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自由时报 作者: 吉耐狮 编译: 陈泓达
西班牙裔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曾经说过一句名言：“那些无法铭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本文旨在透过检视中国共产党军队与中华民国国军在内战期间的四个典型案例，包括两场围城战与两次夺岛战，协助读者避免重演历史错误。本文对比长春（一九四八年五月至十月）与北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九年一月，该城陷落后改称北京）两场围城战役，以及中共入侵金门（一九四九年十月）和海南岛（一九五〇年四月）的两次夺岛作战。藉由比较与对照这些案例，我们或许可以从中汲取经验，思考台湾如何防范与共产中国爆发战争；倘若吓阻失败，我们又如何能够有效应对中共的侵略。
长春围城 饿死15万至33万名平民
长春与北平两场围城战是国共内战的关键转折点，但发展过程截然不同。一九四八年的长春围城是一场残酷的军事封锁，凸显中国共产党不择手段逼迫国民党部队投降的冷血战略，甚至不惜以无辜平民大规模饥饿至死为代价，造成整场内战中最严重的人道灾难之一。相较之下，随后展开的“平津战役”，包括一九四八年底对北平的战略包围，则以四九年初的和平接收告终，展现中共善于利用谈判策略，以避免无谓流血的手腕，同时保全了这座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名城。
一九四八年五月至十月，林彪指挥的东北人民解放军包围长春的国民党守军，切断对该城的补给。中共的策略是“因粮于敌”，禁止平民出城，以增加城内粮食消耗，加剧国民党守军粮食短缺的压力。这场长达五个月的封锁，导致约十五万至卅三万名平民饿死。这场封锁及其造成的人道灾难，重创国民党守军的战力与士气，导致逃兵事件频传。最终，在部分官兵叛变后，守军指挥官郑洞国被迫投降。
对共产党而言，长春陷落是一场决定性的胜利，实质终结了国民党对满洲的控制，并为中共向南推进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中共罔顾人命的取胜手段，也为其政权合法性蒙上阴影。直到今天，中共仍在官方史书中隐瞒长春平民活活饿死的真相。
一九四八年底，解放军利用夺取周边城市并切断退路等方式，战略性地孤立北平，将国民党守军彻底围困。当时，中共与守军指挥官傅作义将军秘密展开谈判，他的处境与长春的郑洞国将军颇为类似。中共早已策反傅作义的女儿傅冬，并在谈判过程中藉由亲情对他施压。最终，傅作义同意“全面缴械，并将国民党部队改编为共军”。一九四九年一月卅一日，解放军不发一枪便进入北平。中共随即将该城改名为“北京”，并指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北平模式 投降国军韩战沦为炮灰
那么，傅作义与他麾下的廿五万大军后来如何？中共并未将傅作义视为战犯。战后，他被任命为水利部部长，之后又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吸收他统领的廿五万国民党部队，并改编为解放军建制。后来韩战爆发，这些和其他改编自国民党军的部队，被毛泽东投入朝鲜半岛充当“炮灰”。韩战结束后，在两万一四五一名被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中，有一万四三四二人要求遣返台湾，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此一要求透露出那些幸存的国民党军士兵深知，返回中国后将面临何种命运，这也成为韩战停战协定延宕两年的主要原因之一—毛泽东与中共对这些军人选择投奔台湾感到难堪。
如果—但愿永远不要发生—中共并吞台湾，台湾的适龄服役成年人口将会面临何种命运？中共是否会强迫他们成为下一场战争的“炮灰”？俄罗斯在当前对乌克兰的战争中，也采取这种“炮灰战术”，以消耗其统治下的非白俄罗斯人口（non-White Russians）。
长春与北平的围城战，是中共在国共内战期间采取不同策略的鲜明对照。长春之战的惨烈消耗，凸显共产党为求胜利不择手段的残酷本质；而北平的和平接收，则成为中共的宣传胜利。这两个案例揭示了中共在夺权过程中的双重特质：一方面是能够施展极端残忍手段的冷酷军事力量，同时又是一部善于把握时机的高明政治机器。
长春为期五个月的封锁，造成大量平民因饥饿与疾病而死的惨剧，但中共官方对此刻意忽略或轻描淡写。同样地，中共官方对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说词，也掩盖了解放军屠杀逾一万名和平示威者的事实。至今，中国境内没有任何纪念长春平民死难者的官方纪念碑或追思活动。幸存者形容，这是一场“被长久埋葬的创伤”，中国年轻世代对此几乎一无所知。
