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中国图腾捍卫者、中共供奉的国际名流等等，这个老头死了，原是犯不上我来置喙，不过他批判过《河殇》，也算文化事件了，不议一议可惜，一旦勾连起来，内容不容小觑。

1988年4月14日晚上，我从南昌飞回北京。 《乌托邦祭》脱稿前，《百花洲》的朋友们，还陪我到临川汤显祖故居一游。
再回木樨地军博《河殇》剧组，静悄悄的，夏骏和王鲁湘又跑到南阳补镜头去了。原来他们正做第三集〈灵光〉的后期，忽受《人民日报》上一篇随感的启发，说南阳城里有三大历史名人，从他们留下的祠堂与墓冢来看，其身后或崇隆或寒酸，全在政治地位，依次是政治家诸葛亮、名医张仲景、天文学名家张衡，可知中国传统浓烈的官本位意识，与当下现实正两相对照。

回北京不到半个月，五月底《河殇》播出，中央电视台未作任何预报，六月底播完后，却掀起了滔天大浪。而我这厢，也在等待江西那边的消息：《百花洲》原计划夏季出刊的第四期整本登完《乌托邦祭》，然而夏季都过完了，仍无ㄧ点儿音讯。这份大型文学双月刊从1982年起，由邮局发行，固定为每期260页，发行量达十一二万份。

一、《百花洲》封存

1988年 10月下旬苏州有两个笔会。 24日中午我上了京沪特快，遇女作家谌容和她夫婿范荣康——《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一个颇「自由化」的报人。他们招呼我坐下，一起聊《河殇》，还有另几位文人。须臾过天津，画家范曾上车，也凑过来。不料谌容拎他，说：

「范曾，那天你在南开大学说《河殇》反传统，正好，苏晓康在这儿。」

谌容就是这么个厉害的主儿。闹了范曾一个大红脸，他赶紧解释了几句。谁知范荣康从一旁又垫了一句：

「你写一篇东西来，我给你发表，怎么样？」

果然后来范曾有小文一篇在《人民日报》刊出，很夸张地拿我比附明末大儒顾炎武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实那天在南开大学谈《河殇》「有个大错」的，是杨振宁；不过杨也说了「范曾教授对这个电视片的看法，跟我不谋而合。」杨主要是在三个「传统象征」上——龙、长城、黄河，对我们的诠释感觉不舒服。我也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海外华人对文化符号，比我们更为敏感。

——《乌托邦祭》封杀前后

二、中国现代图腾史

天安门闹过不只一场图腾故事，胡温时代曾请孔圣人落户天安门广场以「匡正社会道德崩坏」，而今日毛泽东有了个陕北来的接班人，他的坟场不再有拆毁之虞，我梳理过其间原委，颇为有趣。

2011年初「天安门立孔」的新闻，吵得一塌糊涂，我想起中国最后一次「尊孔」闹剧，在北洋时代，连国民党都没弄这一套；中共是一切都破产了，才来「尊孔」，如拿「孔子奖」对抗「和平奖」，近乎「搞笑」，写「文化评论」都难以置喙，因为这个新闻的深度含义，不在「孔子」，而在「广场」──那个曾经血淋淋、又凝固了二十年的广场。

但更浅显的是，把孔子铸成青铜，展示到曾是「革命妖魔狂舞」的那个广场，不是一尊「图腾」又是什么？孔毛这种对峙，既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文化，只是某种政治僵硬造成的图腾错乱。广场上的第三个人孙中山，却与这种对峙不大相干，有个「第三人」是邓小平，他铺垫了孔毛相遇的大环境，但还没资格当「图腾」，不能在此竖像。

每天箍得铁桶一般的天安门广场，已经到了「拆除毛堂、扔掉毛尸」呼声浮现的时代，不料又竖起一块「孔圣人」的千年牌位，但两个图腾的身后，却毫无历史，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这幅景象，竟十分契合佛洛伊德描述的前文明的澳洲土著部落：

