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人的历史轨迹与西方不同。在欧洲，知识分子从中世纪神职人员的权威之下逐渐解放，发展出启蒙思想，进而推动现代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诞生。而在中国，文化人最初的身份是“读书人”，其存在价值与仕途紧密相连，政治理想从未真正独立过。正因如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始终带着“政治幼稚病”，无法像欧洲启蒙思想家那样真正承担公共责任与制度建设的角色。

一、传统读书人的政治文化基因

科举制度下，读书人以“四书五经”为全部知识，以进入仕途为人生最高理想。“学而优则仕”几乎是唯一的社会上升通道。这种制度在表面上塑造了庞大的士大夫群体，实质上却将读书人的价值锁定在“侍奉权力”之上。读书人往往关心皇帝是否圣明、地方官是否廉洁，却极少反思制度本身。于是，他们的政治想象力止步于“好皇帝”“清官”，缺乏现代意义的宪政、权利与法治的观念。士大夫自诩“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其责任不过是劝谏君主、修身齐家，并未发展为独立于权力的公共责任。

二、近代知识分子的觉醒与迷惘

进入20世纪，科举废除，西学传入，中国才逐渐出现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第一次面对“国家”“民主”“科学”等观念，试图挣脱传统读书人的局限。然而，这种挣扎充满了迷惘与错位。五四运动中的陈独秀、胡适高喊“民主与科学”，似乎开启了思想解放，但他们在政治实践中暴露出严重的制度盲点。胡适一度幻想军阀能实行宪政，陈独秀则迅速投身苏俄模式，将希望寄托于外来强权，这些都体现出他们无法真正理解现代政治的制度逻辑。相比之下，鲁迅显得清醒。他深刻揭示了中国人精神的奴性与启蒙的艰难，批判国民性中的麻木、盲从与趋利。但鲁迅孤立无援，他的声音未能形成主流，因为大多数知识分子仍然徘徊在“新式读书人”的位置，缺乏真正的独立性。

三、1949后的知识分子：幻象与悲剧

新政权建立后，大批知识分子以为理想社会终于到来，纷纷投身建设。郭沫若、茅盾等人歌功颂德，认为这是历史转折点。然而，他们很快发现自己既是拥护者，也是牺牲品。在反右和文革中，大批知识分子被打成“敌人”，他们在政治洪流中毫无自保能力。这种悲剧，正是读书人文化基因的延续：他们习惯于依附权力，却从未真正培养独立精神和制度观念。一旦权力翻脸，他们毫无防御。文化人群体的沉默与顺从，也让他们错失了成为现代公民知识分子的机会。

四、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

今天的中国学者多以“专家”“教授”的身份出现，看似拥有专业权威，但政治上依然表现出幼稚。他们在科研、学术领域或许有建树，但涉及公共事务时，要么沉默，要么幻想“圣明领导”，要么追逐个人利益。关键时刻，他们往往选择退缩，甚至倒向权力。部分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表面上谈自由、民主，遇到政治压力却迅速噤声。这说明他们并未真正摆脱读书人的文化基因：依附、回避、自保，而非承担公共责任。

五、中西对比：启蒙与幼稚

欧洲的知识分子在启蒙时代扮演了关键角色。伏尔泰以犀利笔锋挑战教会与王权，卢梭提出社会契约论，康德呼吁人类走出“自我设定的不成熟”。他们不仅有思想勇气，更敢于将批判与制度建设结合，为现代民主奠基。相比之下，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与行动上显得稚嫩。他们容易迷恋英雄人物或救世主，而不是制度与规则；他们的责任感更多是道德劝谕，而非制度参与。这种差距，使中国社会至今未能完成启蒙。

六、结论

从“读书人”到“知识分子”，中国文化人未能完成真正的精神转型。读书人的文化基因——依附权力、幻想明君、缺乏独立——在现代依然延续。结果，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学问却无公德，有专业却无独立，政治上依旧停留在中世纪的士大夫水平。与欧洲相比，这是一种深刻的政治幼稚病。要真正走向成熟，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完成一场思想与身份的革命：不再做权力的附庸，而要成为社会的良知与制度建设者。这不仅是文化人的转型，也是中国社会能否真正实现现代化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