，至多你来批判我这诗便是了。一到印刷，虽是油印，亦总有点哗众取宠、惊世骇俗。一副像煞有介事之态，其实又没啥了不起，‘鞋子不着落个样，月亮里点灯空挂名’，我不为也！”

对此，顾雁的感觉是：“由于我的刻印，她的诗从地下写作变成了公开写作，她认为这不是相得益彰而是相反，作者和读者都受其害。”他也忆及，当年他们准备将张春元的《论人民公社》刻印出来，传递到高层干部手里，在林昭看来，似乎也是老生常谈，并没有什么价值。而且“她认为我们误解她了，以为她是怕，但她并不是怕——不参与，是因为不值得，不值得便不干”。事实上，在《个人思想历程》中，她也是这么写的：“可我这种主张曾受到误解，使得我相当生气——已经走到了这么一步，难不成我还惜此一身么？”

顾雁认为，林昭当时这样写，一方面有可能是为了减罪而避重就轻的考虑——毕竟这是一份在看守所内写的检查，但更多的，也是她当时真实的心理。

艾晓明则认为，林昭当时的这种态度，其实并不奇怪。反右之后，林昭的心境其实颇为悲观——反右前，她曾在北大参加学生刊物《红楼》与《广场》的各种活动，反右之后，她的这些同仁，都遭遇到巨大的打击，例如和她关系密切（两人甚至曾计划结婚）的学弟甘粹，就被发配到新疆劳动教养20年。1957年冬天她在北大与张元勋告别时，所说的话就非常沉痛，“情况已到了最严重的关头，我们都要时刻做好被捕的思想准备。”而她，实际上是并不主张无谓的牺牲的。

上海初见，顾雁感受到了林昭对《星火》的态度，后来还和张春元一起交流过此事。但这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彼此欣赏——他和她的政治观点，似乎也不用谈论太多，彼此都是明白的。从1960年四、五月开始，他们的交往密切起来，但因为林昭带回家藏在抽屉里的那份《星火》被母亲看见，母亲怕她再受影响，要求她回苏州老家去。据顾雁回忆，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们之间的信件往来十分密切。有时，一封信还没有回复，林昭的另一封信已经到了。“林昭的个性也是如此。不让她做的事情，她是偏要做的。”顾雁说。

如今看来，1960年夏天的那几个月，可能是林昭一生中最平和与舒缓的一段日子——她和顾雁交往，书信热烈，也像男女朋友一样约会，有时在苏州，有时在上海，两人约在公园见面，林昭有时还会带上一些点心来。

1960年9月，谭蝉雪在广东偷渡被发现，张春元前去营救，引起怀疑被抓，“星火案”发，一个多月后，顾雁在上海被捕，随后，林昭在苏州被捕。

被逮捕前，顾雁已察觉到身边出现密哨，他烧掉了其他的文字和信，但舍不得林昭的信，所以留了下来，和油印机等东西藏在老家的阁楼里，最终，这些东西都被公安搜走。顾雁认为，林昭的这三、四十封信，至今应该都在他的案卷里——不过他认为，这些信件，虽落入公安手中，但不足以增加林昭的罪责，却能反面证明，她确实和《星火》同仁的策划与行动并没有关系。

3. “对林昭来说，道德上的清白比什么都重要”，“她不愿意一个人被放出来”

1962年3月5日，经母亲的活动，林昭被保外就医。顾雁后来看到彭令范的回忆《我的姐姐林昭》一文中描述，林昭当时拒绝跟来接她的母亲和妹妹回家，并且十分激烈。“姐姐拖住了桌子腿执意不走，我和母亲根本拉她不动。最后由母亲请一位朋友家里的花匠来，硬把她按上三轮车载回家里。”

“1962年3月5日（开始）保外就医时的林昭，和之前与我们的政治活动保持距离的林昭完全不一样了，和《思想历程》里的林昭相比，简直可以说有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保外后她不仅没有安稳下来，而且行动更激进了。”顾雁在《我与林昭》中写道。