一九八九年，解放军中校张正隆首次出版《雪白血红：国共东北大决战历史真相》一书，揭露中共在围困长春时蓄意让平民饿死的事实。该书在销售十万册后遭到查禁。张正隆在书中写道：“长春和广岛，死亡人数大致相等。广岛用九秒钟。长春是五个月。”
古宁头大捷 国军血战全歼解放军
一九四九年的金门（古宁头）与一九五〇年的海南岛战役，是解放军在国民党从中国大陆败退后，对其控制据点所发动的两场两栖登陆作战。这两场战役的结果截然不同，金门之战以国民党的决定性胜利告终，海南岛则以解放军迅速夺岛收场，主要原因可归结于双方在备战程度、情报掌握与士气上的差异。
在这两场登陆行动中，面对国民党海军和空军的明显优势，解放军依赖由木制帆船与渔船组成的所谓“人民船队”，跨海运送部队。防守岛屿的国民党部队多半是大陆战役的残余力量，士气普遍低落且补给不足。这些作战是中共在大陆战场取得胜利后，在国民党最终退守台湾之前，为巩固沿海岛屿所发起的更大规模行动的一部分。
在席卷中国大陆后，解放军指挥官在金门战役中低估了国民党的战力，既未能充分侦察敌情，也没有确保足够的运输船只，结果只能发动一波协调不良的突袭行动。国民党方面则在战前不久，以历经战场考验的老兵与坦克加强金门防务。当解放军摸黑登陆时，误触的绊线启动警报，让守军得以及时进入阵地应战，并有效运用海岸防御火力、空中支援与装甲部队，重创被围困在滩头的解放军先头部队。
金门面积狭小，无法支撑具规模的共产党游击队，岛上也没有能够支援解放军登陆的内应。结果，国民党军在血战三昼夜后全歼解放军登陆部队，此役于是成为中共的重大挫败，迫使其终止立即入侵台湾的计划，也使金门得以继续做为反共前哨而存在。
在金门失利后，解放军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对海南岛战役进行充分的侦察与战前训练。共军先以数月时间实施小规模登陆，支援岛上的游击队，试探国军的防御部署，为主攻作战铺路。尽管海南的国民党守军兵力较多，但指挥无方、士气低落。台湾高层又拒绝海南守军多次请求增援，最终导致防御溃散、全岛失守。
记取金门教训 共军成功夺取海南
在海南战役中，当地一支强大的共产党游击队—海南独立纵队（琼崖纵队），发挥关键作用，不仅提供重要情报、协助夺取滩头阵地，还从岛内持续骚扰国民党部队。共军以压倒性优势击溃国民党守军，仅以两周多时间便攻占全岛。这场成功的两栖作战，为解放军累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
解放军研究金门与海南两场战役的历史经验，以及其他岛屿作战的军事行动，例如一九五五年成功夺取台湾辖下的一江山岛，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太平洋与地中海战场的岛屿战役，例如克里特岛（Crete）与马尔他岛（Malta）之战。我鼓励台湾人民深入探究这些战役，以及其他相关的历史案例。
这四个历史案例所传达的讯息，让我想起英国大文豪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名著《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该书的主旨在于警示，当统治阶级的暴政与压迫得不到制衡，终将导致广泛的苦难与暴力革命。我们或许可以期盼，饱受中共无道暴政与压迫之苦的中国大陆人民，能够以最小的代价促成中共的崩溃。然而，只要中共依然紧紧掐住中国的权力咽喉，台湾就必须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包括战争。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二〇〇五年通过实施的《反分裂国家法》，列举以暴力与非暴力手段“统一”台湾的选项：这些选项正是中共当年攻占长春与北平的历史再现。
“全社会防卫韧性” 吓阻中共犯台
赖清德总统提出的“全社会防卫韧性”（WOSR）概念，是一项综合性的国家安全战略，旨在将军事防卫与民间对于自然灾害及抵御共产中国可能入侵的充分准备相结合。这项倡议的目标在于透过强化全民防卫意识，促进政府、私人部门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合作，提升台湾的吓阻与抵抗能力。随着“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推进，中共将更难以在台湾复制长春饥荒与北平投降的作战模式。此外，透过培养更强烈的台湾认同、牺牲奉献的精神与台湾民族意识，我期盼台湾能够学会避免海南失陷的惨痛教训，并从金门守军英勇抗敌成功的历史事迹中汲取力量，使其成为台湾政治意志与抗拒中共胁迫决心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