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统治中国近22年，其被迫下野标志着在和中国共产党斗争中，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是个长期惯于反省的人，下野返乡不能不引起他的深刻反思。

1949年2月3日，蒋介石游览奉化城乡，发现当地面貌并无多大变化，非常感慨，在日记中反省道：“甚感乡村一切与四十余年前毫无改革，甚感当政廿年党政守旧与腐化自私，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此乃党政、军事、教育只重作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实行也。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主义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为晚也。”

这一段日记是蒋介石对自己二十多年从政生涯的总结，也是对国民党多年政绩的总评定。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其原因就在于忘记了“社会与民众”，忘记了“民生主义”，没有为“社会与民众”造福。3月底，他在《上月反省录》中写道：“社会经济政策与民生主义不能实行，此乃唯一之致命伤也。”29日，他在日记中继续写下“土地政策实施之设计”等字样，表明他在具体思考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了。

5月7日，蒋介石乘轮自上海至舟山。在船上时，蒋介石面对汪洋大海，估计中共部队一时还难以跨海东征，进攻台湾，产生“专心建设台湾”，使之成为“为三民主义实现之省区”的念头。第二天，蒋介石进一步思考“三民主义的实施方案”。9日，蒋介石由定海启碇，巡视舟山各岛，企图以舟山作为反共根据地。一直到12日，才回到舟山。13日，浙江省主席周嵒与第八十七军军长段澐从宁波到舟山来探望蒋介石。这时，蒋介石开始重读孙中山的1924年8月在广州的《民生主义》演讲。

据日记记载：“5月13日，读《民生主义》第一讲完。5月15日，阅《民生主义》第二讲未完。5月16日，读《民生主义》第二讲完。读《民生主义》第三讲。5月20日，读《民生主义》第四章起。”周嵒与段澐到舟山会见蒋介石的时候，正是蒋重读《民生主义》演讲开始之际，因此他兴致勃勃地向二人讲了一通将定海建设成为“民生主义实验区”的“要旨”。

他在日记中所写“训练干部，编组民众，计口授粮，积极开垦”以及“分配每人工作，不许有一无业游民。三五减租，保障佃户，施行利得税、遗产税，推广合作事业，筹办社会保险，推进劳工福利，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为建设之要务”等，应该就是蒋介石阅读孙中山演讲的收获，也是他向周、段二人指示的内容。孙中山在广州的《民生主义》演讲共4讲，5月20日在舟山的这些日子，蒋介石读《民生主义》比较认真，比较细致，不仅记阅读进度，而且写心得和要求。

1947年8月，蒋介石在比较英美与苏俄两类国家时，曾经写过一段话：“英美与苏俄，思想虽异而其顽固与统制人类之帝国主义则一。我国为历史上最勇于吸收之民族，具自新自强之美德。今日必须发扬此一美德，舍英美之保守与强权政治，而采取其民主，矫正苏俄之专制而实现民生主义，以第三力量树立于远东，尽我对世界之使命。”

应该承认，蒋介石对英美和苏俄两类国家的分析不尽妥洽，但有一定道理，他要采取其他民族、国家的“美德”，将中国建设为第三种新型国家的愿望也是美好的、值得嘉许的，只是他当时并未着手实行。经过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的打击，遭受前此未有的大惨败，蒋介石才认识到“民生主义”的重要，虽然“往者不可谏”，但“来者犹可追”。蒋介石这一时期的反思对他入台以后的作为有益。

二、退守台湾，蒋介石自责“误国害民”，决心从“新”开始

10月3日，蒋介石由广州飞回台北。为培训党、政、军干部，正筹办在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他在该院《讲习要旨》中提出：“三民主义为最高指导原则，特别注重民生主义之实施，以此中心理论，作为一切言论与行动的纲领。”16日，革命实践研究院第一期开学，蒋介石出席典礼，宣读《讲习要旨》中提出的“特别注重民生主义之实施”等各条，他批评前此国民党长期“徒有宣传口号而没有实际行动的耻辱”，要求受训人员“痛下决心”，“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笃实践履”，“彻底作到”。