「图腾崇拜（totemism）制度，取代了他们所缺少的所有宗教和社会制度的地位。」一个对历史没有信心的极权，只会下意识地去拥抱残留在民族记忆中的图腾幻象，居然到二十一世纪还会产生这么一个实例，也真是难得。

1、打碎偶像：现代中国的「巫术」

要说历史也是用的，不过是一部近代以来铲除一切「封资修」的反历史的历史，共产党（痞子、边缘人）成为百年历史的最后大赢家。 「打碎偶像」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追溯很远，不妨只拣近点的说，比如「太平天国」，起事前洪秀全就捆绑、审判、鞭笞孔子像，太平军所到之处捣毁孔庙、焚烧「妖书」，也禁止民间藏读儒家经典，所以曾国藩《讨粤匪檄》惊呼「名教之大变」才有号召力，这些历史都跟「图腾」紧密相连。

后来「五四」巨子们顺势「打倒孔家店」，产下夭折的「德赛先生」，同时也不幸带出孪生子共产党；而不肯去巴黎「勤工俭学」的毛泽东，「熟读历史，但是完全不相信历史上有什么光明磊落的一面。他留心的大概都是权谋机诈一类的东西……满眼看去只见『脏唐臭汉』」（余英时《从中国史的观点看毛泽东的历史位置》），毛在文革晚期，把「大规模群众运动」操弄成「评《水浒》」、「批林批孔」──仅仅凭林彪日记里一句「克己复礼」，八亿中国人日日夜夜攻击「孔老二」这个图腾达数年之久，真是到了全民「巫术」的境地，也算世界奇观了。

2、禁忌

「图腾崇拜」研究的大家，是英国人类学家佛雷泽，他的定义是，氏族「每一个成员都认为自己与共同尊崇的某种自然现象，通常是动物或植物，存在血缘亲属关系。这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被称为氏族的图腾，每一个氏族成员都以不危害图腾的方式来表示对图腾的尊敬。」

这就产生了巫术、禁忌这些东西，又被佛洛伊德接过去，颇开掘了精神分析研究，如他的《图腾与禁忌》一书，其中指出，巫术不是「对精灵施加影响的技艺」，而是「保护社会个体免受其敌人及危险的伤害」、「赋予人们力量去伤害敌人」，所以在不同文明里，「一种广为流传的伤害敌人的巫术方法就是用任何合适的材料做一个敌人的模拟像，然后对它的损坏也会延及被诅咒对象」。

这理论其实并不深奥，既然「图腾」是不能碰的东西，于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巫术」就专门捉摸怎么摧毁你，而毛泽东的确「创造性的发展」了史前「巫术」，将之带进现代社会，可惜佛雷泽和佛洛伊德皆无传人，「巫术学」失传，西方学界偏偏毛信徒众多。

三、我的「图腾侵犯」经历

我辈都是「五四传人」，多少都有「打碎偶像」的先天灵感，又经受过文革「破坏」训练（大字报、批斗会），所以对图腾没有亲热感，比如八十年代初国门打开，对香港传来的那一曲「龙的传人」，便觉得有点滑稽可笑──我们这一代的「没文化」，首先还不在讨厌孔老二，而在不认识祖先图腾居然是那条「龙」。后来我跟朋友拍《河殇》，由于电视的元素是镜头、音乐、台词，我们刻意要找具像而又鲜明突出的象征物，那就非奚落「图腾」不可了，并期盼那撩拨天下情绪的效果。我们找到的图腾，包括龙、黄河、长城等等。

