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以来，关于顾准的评价层出不穷，然而大多出自专著、论文或纪录片等第二手资料，鲜少有来自亲近者的第一视角。《我所认识的顾准》的作者徐方，虽与顾准年纪相差39岁，却在”干校”岁月中成为他生命中一段特殊的忘年交。1969年，年仅13岁的徐方随母亲下放至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在那个充满政治压抑与劳改艰辛的环境中，她与顾准相识、相知。这段长达五年的交往，不仅让她从少年成长为坚定的思考者，也让身处绝境中的顾准，得以在少女的善意中感受到温情与希望。

本书正是建立在这段亲密交往的基础之上。徐方以亲历者的身份，带来一手的细节与真挚的情感，从为顾准偷偷送去奶粉和罐头，到在日常交流中聆听他对理性、科学与自由的思考，再到顾准鼓励她学习数学与物理的点滴片语——这些温柔的回忆，勾勒出一位思想家在历史夹缝中不屈思考、持续关怀的动人形象。正如评论人丁东所言，在今天出版这样一部作品，”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

书中不仅回忆了二人之间的友谊，更展现了顾准在极端压抑的年代，始终坚持独立思考、追求公平与理性的精神。他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依然存在、企业应有独立的成本核算制度等观点，当时被视为”异端”，而今却成为常识。他不仅关心经济理论，更对民主、人类文明的未来持续发问。他劝吴敬琏远离政治斗争，建议从世界文化史角度重新理解中国现实；他在日记中敏锐预见到城市化加速、贸易结构转型等趋势。这些思想曾一度被湮没，如今却已一一得到印证。

《我所认识的顾准》为我们打开一扇进入顾准精神世界的窗口，这不仅是一段珍贵的个人回忆，也是一份时代的思想见证，对今天仍具深远的启发与价值。

〔徐方 1954 年生于北京。1969 年随母亲张纯音下放河南息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五七”干校。1977 年考取兰州大学外语系，1982 年毕业分配至北京。先后从事英语教学和特殊教育研究工作。1994 年移居日本。1996 年至 2010 年任日本一桥大学讲师。近年撰写多篇回忆文章，先后发表在《博览群书》《老照片》《温故》等刊物上。〕

以下内容摘选自新书《我所认识的顾准》——

认识顾准

如果今天问我，当年跟随母亲下干校有什么收获？那我一定会说，最大的收获莫过于认识顾准。记得刚下去的时候， 我们每天中午、 晚上都到棉花仓库集中吃饭。

在南北两排上下层大通铺之间，人们用桌子两两并在一起，摆成长长的一溜，中间每隔一段放一盏马灯。经济所全体职工加上家属近300人，大家分坐在桌子两侧，场面蔚为壮观。

一次妈妈指着坐在斜对面的一个人低声说：”他叫顾准，遭遇很不幸。曾先后两次被打成右派，”文革”后一直被隔离审查，临下干校时才得知夫人已自杀，孩子又都跟他断绝了的关系。他的心情坏极了，我很担心他也会自杀，咱们以后应当多帮助他才是。”借着昏暗的灯光，我偷偷看了那人一眼，只见他瘦高个子，戴着一副眼镜，在那里默默地吃着。心想：这个伯伯好可怜啊……

对于右派，我并不感到陌生，家里亲戚当中就有好几个，母亲常带我去探望他们。她告诉我，右派都是因言而获罪，往往是一些性格耿直的好人。对于母亲帮助落难学者，更不感到意外，她是个乐于助人的人。

自从母亲跟我讲到顾准伯伯，我开始注意他，发现他很少讲话，总是拼命干活儿。一次看见他一个人在那儿筛沙子，不停地挥动铁锨，干了很久很久……几年后，我们一起回忆干校生活。他说当时精神已濒临崩溃，是想通过拼命干活儿使自己麻木，忘掉痛苦。

刚去时整个气氛左得出奇。 食堂伙食很差， 每天不是萝卜熬白菜，就是白菜熬萝卜。非但见不到肉，甚至见不着一点儿油星儿。据说是因为有人认为吃肉是资产阶级。两个月下来，人们渐渐撑不住了。董辅礽叔叔发牢骚说：”肉都让资产阶级吃了，无产阶级吃什么？！”幸好母亲有先见之明，带来不少奶粉、肉罐头等食品。她想到顾伯伯身体不好，一定需要营养补充，应该给他送一些吃的。可伯伯当时是监管对象，处境极为恶劣，时不时会挨斗，没人敢跟他说话，更别提给他送东西了。于是母亲让我去送。那时我十几岁，在大人眼里还是个孩子，不引人注目。