19日，蒋介石准备到革命实践研究院讲演，题目是《军队战胜的基本条件》，第二部分“政治目的”第四条云：“提高人民生活，实行减租减息，反对剥削，反对压迫专制，反对侵略，反对汉奸，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现民生主义而战。”在历史上，有些政治家的宣言、许诺是要兑现的，但有些却并不准备兑现，当不得真。蒋介石这篇演讲的若干部分，例如“反对剥削，反对压迫专制”，就国民党来说，属于不准备兑现的“宣传语言”，但若干部分，证以台湾后来的历史却是兑现或部分兑现了的。25日，光复台湾四周年纪念，蒋介石发表《告全省同胞书》。文告中，蒋介石提出两点“与台湾同胞共勉”，其中第一点就是：“贯彻民生主义”。

12月24日，蒋介石在《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中提出组织“民生主义实践研究会”。他在日记中又写道：“如何实践”，在此句之下，蒋介石以括弧加了个说明：“实践即科学精神，自强不息与有恒笃行。”看来，蒋介石反思有得，真正准备“实践”了。1950年1月，他在《本月预定大事表》中将“民生主义实践研究会”改写为“民生主义实践研究院”。6月，决定成立“革命实践运动促进会总会”，聘请陈诚为第一期监察，可能即发端于此。

进入1950年，蒋介石继续在台湾各个场合宣讲他在1949年的反思所得。当时，蒋介石也正准备改造国民党。他批评过去四年中，没有一个乡村党部做过土地调查，没有一个县市党部做过劳工统计，没有一个省市党部向中央提出过有系统的社会调查和经济研究报告，认为“我们党的工作，要一改过去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作风，要养成科学精神，采取客观态度，实事求是，来解决实际的问题。唯有如此，才能担当民生主义社会改造的使命。”这一讲段话表明，蒋介石要在台湾进行以土地改革为核心的“民生主义社会改造”，其方法不是他所一贯反对的中共的“阶级斗争”，而是他长期主张的“合作的政策”。

中外古今的历史都证明，凡政权稳固的统治大都比较好地解决了民生问题，或民生问题不大，而倒塌、垮台的政权则一定是民生问题解决得不好，造成民不聊生的恶果。蒋介石下野之后重读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演讲，找到了自己被赶下台的原因，决心从解决台湾的民生问题起步，这是符合实际，有助于台湾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认识。蒋介石将解决台湾的民生问题、进行土改的任务交给了亲信、心腹爱将陈诚。

三、陈诚雷厉风行地在台湾进行土改

1949年初，陈诚就任台湾省政府主席，提出“人民至上，民生第一”作为台湾省施政的最高原则。2月，陈诚在台北举行行政会议，其中心议案之一即为推行土地改革政策。陈诚所接受的是孙中山的“和平解决”办法，将在台湾进行土地改革分为三个步骤，首先“三七五减租”，其次公地放领，最后实行“耕者有其田”。

所谓“三七五减租”，系从“二五减租”发展而来。按照这一分配比例，佃户得大头，地主得小头。陈诚认为实行这一政策，可以“避免共产主义的残酷斗争”，“调和地主与农民的关系，逐渐达到民生主义的目的”。

早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围剿”苏区之际，陈诚就了解到中共推行土地革命对于发动农民的重要作用。第四次“围剿”前夕，陈诚曾建议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试行“限田制度”，逐步向地主赎买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以便争取农民拥护，被熊式辉拒绝。1941年，陈诚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期间，曾经在日占区之外的14个县的范围内实行“二五减租”。他之所以这样做，源自他对中国历史上农民“揭竿而起”原因的考察，也源自他对地主阶级依靠剥削，营求自身安乐的不满。1943年2月，陈诚调往滇西战场，指挥远征军作战。人去政息。大陆的其他地方，也有类似试验，国民党的相关会议，也有不少人做过呼吁，甚至做过决议，但是正如多年后陈诚回首往事时所说：“所可痛心者，就是在‘做’字上太差劲。有的根本不做，有的做的太少，有的虽做而不彻底，以致等于不做，于是大陆遂不复为我所有，可胜叹哉！”