中央电视台连播了两遍，果然神州大哗，也「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引来「图腾捍卫者」，是我们始料不及的。杨振宁在南开大学演讲说：「这个电视剧里特别提出三个象征，都是中国传统的象征，是中国历史的象征，是中国民族的象征：一个是龙传统或龙的神话；一个是长城；一个是黄河。我想全世界都承认这三者是中国传统的象征。我最不能接受的是，把这三个传统都批评得一无是处。」李政道发了一篇短文，末尾叹道「盼能启新自兴，望弗河殇自丧」。当时王震也跑到宁夏去捍卫黄河：「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奇怪的是，并无几人出来捍卫「长城」，而它恰好是共产党专制的图腾。

接下来就捅大漏子了。一九八九年春学生运动起于天安门广场，五月二十三日三个湖南青年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用油漆、鸡蛋泼污天安门城楼上的毛像，当即被广场「高自联」扭送国家安全部，三人都被判重刑，其中喻东岳于一九九二年精神失常。这是「新中国」极为罕见的一桩「图腾侵犯」事件，还发生在最庄严的政治礼仪中心，自然非同小可。污染毛像、毛着、语录本、五字反标（「打倒毛主席」），在文革中都是要判死刑的大罪，可知中共这个制度的「图腾崇拜」之剧烈，而八九学运也视毛像为不可侵犯之图腾，必欲撇清他们与「颠覆」「反共」的界限，才能保护自己。我颇感慨湖南三青年的遭遇，就「打碎偶像」、冒犯图腾的冲动和快感而言，我跟他们是一样；但我们只攻击文化图腾，他们冒犯政治图腾，在一个专制里就是重得多的罪。

这场学运更有意思的是，他们塑造了自己的一个图腾——「民主女神像」，其造型模仿美国纽约港入口处的「自由女神像」，由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等八所院校的二十多位学生，在四天内赶制而成，高约十米，五月三十日凌晨运抵广场，次日拼装并耸立在面对毛像三百米处，遥相对望；《人民日报》连续三天发表文章抨击这是「对国家尊严与民族形象的污辱与践踏」。

八九年的晚春，广场上静坐学生和北京市民们，曾在这个图腾的俯视下，经历了从狂欢到撤离的大起大落，全世界也都从电视里看到戒严部队将她撞倒的历史镜头。这部《中国图腾史》还没有人来书写。为了保存史料的方便，我愿在这里引述雕塑家陈维明的一段话：

「艺术创作不仅仅是一出拷贝的活动，就像当年法国把自由女神像送到了美国，然后在八九六四时，把自由的精神通过民主女神像的塑造传到了中国……六四天安门由中央美院学生塑造的那种『民主女神像』是两手高擎着火炬。而我创作的民主女神像，在形象上是采用了中国青年女学生，一手高举着火炬，一手拿着代表着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的宝典。新近，我又有新的想法和再创作的打算，想把六米四高的民主女神像放大到六十四米，并准备经过五至十年再创作后，将未来的民主女神像运回北京，作为海外追求民主自由的华人，对未来新诞生的民主中国的献礼。这座象征着『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法制与科学、知识与艺术』的女神像有朝一日可以竖立在天安门广场最核心的位置……。」（《赵岩陈维明对话》）

四、中国崛起：绑架图腾

天安门出现图腾的顺序是：孙毛──民主女神──孔子，这个社会究竟是新是旧，是进是退，已不可辨认；不过孔子终于被抬到这里来，还是有迹可寻的。

那起点就在「民主女神」被撞倒的一瞬间。这个暴力击毁的似乎只是一座石膏像，但也动摇了对面「毛图腾」政权的基石。所以邓小平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同时，不得不走上一条重寻图腾的道路。换言之，中共在大开国门，狂饮外资，包揽订单之际，已经开始叩问孔圣人，只是一时尚难认领下来。试想，从金田起义的一八五一年到《新青年》创刊的一九一五年，六十五年间孔子不但没有翻身，还每况愈下，那么从天安门镇压的一九八九年到二○一一年，仅仅二十二年老爷子已经站到「民主女神」倒下的地方来了，还不神速吗？