我趁大人出工时，悄悄溜进棉花仓库，把奶粉等食品塞在顾伯伯的被子里。这时一个”老左”突然回宿舍取工具，看见我，满脸狐疑地问：”你在这儿做什么？”我怕他发现藏在被子里的东西，赶紧坐在顾伯伯的床上，说自己在等一个小朋友，他这才走掉。

我怕伯伯不知情，打开被子时抖落那些食品被人发现，心想得想办法告诉他。我看到他在不远处干活儿，就假装漫不经心地走过去，跟他擦身而过时低声说一句：”注意你的被子里有东西。”他心领神会点点头。做这件事时我紧张得要命，心都快从嗓子眼儿里蹦出来了。完成任务后异常兴奋，感觉像电影里地下党在接头。

一来二去慢慢熟了，没人的时候他也跟我聊聊天儿。当时社会上正盛行读书无用论。我生性贪玩儿，觉得从此以后不用念书实在太好了。可顾伯伯却对我说：”你千万别相信这一套。一个民族不读书是注定要灭亡的，可我深信中华民族不会灭亡。将来有朝一日国家需要有知识的人去建设。到那时谁有本事谁上，你若没本事就太可悲了。”

我这才意识到不学习问题很严重。可是怎么学呢？他建议自学，说：”自学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我过去没上过多少学，绝大部分知识是靠自学获得的。”于是我想办法找来一些文革前的中学课本，开始补习。顾伯伯耐心地告诉我该学些什么，怎样学。在他的指点下，我迈进一个崭新的世界。求知是多么美妙啊！我感觉自己懂事了，一下子长大了许多。

不久之后，我们这些干校子弟被安排到当地公社中学借读。农村学校虽然条件很差，但受政治运动的影响比城里少，教的东西深多了。干校子弟入学至少要”蹲”一级，否则跟不上进度，只有我一个人例外。

一天上午，我在棉花仓库里给经济所何建章的儿子补数学。晚上顾伯伯对我说：”今天生病没出工，你讲的课我全听见了，能把那些抽象的数学概念讲清楚很不容易。我也是从十几岁开始做小先生的，跟你现在的年龄差不多。有道是’教学相长’，教书对自学很有帮助，能把学到的东西理得更清楚。”接着他又问我数学学到哪儿了，我说学到几何了，可惜没圆规，不好画图。他一听二话没说，从床底下的箱子里翻出一个扁平的黑色皮盒。我打开一看：啊，藏青色天鹅绒衬里上，整齐地排列着各种不锈钢圆规和其他绘图工具。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级的制图仪，不敢接。他好像看出我的心思，说：”拿去用吧，用完后还给我。”后来我才知道，顾准伯伯多年来通过自学，数学根底很深。下干校时他的行李很简单，却随身带着这套绘图工具，足见他对学问的执著。

后来我们住进自己盖的席棚子。这种临时住所八面透风，冬天冷得要命，只好生火取暖。”炉子”是用十几块砖砌成的，煤的质量又不好，火很容易灭。顾伯伯那时除了参加各种劳动，还被指派照看炉子。趁没人的时候，我就坐在炉火边跟他聊天儿。

伯伯不仅在学习方面指点我，他那刚直不阿的品格对我来说也是做人的楷模。干校期间他尽管是斗争对象，却颇有几分傲骨，从不卑躬屈膝。一次开完批斗会，他对我说：”别看我前面头都快低到地上了，其实后面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开别人的斗争会时，他总是拿个马扎，远远地坐在最后。一次另一个右派虽然自己多年来也是批斗对象，可斗争别人时却总是坐在第一排，非常起劲儿地高声喊：”低头！低头！你要老实交代！”伯伯对此颇不以为然，事后说：”我看这样做大可不必。”

干校后期，工作重点转向清查”五一六”，人们已不再干体力劳动，每天集中精力搞运动。顾伯伯便利用这难得的放松，开始着手艰难的探索研究，他要回答”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娜拉是易卜生创作的话剧《玩偶之家》中的女主角，在经历了一场家庭变故后，她认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丈夫的玩偶，于是毅然出走。娜拉勇敢地寻找新生活，激励了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大批进步青年。可是，鲁迅却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娜拉出走，意味着抛弃旧制度、旧秩序、旧文化。可出走之后呢？也就是说，破”旧”了之后如何立”新”。这个问题不解决，无论革命革得怎样彻底，也不能说取得了成功。

