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思想坦克 2025 年 10 月 16 日

书名:《幻象帝国:天朝中国的自我神话与天下叙事》
作者: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时间:2025年9月

 

第八章
中国商业黄金国度的海市蜃楼:一个逐渐消逝的神话

「在所有发现的源头,总存在着一个黄金国、一条通往神秘印度的航道、一颗点石成金的贤者之石、一个穷究天理的大哉问,以及一段唯有先知能从容述说而不惧嘲讽的神话。」

──罗兰.欧姆内斯,法国物理学家与量子力学专家

几十年来,飞往中国的飞机塞满了商界人士,他们沉醉于这个崭新黄金国度的无限商机。然而现在情势已然改变,在中国轻松获利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政治和经济的高度不确定性,正为商业环境笼罩上阴影。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风险与收益的比率已转为负值。相较之下,新加坡、越南与印度脱颖而出,成为这场转变中的最大赢家。昔日对中国的幻想,如今正逐步被幻灭取代。

各国外交部门着手「降低中国风险」

历经四十年的沉迷与憧憬,西方投资者对中国的幻想面临破灭的时刻。由于西方经济不可能与中国完全脱钩,如今各国政府所采取的新策略是「降低风险」(de-risking),而非美国所倡议的「脱钩」(decoupling),后者意在切断彼此所有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最早提出「降低风险」一词的是欧盟执委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这个新外交语汇的含义清晰而直接:从今尔后,与中国签署任何协议之前,务必先对潜在风险进行全面审慎的评估。该笔交易是否将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的依赖?是否可能使中国取得具备「军民两用」的敏感技术,进而应用于军事领域?即便是曾大力倡导在最敏感领域与中国「脱钩」的美国,也开始采纳这种思维。毕竟,西方国家深知与中国经济完全脱钩几乎不可能,但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西方国家也意识到依赖俄罗斯的危险。尤其是德国,在被迫切断对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的依赖后,更深刻体会到高度依赖的代价与潜在灾难。

二○二○年春天,随着首波新冠疫情攻城掠地,欧盟才恍然发现自己对中国和印度的依赖程度远超乎想像,甚至在如阿斯匹灵这类基本药品的供应上亦是如此。欧盟执委会委员蒂埃里.布雷东早已多次发出警告,但是直到二○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欧洲各国政府才明白,这一问题对欧洲的未来与其产业主权构成了重大的战略挑战。历经这场震撼教育之后,欧洲经济体的重整启动了一段艰辛却势在必行的蜕变之路。 「降低风险」这个词,已成为西方各国领导圈中耳熟能详的口头禅。这场集体的深层反思,才正拉开序幕。

外国企业不如归去

在中国的外资商界情绪持续恶化,许多在华的西方企业负责人选择离开这个曾被视为充满商机的市场。二○二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北京欧洲商会会长彦辞坦言,欧洲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已跌至历史新低。他对媒体表示:「信心水平几乎降至有纪录以来的最低点。」「没有人期待未来五年内的商业环境会真正改善。」他补充说,「我们的会员对情势好转并不抱太大希望。」根据欧洲商会的报告,在该会注册的五百七十家欧洲企业当中,三分之二认为当前的经营环境比以往更加复杂,相较于二○一九年底疫情爆发前不到五成的数据,比例大幅上升。而五分之二的企业认为,中国的商业环境正变得日益「政治化」。

另一方面,根据该报告,已有十分之一的欧洲企业决定从中国撤资,另有五分之一的企业正在考虑跟进,或已暂缓相关决策。该报告还发现,在这些选择转移投资的企业中,最热门的迁移目的地是新加坡(占百分之四十三),其次是马来西亚,只有百分之九抽身离开的企业领袖将目标转向香港。在中国设厂的美国企业,前景同样黯淡。根据北京美国商会在二○二三年三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二十五年来,首次有大多数美国企业不再将中国列为「前三大投资优先市场」之一。虽然绝大多数公司尚未打算完全撤出中国,但受访企业大多表示已开始重新评估在中国的投资规画,多数倾向缩减规模,最佳情况则是维持现状。商会会长华刚林表示:「去年,也就是二○二二年,对本商会会员来说,格外具有挑战性,除了面对中国经济放缓与严格的疫情管控措施外,还得投入大量精力,应对层出不穷的新法规。」此外,百分之六十六的会员企业将中美关系日益紧张视为经营挑战之一。另有百分之六十五的企业坦言对中国是否将进一步向外资开放,抱持「不确定」的态度。而近半数受访的美国企业更直言,相较于前一年,他们感到自己在中国「不再那么受欢迎」。

最终的结果,就是大型外国企业纷纷表态有意撤出中国,将生产基地迁往他国。这些企业不乏世界领先的品牌,包括美国消费性电子巨擘苹果(二○二二年宣告)、日本汽车制造商马自达、法国汽车集团斯泰兰蒂斯、美国科技龙头微软(部分产线)、日本电玩游戏大厂任天堂、美国消费性电子产品制造商戴尔与惠普、日本电子业者索尼(部分产线)、韩国大企业三星以及美国知名电商巨擘亚马逊(部分产线)等。其他国际品牌也可能陆续跟进。这波产业迁移潮的两大受益者是印度与越南。中国原本妄想有朝一日能成为世界实验室,但如今反而面临失去「世界工厂」地位的风险。大量外资撤离,影响深远,对内将冲击就业市场,对外则进一步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而导致商业环境恶化的原因,正是因为外企在中国经营日益困难。凡是希望在中国成立合资企业的外国公司,从一开始就不得不接受一项现实条件:中方伙伴必须持有至少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并因此在董事会中拥有决定性投票权。久而久之,外企所面对的法规不仅数量骤增,也愈加复杂繁琐。最后,许多外国企业的中国子公司往往还要面对另一层压力 ── 愈来愈多公开代表中国共产党利益的势力渗入企业内部,实质介入其日常运营与决策。