也许该回顾一下天安门图腾变迁史。毛时代平时只有城楼正中挂毛像，每逢「五一」「十一」，广场东侧竖马恩像，西侧竖列斯像，挂像一周时间，但只有「十一」在纪念碑北侧增设孙中山像。邓时代改规矩了，中央指示「少宣传个人」，只留天安门城楼毛像，邓亦曾对法拉奇表示要「永远挂下去」；节日也只竖孙像，撤去马恩列斯，中央说因为各国都只挂「本国民族英雄像」。这里已经透露出「民族主义」信息，实则马列意识形态已然破产，图腾自然跟进这个变局。那时邓力群有句名言：你可以不爱这个党，但不能不爱国。

二十年跑马圈地，血汗工厂，中共用马列主义交换江山社稷，一时也顾不上图腾何者，只要毛像不摘就好。但民间「尊孔」「读经」渐次死灰复燃，文化帮闲自然也不甘寂寞，二○○四年有季羡林、杨振宁、王蒙等人发起的《甲申文化宣言》，后来又出了个「十博士反圣诞倡议书」，但无论江泽民、胡锦涛，在中共的讲话、文件、宣传里，绝对不会提《论语》的任何一个字。史学家余英时特别指出《论语》的一句话「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而孔子写《春秋》就是批评最高当局。这样一位孔老夫子，难道是中共要拿来做图腾的吗？

那么他的实用价值究竟何在？那跟「崛起」有关。前面那个《甲申文化宣言》的精髓是「理解和尊重异质文明」，说浅白了就是拒绝普世价值，但它还是防守型。中国既然已经「崛起」，不能老是输出「廉价产品」，总要来点文化上的东西，才好看。现在让西方人看到最多的，便是「孔子学院」，从二○○四年第一个孔院成立，到目前已在九十六个国家开设了三百二十多家。让我们读读余英时教授的评价：

「因为共产党自己还没有造出来一个什么精神上的东西，可以提供世界老百姓欣赏的，所以能够拿出来的还是孔子。它这个孔子学院一方面是教学语言，另一方面是传播中国的思想。可是这个文化力量主要是它政权的，是要给予它政权合法性，这政权好像是代表中国、代表中国文化的。也就是希望影响全世界在政治上对中国发生好感，也可以说它要展示所谓的软实力、就是文化的力量。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二○一○／一／五）

这种需要，就让共产党把孔老夫子绑架到天安门广场上来了。马恩列斯肯定非常委屈：你们明明还在耍我们那一套嘛，怎么就摘掉我们了？孙中山稍在一边冷笑：这帮家伙根本是洪杨的传人，倒要拿孔丘这个老妖去忽悠洋人。毛泽东远远瞅着历史博物馆前面的孔子：莫非要拿他来替换我？谅你们也不敢！

五、陈健民 ：知识人的罪孽──评《余英时评政治现实》（2022-06-01 ）

在颜择雅编《余英时评政治现实》的最后一章的按语中，藏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小故事。那是有关2020年《二十一世纪》创刊十周年活动上，诺贝尔得奖人杨振宁在会上态度轻蔑地扬着一篇余英时教授的文章：「看看，这就是某某人在十年前写的文字。」

那篇文章在扬振宁眼中为何如此可恨? 他没有明说，但可能是文章其中一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不大可能有光辉的前景，因为中国人自己在二十世纪造下的罪孽太深重了。」剌痛了他的民族主义神经。究竟余教授所指的罪孽为何? 谁在作孽?
从〈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一文中，余教授认为二十世纪在中国发生的连串革命，已伤及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根本；中共不单在土改、大跃进和文革等造成生灵涂炭，更是全面摧毁了传统的文化和民间社会，令民众在思想信仰和社会自治能力被完全淘空，任由极权鱼肉。这一切源于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急于救国而引进共产主义，这套革命理论为暴力披上道德的外衣，最终却被毛泽东之辈（就像历代革命中刘邦、朱元璋般社会边缘人物）绑架了整场革命。农民取替城市知识分子，后者落得靠边站，甚至在连番政治运动中被打成牛鬼蛇神。