新中国成立后，顾准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等运动。特别是1959年他被下放到河南商城，在那里经历了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该事件导致100多万人饿死。这一切促使他思考，提出这样一连串疑问：为什么共产党在1949年夺取政权以后，会出现1960年前后的大饥荒？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计划经济为什么没能让中国人富裕起来？中国要建立怎样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顾准伯伯和吴敬琏叔叔私下里读一些自己带的书。一次伯伯正在读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被刚好路过的军宣队吴参谋看见了。他大声训斥：”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你怎么能看这种书？！”伯伯只好把书收起。当时只准看六本书，都是一些对马列经典著作的注释。过了几天，顾伯伯拿着一本《”左派”幼稚病》辅导材料去问吴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吴参谋傻了眼，回答不出来。伯伯当众数落了他一顿：”这个典故出自《圣经》，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军代表后来知道这个人不好惹，只要一看见他，就远远地绕着走。

那本《圣经》（新约全书）是顾伯伯于1961年在北京王府井东安市场旧书摊儿上淘到的，上面有他的签名。这是他写《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著作的重要参考书。在他去世后，按照他的遗嘱：”请六弟选择一些纪念物品代我送给张纯音同志和她的女儿咪咪。”这本《圣经》作为遗物留给了我，一直珍藏至今。

就这样，在那个特殊的社会大学堂，经过顾准伯伯的言传身教，我从一个混沌未开的少年逐渐成熟起来，人生观慢慢定型。可以说顾伯伯对我人生道路的选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我所认识的顾准

顾准于1974年12月3日病故。屈指算来， 至今已整整50个年头。笔者在1969年11月，随母亲下干校的时候认识顾伯伯的。在”文革”那黑白颠倒、人妖不分的岁月里，我与他从初识、到相熟、继而成为忘年交，是一段永远不能忘怀的经历。那几年也适逢我从少年到青年的成长时期。目睹顾准伯伯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对国家、民族的热爱，对恶势力的不屑，对晚辈的谆谆教诲，再加上我跟他在思想上的直接交流，这段经历令我终生难忘。

我虽然是在干校期间认识顾伯伯的，可那时他是监管对象，处境极其恶劣，动辄得咎，还时不时会挨斗。所以，尽管我喜欢跟他聊天儿，但要特别小心，得趁没人的时候，而这样的机会并不多。真正受顾伯伯影响最多的时期，还是1972年7月学部从干校迁回北京之后。这是我跟顾准伯伯交往最多的一个阶段。我家因下干校之前退掉了房子，被安排住在学部大院八号楼二层。顾伯伯有家不能回，也同住在这一层楼上，我们成了近邻。

自从”文革”开始后,顾准一直在没完没了的批斗、检查、交代、劳动中度过，没有任何私人空间，更没有搞学术研究的起码条件。而此时，人们忙着清查”五一六”，对他这种”死老虎”已经不感兴趣，放松了监管。他不仅拥有一间单独的住室，而且行动也很自由。伯伯赶紧趁这难得的机会，开始着手探索研究。

为了解答诸如”娜拉出走后怎样”（即”革命”成功后会发生什么）这类根本性问题。他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花十年功夫，对东西方历史做一个彻底的比较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 他甚至已经拟定了将要写的那本书的书名：《东西方哲学思想史》。

他的思想已日臻成熟，对即将撰写的那部学术巨著信心满满。他对母亲说：”我感觉自己就像个老农，面对大片金黄色的麦浪，只等开镰收割了！”

1973年，顾准在与胞弟陈敏之的通信中，再次提出”娜拉走后怎样？”即革命取得成功，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政治、经济该如何发展？会出现哪些问题？在”文革”期间，顾准这个曾两度戴上右派帽子的”反革命分子”，讨论如此”反动”的政治问题，是要冒极大政治风险的，一不留神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顾伯伯为了给自己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那段时间大量阅读，经常是一两天就读一本书。 他读过的书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左传》、《史记》、《战国策》、《戊戌以来三十年政治史》、《基督教的建立》、《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起源》、《中世纪史》、《日本史》、《经验与自然》、《经济动力学》、《国外科技动态》……内容广泛涉及历史、哲学、宗教、经济、政治等诸多领域。

他研究希腊城邦制度，就是要把人类最早的雅典城邦政治，和中国传承两千多年的专制政治进行比较。 他从希腊史入手， 从古今中外，上下纵横的历史中，对比找出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由来，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他发现民主制度后面，还有一个文化背景。希腊混合型海上文明所具有的公民意识，契约的共享性，政治的宽容性，文化的流动性等，都是中华文化的缺憾（高建国语）。