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后，决意搬用在湖北时的经验。实行的结果，农业生产显著增加。在实行“三七五减租”之初，“从中阻梗及恶意破坏者，比比皆是”，但陈诚决心坚定，毫不动摇。1950年3月9日，蒋介石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院长。31日，陈诚向“立法院”报告施政方针，提出在“民生第一”的原则下，政府“尤须贯彻减租政策，并逐步解决土地问题，以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11月12日为孙中山诞辰，陈诚发表《告军民书》，声称正在制定《三七五租佃法》，使佃农得到切实的保障。12月4日，陈诚向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第57次会议提出《三七五减租条例》。1951年初，台湾省政府组织“三七五减租”考察团，以黄季陆、董文琪为正副团长，分赴近二十个县市考察，确认减租有“显著成效”。

2月4日为农民节，台湾省政府举行庆祝大会，陈诚到会致词，提出“吾人不能为少数人的利益，而忽视大多数人的利益，换言之，即吾人为人民服务，不能因小失大。为了在台湾进行土改，陈诚征得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同意，邀请美国农业专家雷正琪到台湾担任农复会顾问。

陈诚在台湾进行土地改革的第二步是公地放领。1951年6月4日，陈诚提出《台湾省放领公有耕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为促使“行政院”通过关于放领公地的实施办法，陈诚事先发表谈话，强调“农民是需要土地的，农民的生命寄托在土地上，农民自己有了土地，生命才有寄托。我国农民占人口最大多数，他们生命都有了寄托，然后天下才能真正太平”。

陈诚在台湾实施土地改革的第三步是推行“耕者有其田”。早在1951年6月间，陈诚即提出《台湾省私有耕地改革纲要》，供研究之用。1952年5月，陈诚认为由于“三七五减租”及公地放领二事的顺利进行，已经具备进一步土地改革的条件，便向台湾地政当局与专家会议提出几条原则性意见。

台湾省政府最初提出的是《台湾省扶植自耕农条例草案》，内政部部长黄季陆认为“扶植自耕农”意义不够积极，经过内政部、司法行政部等部门讨论，修改为《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草案》。11月5日，提交“行政院”第226次院会讨论，陈诚久病数月，亲自到会发表意见，强调“耕者有其田目的的实现，是非常必要的”。11月7日，内政部再次邀集相关部会，根据陈诚裁定的原则，最后修订条文。11月12日，经“行政院”第267次会议通过。这一天是孙中山诞辰，选择当日通过，具有纪念意义。

按照规定程序，《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草案》在“行政院”通过后，还须送请“立法院”审议。几经波折，终在1953年1月20日经“立法院”通过，呈报蒋介石，并于1月26日公布施行。同日公布的还有《公营事业移转民营条例》《实物土地债券条例》等，用以配套。

台湾土地改革在1953年年内基本完成。通过土地改革，台湾大量农民通过购买获得土地，上升为自耕农。由于台湾当局在土改中兼顾地主利益，地主不仅获得农民缴纳的地价，而且获得经营良好的公营公司的股票，土地资本转化为工商业资本，不少地主转身变为工商业主，投资于新兴产业。陈诚对自己在台湾的土改很满意，自称是一次“不流一滴血的革命”，“在土地革命史上，我们实已创立一个新纪元”，“此种成就，不仅给台湾带来了安定与进步，同时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新的希望和信心”。

台湾的土地改革引起第三世界国家和美国人的注意。不过，这种土改并不能改变社会财富悬殊和与之相联系的种种不公不义现象，只不过社会财富的占有者和占有形式发生变化，部分原来的大地主摇身一变，成了大资本家和大财团的主人。

