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 2025年10月08日 来源:上报

中國網紅戶晨風(左)和張雪峰言論被禁,反映中共當局對「社會不確定性」的恐懼正在擴大。(合成照片/維基百科)

中国网红户晨风(左)和张雪峰言论被禁,反映中共当局对「社会不确定性」的恐惧正在扩大。 (合成照片/维基百科)

 

最近,中国网络空间上掀起了一场看似偶发、实则深具象征意义的风暴。短短数日内,两位原本属于「非政治领域」的头部网红──户晨风与张雪峰──相继被封号或限制。这一幕,让不少人意识到:网络内容的「红线」正在重新划定,社会管控的逻辑也在悄然升级。

表面上,这只是两位网络红人因言论争议遭遇惩处;但从更深的层面看,它标志着中共在社会治理与舆论引导上,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过去,网络审查主要针对政治敏感话题;如今,焦点正在转向「情绪」「价值观」与「社会氛围」的管理。这种转变,反映出当局对「舆论风险」的重新定义,也意味着社会空间的进一步收紧。

首先, 如果说过去的舆论管控着眼于防止「政治动荡」,那么现在的重点,则在于防止「社会焦虑」扩散。户晨风因「苹果人、安卓人」的分层言论被官方媒体点名批评,理由是「制造标签、煽动对立」;张雪峰因直播中涉及「专业歧视」和「负面情绪」言论,被多平台限制。这些内容与政治并无直接关系,但它们被定义为「传播消极情绪」「破坏社会和谐」,因此也被归入整治范围。这说明,官方的关注点正从「有没有政治风险」扩展为「有没有社会影响」。过去的审查防的是「反党」,现在则防「反情绪」。国家开始主动介入人们的心理空间,将「社会情绪的稳定」视为新的安全目标。换句话说,当局希望的不只是「政治安静」,而是「情绪平稳」。
如果说过去的舆论管控着眼于防止「政治动荡」,那么现在的重点,则在于防止「社会焦虑」扩散。
如果说过去的舆论管控着眼于防止「政治动荡」,那么现在的重点,则在于防止「社会焦虑」扩散。 (美联社)

第二,另一大变化,是治理方式的提前化与技术化。以往的做法是「出事后封号」,而现在的趋势是「出事前防范」。中央网信办近期发起的「清朗·整治恶意挑动负面情绪」专项行动,要求各大平台「事前排查话题、榜单、推荐、评论等环节」,并利用算法识别潜在的情绪化内容。这意味着监管不再只是「查删」,而是通过(演)算法调整推荐机制,控制信息在传播前的走向。从「删帖(文)」到「(演)算法审查」,表面上是技术进步,实质上是控制手段的深化。平台的推荐系统、流量分发机制,如今都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网络舆论的「自发性」,在这种结构下正被系统性地削弱。

第三,以往被审查的是「什么话不能说」,而如今,连「该怎么说」也有了官方的价值导向。新的整治文件中,除了传统的「反谣言」「反造假」,还新增了「反消极」「反焦虑」「反犬儒」等类别。政府部门强调,要「弘扬正能量」「坚决反对悲观厌世情绪」「防止传播『读书无用论』、『努力无用论』」。这实际上是以「价值判断」作为审查标准,而不是以事实为依据。因此,创作者的风险不再只在「政治雷区」,而在「价值取向」。任何表达出灰色、批判或冷嘲的语气,都可能被算法视为「消极倾向」。这让网络空间的语调逐渐同质化──每个人都在努力「积极一点」,否则可能被误判为「传播负能量」。

第四,随着监管范围扩大、标准模糊,最直接的后果是──创作者开始自我审查。他们不再只担心「有没有触红线」,而是要反覆思考:「这段话是不是会被认为贩卖焦虑?」、「这个比喻会不会太灰?」、「这条视频是不是容易被误解成讽刺社会?」。这种心理上的「自我规训」,比外部审查更有效,也更持久。过去是「删你」,现在是「让你自己不敢说」。结果是,许多本可以引发思考、促进公共讨论的议题,被扼杀在萌芽阶段。创作者选择避开敏感问题,转而生产中性、温和、娱乐化的内容。久而久之,网络舆论的多样性就被压缩成单一的「正确语调」。

第五,当「负面情绪」被视为风险,「积极向上」就成了唯一安全的叙事。教育类、励志类、爱国类内容,在这种氛围下反而获得政策鼓励。张雪峰事件后,一些「官方认可」的教育达人被推到前台;户晨风的「对立言论」被封后,平台首页上出现更多「正能量青年创业」「努力改变命运』的视频(影片)。这种替代式推送,说明当局不仅在「封谁」,也在「捧谁」。未来,内容生态可能出现一种「温柔极权」的面貌:所有内容看似平和、积极,却缺乏真实的多样性与批判性。社会看起来「和谐」,但内在的思考与讨论空间被大幅压缩。这种「正能量统一战线」,或许能在短期内维持秩序,却也可能削弱社会面对覆杂问题的反思能力。

最后,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这一轮整治表明,中共正在把「网络治理」与「社会治理」彻底合并。过去,网络被视为舆论阵地;现在,它是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官方的逻辑是:网络舆论会直接影响社会情绪,而社会情绪又会影响政治稳定。因此,必须将网络秩序纳入国家安全框架之中。这意味着未来的监管将更制度化、更常态化。 「清朗行动」不再是一次次临时运动,而是全年持续机制。不仅平台要承担「主体责任」,连算法、流量分发、用户评论,都将被纳入监管链条。甚至,官方已开始探索「统一数字身份」「实名制+信用系统」的新制度,让每个网民都能被精确定位。网络空间正在失去它最初的自由属性,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数据化、实名化、可控化」的新秩序。在这个体系中,表达自由让位于安全稳定,思想多样性被「价值正确性「取代。

户晨风和张雪峰的遭遇,当然各有其问题:一个喜欢挑动消费对立,一个常以刻薄取笑专业。但他们被封禁的意义,早已超出个人层面。它反映出一种更深的政治心理:当局对「社会不确定性」的恐惧正在扩大。任何能激起群体情绪、引发思考甚至引起争议的言论,都可能被视为「潜在威胁」。从政治到情绪,从舆论到(演)算法,从个体到制度,中国的社会管控正在经历一次「软性升级」。它不再以粗暴的封锁为主要特征,而是以情绪管理、价值引导、技术嵌入的方式,重新塑造公共空间。这场变化正在重写人们表达、思考、乃至共情的方式。未来的中国网络,也许依旧热闹,但那种热闹将更可控、更安全,也更单调。但我们也要看到,这种管控逻辑,在短期内或许能带来整齐划一的舆论秩序,但从长期看,它也可能制造更深层的不信任。当公众发现,连讨论手机品牌、专业选择都可能触碰「风险」,他们就会选择沉默。而一个人人噤声的社会,看似平静,其实暗流汹涌。

 

※作者成长于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即从事学运,参与和组织了1989年民主运动,后为此两次坐牢达6年多时间。 1998年被流放到美国,得以进入哈佛大学10年,先后得到东亚系硕士和历史系博士学位。现在担任「对话中国」智库所长。政治上的温和坚定反对派,思想上的理想主义者,生活中的资深阅读者。出版有政治评论和诗歌散文等书籍20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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