假如顾准活到今天，他固然会为改革开放后的进步感到欣慰，但也会意识到中国社会还是没有走出”反右”、”文革”的历史阴影。他所追问的”娜拉出走后怎样”这个问题依然存在，而且愈发严重了！

多年后母亲回忆与顾准之间的那些长谈。她说：顾准就像一座巍峨的高山，我虽远远达不到他那样的高度，却能完全领悟他那些高屋建瓴的思想和精辟的见解， 有时甚至还能提出不同看法。 要不是这样，他也不可能跟我谈那么多。

谆谆教诲

学部从干校迁回北京时，顾伯伯的妻子汪璧去世已近五年，孩子们跟他断绝关系也有六个年头了。他自嘲是”丧家之犬”。怀念亡妻、思念儿女，这种情感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在这种情况下，我常跟他聊聊天，大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他的痛苦。他把我当成晚辈，倾注了很多关爱，在学习、生活、做人等方面给予了很多指点。

那年我十九岁，还很不成熟，对伯伯的许多学术思想并不能真正理解。不过，在我心目中，他从来就不是什么”右派”、”牛鬼蛇神”，而是个极有学问的师长。我常向他请教各种问题，大到国家大事，小到个人生活，每次都能得到清晰明确的答案，绝无模棱两可。用母亲的话来形容就是”clear cut”。一次他跟母亲开玩笑说：”咪咪已经把我当成她的’忏悔神父’了。”

一天，伯伯问我有没有考虑过将来做什么。我当时正自学英语，同时漫无目的地浏览各种文科书籍。那个时候还没有考大学这一说，依我的初中文凭，没敢多想。于是回答：”想当小学教师。将来要是有机会，能翻译一、两本有价值的英文书，介绍给中国读者，就很知足了。”他听了已后直摇头，说：”你给自己订的目标太低。有道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一个人所能取得的成就，绝不可能超过当初给自己制订的目标。所以订目标时一定得高标准，然后朝着这个目标义无反顾地走下去。走到之后，再重新订一个更高的目标。人的生活要是没有目标，就没有中心，如同行尸走肉。”

今天回想起这些话，虽然是对我的指点，实际上道出了他的人生观。他对自己就是这样要求的，也是这样做的。

那时的我求知欲极强， 囫囵吞枣地读书。可顾伯伯却告诫我：”读书不能死读。千万不要以为凡是经过铅字印刷、变成书的观点就是正确的。有些名人、伟人写的书照样有荒谬之处。读书得既钻得进去，又拔得出来。自己站得高，才能看出书中的问题。”今天读过顾准遗著的人会发现：他做学问的最大特点就是独立思考，绝不盲从于任何人。他还提醒我说：”你现在很努力，这很好。不过，作为女人一生要过两关：结婚和生孩子。多数妇女结婚后就不再搞事业了，一心扑在家里。而生孩子后仍能坚持搞事业的，更是凤毛麟角。我希望你将来能够闯过这两关。

有一段时间，我父亲来北京探亲，他也很快跟顾伯伯成了朋友。父亲是水电部高级工程师，1969年下干校。两年后干校解散，把他发配到兰州电力修造厂。厂里指派他做翻砂工，一干就是好几年。在那些蹉跎岁月里，他念念不忘自己的专业，每次回北京探亲，都要去王府井外文书店，购买大量国外最新技术资料（影印本）。父亲回来后，一家四口挤在一间12平方米的房子里，根本无法静下心来读书。他发现顾伯伯每天都去图书馆，就跟他商量是否能借用一下他的地方，伯伯欣然应允。于是每天早上顾伯伯去北图，父亲就到他的房间读书。晚上伯伯回来，父亲再把地方让出来。有时父亲买一些酒、肉、小菜，请顾伯伯吃，跟他谈天说地。父亲在北京住了一个月，读了一个月书、拉了一个月计算尺。

顾伯伯把这一切看在眼里，非常感慨，问我：”你将来是想做父亲那样的人呢，还是做母亲那样的人？”我跟母亲很谈得来，颇受她的影响，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是想做母亲那样的人”。可伯伯却说：”我看你还是做父亲那样的人更好。他们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国家建设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人才”。

今天如果让我写一个名单，列出对自己人生有重大影响的人，那么排在首位的无疑是顾准。

来源：《我所认识的顾准》，壹嘉出版+読道社，2025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