四、蒋介石和陈诚的分歧及其对陈诚的支持和肯定

“兵农合一”是1943年阎锡山在山西推行过的制度，内容为：寓兵于农，兵自农出，兵农互助。上述办法规定农民必须向地主交租，却没有规定地主占有土地的期限，这样，地主就可以长年收租、不断收租，蒋介石觉得是缺点，但阎锡山的办法将土地和征兵两种制度强制性地绑在一起，既解决农民的土地需要，又保证兵源无虞，蒋介石觉得“尤合乎当前的需要”。陈诚在抗战期间曾在山西和阎锡山讨论过“兵农合一”制度，陈诚认为这一制度仅适合于古代农业社会，不合时代要求。因此，当蒋介石要搬到台湾时，即向蒋介石反复说明利弊。蒋介石终于采纳陈诚的主张，还是“实行国父遗教”，实行“耕者有其田”政策。蒋介石的表现可以看作是一时、一度动摇，被陈诚说服后，即积极支持和肯定陈诚在台湾的各种土改作为。

1950年是推行三七五减租的首年，成效初见。8月14日，蒋介石在孙中山“纪念周”发表演讲，提出国民党今后的努力方针，要求国民党人继续不懈的努力，“贯彻总理平均地权的政策，达到耕者有其地的目的”，“要依据大多数民众的共同的利益，平衡各阶级、各职业的个别利益，促进其互助合作，以增进其社会生产，发展国民经济”。9月1日，蒋介石发表《本党现阶段的政治主张》，提出：“对城市用地，应抑制土地投机，取缔不劳而获，厉行照价征税与涨价归公的办法，以实现市地的平均地权。对于农村耕地，应普遍实行减租及限田政策，并切实扶植自耕农，以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为求增加农地生产起见，应利用科学方法，改进农业，并鼓励自耕农从事合作经营。”10月24日，台湾省改造委员会全体委员宣誓就职，蒋介石再次肯定1949年推行的三七五减租。

三七五减租只是反对地主的高额剥削，减轻农民的负担，属于改良性质，而限田则削减地主阶级的土地占有数额和面积，改变生产关系，具有一定程度的革命意义。“限田”是为土地改革做准备，台湾地主阶级及其代表者自然激烈反对。1952年11月，“立法院”审议陈诚送交的《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草案》，结果，讨论长达17天，无法通过。1953年1月8日、15日，蒋介石两次出席国民党中常会，对争议问题作出裁定。同时，他还以国民党总裁名义邀集中央改造委员会秘书长张其昀、农村复兴委员会主委蒋梦麟以及有影响力的立法委员谈话，声称“土地改革是总理孙中山先生遗教”，“对台湾建设之重要性，台湾实施三七五减租已收宏效是有目共睹，实行耕者有其田将有更进一步的建设成就，希望大家同心协力，先完成法案。最终，20日，《条例草案》在“立法院”三读读过，完成立法手续，不可动摇了。由此可见，当《条例草案》遭到质疑和反对的时候，蒋介石的介入所起的重要作用。

长期从事土改的萧铮回忆说：“今日台湾实施耕者有其田等政策之成功，在台同胞多以为是陈故（副）总统所做的，其实陈辞公乃秉承蒋公的多方面的指示而予以推动者。”应该承认，台湾后来经济起飞，跃居亚洲四小龙之一，土地改革是其起步点。在这一点上，陈诚有功，蒋介石也有功。

无疑，他们推动台湾土地改革，反共，和大陆中共对抗是其目的之一，但是，其改善台湾农民生活，推动台湾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其合法性和正当性都是显然的，为举世公认。遗憾的是，近年来，由于政局的动荡变化，台湾学界出现了否定性的翻案文章，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土改是“外来者打压本地菁英，损害了‘我们’地主的利益”，这就不仅是在为“台独”理论张目，而且是在为台湾地主叫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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