咄咄逼人为失友之道:一落千丈的中国形象

中国试图展现自信强势的国家形象,然而此其局限性正日益显现。 「战狼外交」的强硬作风,不但未能实现原先设定的外交目标,反而适得其反,导致中国国际形象每况愈下。况且中国的软实力在西方也已失灵,国际舆论对其观感持续恶化。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每年针对全球主要国家进行大规模民调,根据其二○二三年发布的调查报告,这一现象有明确数据佐证:在来自二十四个国家的三万名受访者中,有百分之六十七的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仅百分之二十八的人对中国持正面评价,这是该机构自二○○二年开始进行相关调查以来的最低支持比例。对中国抱持负面观感的比例如下:澳洲和日本高达八十七%(后者在二○○二年为四十二%)、瑞典八十五%(二○○七年为四十%)、美国八十三%(二○二○年为七十九%)、加拿大七十九%(二○○五年为二十七%)、韩国七十七%(二○○二年为三十一%)、德国七十六%(二○○五年为三十七%)、英国六十九%(二○○五年为十六%)、法国七十二%(二○○五年为四十二%)、印度六十七%(二○一四年为三十九%)。

这些数字反映出「中国梦」在国际间的光环正在迅速消退。但是在多数新兴国家中,中国仍维持一定程度的正面形象,因此整体观感下降的幅度没有那么惊人:例如巴西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比例为四十八%(二○一七年为二十五%)、南非四十%(二○一四年为四十%)、阿根廷三十四%(二○一四年为二十二%)、墨西哥三十三%(二○一七年为二十三%)、印尼二十五%(二○一三年为二十四%)、肯亚为二十三%(二○○九年为十%)、奈及利亚十五%(二○一三年为十一%)。另外,该调查也发现,平均有高达百分之七十一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世界和平贡献甚少或毫无贡献,仅有百分之二十三表示认同其和平形象。这无疑凸显出北京多年来致力塑造的「热爱和平大国」形象宣传,实际上收效甚微。此外,有高达百分之五十七的人认为中国干涉他国内政,仅百分之三十五的人持相反看法。在领导人形象方面,习近平主席亦未能赢得国际社会的信赖。在亚洲及西方的二十四个受访国家中,半数以上的民众对其毫无信心。只有印尼、奈及利亚和南非的民众多数对他抱持信任。经济实力方面,中国不再被普遍视为全球首屈一指的经济强权,仅有百分之三十三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仍居世界经济领先地位,而百分之四十六的受访者则持相反看法。值得一提的是,在多数新兴国家中,人民仍普遍认为与中国的经济往来为本国带来实质利益:例如在奈及利亚、肯亚与南非,这一比例高达百分之七十。至于美国人民,当他们被问及哪个国家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时,他们几乎一致认为是中国,俄罗斯则居次。整体而言,这些结果发人深省:习近平推动强硬、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结果却适得其反,以致现在被视为国际舞台上的麻烦制造者。

对于香港,人们的评价也如出一辙,这座曾被誉为东方之珠的国际都会,在北京当局强势「收回控制权」之后,国际形象迅速恶化,几乎丧失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这座拥有七百五十万人口的城市,如今面临外籍人士大举撤离的局面。根据美国驻港总领事梅儒瑞的说法,二○二二年和二○二三年之间,曾在领事馆登记的美国人已有百分之二十离开,目前仅剩约七万人留港。欧盟在二○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发表的一份报告也指出,中国对香港与邻近的澳门实施日益严格的严格控管,正在逐步削弱这些城市对欧洲人的吸引力。这份报告并强调:「这些发展正逐渐侵蚀香港的法治,而法治曾是香港经济成功的基石。」旅居香港的法国女企业家玛丽.勒布朗表示,过去三年来,居住在香港的法国人纷纷离去。 「主要原因与防疫期间的严苛限制和《国家安全法》有关。这座城市的变化既剧烈又迅速,几乎令人措手不及。」香港顾问大卫.梁指出,香港不再是西方年轻人寻求职涯发展的首选地点。 「香港目前所呈现出的负面形象,对于那些原本希望到海外闯荡并前往陌生国度探索、找工作的人,不无影响。欧洲和北美年轻人曾将香港视为梦想中的目的地,但现在一切都变了。」

前往中国的外国旅客人数日渐稀少,而中国曾经是最受西方游客青睐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资料,二○二三年一月至六月,前往中国首都旅游的外国人只有四十万七千九百人,仅相当于二○一九年全年旅客总数的百分之十一。至于中国旅游枢纽之一的上海,情况也不容乐观:二○二三年上半年,仅有一百二十万名外国旅客前往上海,人数是二○一九年的百分之十三点八。根据中国文化和旅游部的报告,中国各地的旅行社在二○二三年第一季仅接待了五万二千名外国旅客,而在疫情之前,二○一九年第一季所接待的外国旅客高达三百七十万人。

作者为法国作家、新闻工作者。史特拉斯堡大学政治学博士,亦在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O)取得中文学位。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九年担任法新社驻北京记者,后派驻东京、华沙、纽约,曾任中东地区主编、中央总编辑。著作广泛,迄今已撰写十余本涉及亚洲各国及地缘政治议题书籍,在台出版有《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中美争锋:谁将左右世界领导权》、《中国大掠夺》。作为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经常在法国媒体发表评论。目前在法国第一本亚洲议题期刊《亚洲杂志》(Asia magazine)担当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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