他也曾一直思索林昭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结合他1975年刑满后回到上海探亲，以及1980年平反以后逐步了解到的情况，他的分析是：林昭在得知保外时，没料想到，所有同案犯中，其他人都还被关押在里面，单独把她释放了。她将此举看作对她人格的巨大侮辱，因而坚决拒绝出狱。

“林昭就是这样，道德上的清白比什么都重要，这在她人生中是第一位的，不能有一点污点。所以她出来后第一步到我家，就是要表明这个态度：把我放出来，顾雁没有放出来，不是因为我写检讨，跟他们划清了界限。我是想在里边的，我不愿意一个人被放出来。”顾雁回忆。

保外就医出来后的林昭，第一时间就去了顾雁家里看望他的家人。在那以后，她多次去顾家，顾雁的父亲生病，她带去点心，有时还帮着捶背、照顾老人。她给全家人都留下了深刻又美好的印象。对这一部分，顾雁的母亲（父亲在顾雁服刑期间去世）和妹妹顾麋，都提供了佐证。

顾雁回忆倪竞雄（林昭的闺蜜）也曾跟他讲过，说林昭释放后去找她，看上去有很大的变化。“林昭从她母亲那里，肯定知道张春元在1961年越狱后，也是从甘肃到苏州，一路找过来。他到上海我家里去找我，又到苏州去找她。林昭出来以后，她也是同样如此，她要找到我们其他人的下落。结果得知，只把她放出去了，我还关在里边，其他人也都关在里边——这是她不能接受的。”顾雁回忆。

顾雁记得，那时他还关在上海的看守所，一次，妹妹顾麋来探监时，告诉了他林昭去家里的事。这深深触动了他的心，会见完之后，他第一次流了很久的泪。

不久之后，为了保护林昭，母亲还是让她去苏州。但到苏州后，林昭很快和当地的黄政、朱红等有反抗思想的青年过从密切起来。这一次，他们开始讨论一些星火同仁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情。抓捕很快来临，1962年12月，林昭二次入狱，被指控在苏州当地进行“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的活动。

1965年，“星火案”宣判，在上海，顾雁、梁炎武（顾雁的同学，仅仅替谭蝉雪和张春元传递过信息）和林昭同案，但林昭的刑期最重，主要是因为她在保外就医这段时间的经历。顾雁回忆，他们三人的判决书只有一个，但针对林昭，还另有一份单独的起诉书。这份判决书中，林昭被称为“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事实上，根据顾雁的回忆，审理此案的上海静安区法院，不仅把《星火》与1962年林昭保外期间的活动，杂糅在一起，还把林昭已二次入狱8个月后，由当局的线人张茹一联络参与在苏州的事情，“一锅烩”成了一个“反革命集团大案”，给林昭作出了20年的重判。

4. 张春元四去上海：官方曾以林昭为诱饵，试图找出“大哥”

顾雁回忆，当时他和梁炎武一直是被羁押状态，只有林昭在1960年3月5日至11月是保外就医。而判决到1965年才做出，就是静安分局要扩大战果，继续布网。当局认为破案计划未完成，即使张春元归案了，但当初为《海鸥》长诗写跋的那个“鲁凡”究竟是谁，是不是林昭口中的“大哥”，他们要继续找。所以才有被安插在林昭监室的的线人张茹一，又来顾家找顾麋，还有一个自称是“彭德怀的部下”的人，去顾家租房等等。官方疑神疑鬼，以为另有一个幕后黑手“大哥”存在，而事实上，“大哥”不过是林昭对张春元的称呼而已。

张春元是《星火》的灵魂人物。在顾雁眼里，他是一个有政治理想的人，也是“实干家”。今天回望，其实就是在《星火》内部，同一时期的这些政治反抗者，也有不同的层面。他们那时都还很年轻，每个人的理想和抱负并不相同，曾经上过朝鲜战场的张春元，没有顾雁、向承鉴等人的“书生气”，也更加“胆大”，1961年他被捕后，就曾借病越狱，不幸的是半个多月后被抓回。