余教授虽说自己不是儒家，但却推崇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因为此念一出，天下已非皇帝独有。他对五四以来的「彻底反传统」不以为然，认为儒家在历史上被当权者用法家和黄老思想扭曲，以支撑「君尊臣卑」的体制。他试图还原儒家「庻民议政」、以「道统」制衡「政统」的精神，所以正面肯定历史上东林党和太学生闹事，认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抗议传统。

我相信余教授目睹八九民运时心情一定非常复杂：喜是见知识分子忧患意识的复苏，忧是见运动走向革命的边沿随时堕入深渊。但六四镇压之后（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共以各种资源收编知识分子，有些反而鼓吹法西斯式的国家主义 （本书收录〈海峡危机今昔谈〉便是回应新左派代表人物王绍光的论点） ，更多的是做政治鸵鸟，在技术层面为政权出谋献策。中国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欲望、被权力眷顾时产生的亢奋，令人惨不忍睹。所以当余教授说「二十世纪中国的苦难都来自知识分子犯的罪」（第189页） ，除了是因为他们曾鼓吹过激的革命思想外，还有是他们的儒弱与贪婪，甘愿成为极权的共谋吧！

杨振宁和一些华人科学家，早在中国陷入文革灾难时已押上自己的名声为中共背书，改革开放后又致力推动中国科学教育，应是本于一种爱国情怀。问题是如没有更高的普世价值指引，这种民族主义可被政府操弄成为极权的精神支柱。余教授在此书多处提到中国从1895到1945年便以一个被侵略、被侮辱的民族身分抵抗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侵略」、「外国势力干预」等概念已深入民心。中共心知肚明共产主义已经破产，因此更着力于历史的「再造和运用」，以巩固其统治基础，动辄以「中国五千年文化」、「自古以来便属于中国」等话语来正名维稳的举措和大一统的主张。

余教授指出，中共从「八国联军瓜分中国」谈到「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说法根本缺乏历史基础，而美国更是在列强中最没有意欲占领中国土地的国家。这种历史的解读，只是为了服务当前政治的需要。余教授指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本来并不强烈，在满人入主中原后反清情绪并不高涨。连代表极端民族主义的义和团，因为得到慈禧太后的眷顾，才毅然从「反清复明」改为「扶清灭洋」的主张，可见政治权力如何巧妙地操弄民族主义。

余教授惊讶于中共由极左的共产主义转变成极右的法西斯权贵资本主义，民众竟然可以接受这种摆动。除了是中共摧毁了民间的抵抗空间外，我认为有相当大量的民众（包括知识分子） 是从心底里对极权臣服。除了许多人在此独裁体制中获得好处外，更多是受到大一统的民族主义所迷惑。他们相信只有中央集权才能维持国家主权的完整和社会秩序的稳定，继而可富国强兵，挑战西方霸权，一雪百年耻辱。

从建构民族主义以支撑极权主义的角度出发，余教授认为中共要以武力威吓台湾，是因为台湾已成为一个「象征」，代表西方在中国进行和平演变。这就好像纳綷德国要针对犹太人，是因为他们成为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象征。只要将两岸问题被说成是「外国势力的干预」，便能转移中国民众的现线，令他们对两岸政治制度的差距以至台湾新生代「天然独」的倾向视而不见。透过操弄仇外情绪，中共一方面可加强内部团结，另一方面亦筑起一道防火墙，令台湾的政治进程不至牵动中国民众的民主意欲。