从顾雁的回忆长文可以看到，张春元在《星火》前后曾至少去过四次上海。

第一次是1959年八、九月间，张春元在看到《海鸥》长诗后，知道林昭是同道，所以借出差的机会去了上海见林昭，两人相谈甚欢。但林昭对张春元所说的油印文章等事情，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

第二次则是在1960年春天，大约三、四月间，张春元来到上海，约了顾雁、林昭一起在饭店吃饭，还泛舟湖上。那次张春元告知大家他和谭蝉雪已经订婚的消息，林昭喝了不少的酒。

第三次，是《星火》已经面世，但尚未暴露，谭蝉雪打算从广东偷渡出境，张春元路过上海，并告诉顾雁，他为了不拖累谭蝉雪，在上海给自己做了结扎手术。顾雁由此看到张春元愿意为理想牺牲的决心。

第四次，张春元再到上海时，已是他成功越狱之后。他来到上海，去了顾雁家里，见到了顾雁的父母，以及妹妹顾麋。在林昭被关押的看守所外，他曾徘徊良久，还寄去了一张明信片，以隐晦的语句，告诉她自己来过。

过后不久，张春元就被再次被抓入狱。在狱中，他的抗争也没有结束。一直到1970年“一打三反”的严酷形势下，与另一位星火同案杜映华同时期被杀害。

5. 政治反抗的多元叙述

1968年，顾雁在狱中得知了林昭已经遇害的消息，他给父亲写信，难以明言，只能含蓄地说，“林昭走上了夏瑜的道路。”

从顾雁的回忆可以看出，林昭这样一个决绝而彻底的政治反抗者，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如此，而是也有自己的心路历程。

林昭也曾很热情地投入共产主义革命。作为一个曾经认同党的身份的人，她对党犯下的种种错误，曾经可以说是“爱之深，痛之切”，而并不是真正的反对立场。顾雁回忆中提到的，林昭曾写诗“为斯大林之死哭泣”，他就觉得不可思议。他深受自己家庭的影响，从未有“红”的一面，当年在北大求学时，他就被认为是属于“染不红的那一类人”。对他来说，终身的追求主要还是在学术上。“不是我去找政治，而是政治来找我。”可以说，他和林昭在成长经历、个人志趣、理想方面，其实都有很大不同。

顾雁回忆录的整理者艾晓明则认为，政治反抗原本就应该被多元叙述。每个参与政治反抗的人，其思想、动机，以及投入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张春元、顾雁、向承鉴、谭蝉雪等人，他们当时参与“星火”的认同程度、长远考虑也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叙述不一定完全吻合，这其实正是政治反抗中个人生命故事的真相。

对顾雁来说，和林昭短短数月的交往，却让他怀念了她一生。而这仿佛就要埋没于历史和岁月烟尘中的故事，行至生命的暮年，他终于开始讲述。除了《星火》，除了他们对极权的反抗，他们之间的情感往事，也是这段历史记忆中珍贵的一部分。

作为诗人的林昭，感情世界细腻而丰富。在当时封闭的环境中，她对两性的交往持一种比较开放的态度。她曾经和不同的男性友人，有过情感互动。而她与顾雁相识的那段时间，甘粹已下放新疆，其他人也成往事，巨大的暴风雨尚未袭来，他们的感情里有很多动人的时刻。在顾雁的回忆里，能看到一个爱耍小性子的林昭，温情可爱的林昭，还有她的任性与倔强——当他知道大祸降至、找她去说分手时，她还不以为然，塞给他评论《长恨歌》的文章。当他在狱中，得知她去了自己家里时，十分难过——他知道了她心中有他，这也让他认为，她曾经说过的《情书一束》，收信人应该是他。

今日林昭的名字已经成为一种公共的记忆。而经由顾雁的回忆，人们能看到，林昭这样一个极权下的不屈抗争者，也有过平凡的一面。她的一颦一笑，那长存于顾雁记忆中的私人情愫，让人们看到，在悲愤彻底的反抗之外，林昭曾是一个如此美好的女性，而极权体制对这美好生命的毁灭与摧残，才如此让人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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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雁：《我与林昭：“她走上了夏瑜的道路》（上篇及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