余教授多次为文谈到中国人一面仇外，一面羡慕西方的强大。这种「羡憎交织」的心结，令「来自西方而反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得到上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青睐。但发展到今天，因为中国经济的猛速发展，已令习和平和一众「国家主义者」相信中国已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相反，西方在全球化和金融风暴后出现的社会不均、族群冲突和民主政府的失效，令中国有更强大的制度自信。习近平和小粉红们对西方羡慕之情已急速减退，剩下的是满眶恨意，要谈「战狼外交」、谈「亮剑」。所谓「中国梦」便是强国梦，在强大之上，再没有更高的价值。相反，任何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理念如对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发展造成障碍，惟有遇佛杀佛。

在这种仇外民族主义底下，香港今天的悲剧几乎是命定了的。如果台湾是象​​征美国分裂中国的桥头堡，香港经历150年英国殖民统治，是全球最自由的市场经济，亦是争取各样公民权利的「示威之都」，其象征意义何其丰富！容之，标志着中国走向多元共容的世界；毁之，则代表中国走回闭关自守的天朝体系。现在「一国两制」已寿终正寝，台湾和香港的出路何在?
余英时教授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但与台独并无矛盾，因为他谈的是「文化中国」，而非政治概念的中国。 （见254页）他觉得和一个极权中国谈统一就等同投降，但假若台湾宣布独立，却只会引来战争。余教授认为不统不独并非坏事，中国历史上亦经历多次分裂时期，其中三国时期更是文化鼎盛、人才辈出。反而在大一统之下，往往「文化丧失多元，学术减少激荡，制度拘于一格，思想无法自由。」（见40页）余教授多年来期盼的，是台湾不要固步自封，切切实实走向民主。看他在书中的文章，对台湾民主发展初期颇是忧心忡忡，恐怕普选带来的是「多数人的暴力」、压抑「少数人的权利」。但经历多次政党轮替，可见台湾民主制度经已整固；余教授更相信族群分歧通过公开辩论，「远比停留在暗潮汹涌的状态所蕴藏的危险为少 」（见129页），可见他对台湾民主化的肯定。

基于这种乐观精神，即使香港在反送中运动后被北京强烈打压，他认为香港多年来发展出的一套自由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不会轻易被摧毁。他对我们占中三子倡议的「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推崇备至，认为以公民抗命争取民主可跨越暴力革命的陷阱。他期盼香港能「创建一种文化氛围，让以天下是非为已任的现代知识人能够不断出现。」（见45页） 但以目前情况来看，这种抗争换来的却是政权更残暴的反扑，难免令人质疑抗争的意义。余教授认为中共的确不会马上改变，但假如港人节节后退做「乖孙子」，只会变成百分之百的奴隶，连丝毫的希望都会失去。

对于中国，余英时教授有何寄望？在1989年六四镇压后，余教授曾断言「没有政权能恃暴力而传之久远」。但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台商、港商以至美商重新投资中国，令其经济持继发展，政权稳固如山。余教授亦曾断言当强人邓小平去世，中国必出现剧变，结果是邓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顺利进行权力转移。由此可见，中国专制的文化与社会基础之深，连史学大师亦未能参透。

如果中国民主化是那样遥不可及，当前有识之士应在何处着力？ 「二十一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课题便是怎样在二十世纪的废墟上重建民间社会，使一个比较合理的新秩序得以逐渐实现。」（见301页）余教授如是说。 我完全同意余教授对公民社会重要性的分析，我亦是抱着同样的心怀，多年来默默在此领域耕耘，希望为中国的民主化奠下一点基础。但自从习近平上台后，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和维权律师遭受全面打压，剩下来的非盈利组织只能在政府的框架内提供公共服务，日渐失去自主性。这些组织更被迫依赖政府或本土基金，与国际公民社会日渐脱钩，最终恐难重建余教授所设想的社会秩序。余教授泉下有知，会否感概落泪？但先生的学问与人格，像日月星辰，引导了多少知识人以客观精神面对历史，其贡献远远超越一时一地的政治判断。作为知识人，在乱世中以最大的理性和良知尽其言责，即使无力回天，亦是「有言毕竟胜无言」！ （见303页）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和立场  转自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