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生几度用拳头捍卫了尊严，但遭遇的祸事，都是笔头惹下的。
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各机关单位的所谓政治学习明显密集起来了。我所在的这个北方城市，也不例外。
每周至少两天，都要搞规模大小不等的“集中学习”，人们被要求在会议室围坐一圈，由几个年轻人轮着读党报上那些揭露“动乱精英”的大批判文章，有时候也组织做些讨论。
有一天，到讨论时，本单位一个身形矮胖的中年男人尖声尖气地抢着发言，开头就说：“先给大家透露一个消息，高尔泰被抓起来了！”言语中透着幸灾乐祸。
这是“六四”后，我第一次听到高尔泰的消息。
当时的高尔泰，还没有写出《寻找家园》并被遍布海内外的读者所知。但是，他在1986年出版《美是自由的象征》，在1980年代的美学热中擎出自由的大旗，把反思的利刃直刺禁锢思想和扼杀人性的极权体制，振聋发聩，是八十年代追求思想解放的一代青年难以忘怀的记忆。
于我这个一直关注着高尔泰的普通读者来说，直到二十多年后读《寻找家园》一书，才知道，1989年9月9日，高尔泰和妻子小雨是在南京大学校园里，被一伙警察用近乎绑票的手段，抓进了监狱。
《寻找家园》封面
1
关于1989年入狱前后的故事，高尔泰后来写在了《铁窗百日》一文中。台湾印刻出版的繁体中文版《寻找家园》收了全文，大陆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推出的增订简体版《寻找家园》一书，虽经编辑徐晓等力争，大部分篇章都收录了，但是还是有两篇有遗珠之憾，其中一篇就是《铁窗百日》。
《铁窗百日》中写了1989年南京牢房地面上的蚂蚁、窗外的月光，监狱里的吃喝拉撒、神秘王国里森严的等级，各等级间的冷酷与温情。它是一流的牢狱文学，更是让无数人类学家羡慕嫉妒的优秀监狱田野笔记。
读过《铁窗百日》的读者，最津津乐道的，应该是高尔泰打败牢头狱霸故事——在南京，进了监狱，高尔泰选择了伏低做小，每天按狱霸要求给别人刷碗、拖地、冲便坑。但是，当有一天，牢头把要洗的内裤脱下来，扔到高尔泰头上时，高尔泰被动地选择了反击，一记上勾拳把牢头打得人仰马翻。
这段故事读来很解气，不过，熟悉高尔泰著作的朋友应该记得，他用拳头为自己争尊严出恶气，这不是第一次。
1968年，文革正是如火如荼，高尔泰在敦煌研究所做“牛鬼蛇神”时，屡遭所里汽车司机王杰三欺凌。按高老师描述，这个王杰三“粗壮雄健、胸腹四肢杂毛连颊”，完全是个黑旋风似的人物。文革兴武斗，他跟造反派冲锋陷阵，打人如宰猪剥羊一般。高尔泰被派去帮他洗车擦车，干活中非打即骂。半夜两三点，他时常脚猛揣高尔泰的房门、勒令去卸煤。
这么一个凶神恶煞般的人物，有次在车陷大漠，他习惯性打骂症发作时，高尔泰没有惯他：
“在他已无力还手时骑在他胸脯上拼命打他耳光，他是络腮胡子，刚刮过不久，胡茬儿扎得手掌心烧痛，我都顾不得了。刚停下手，想到他深夜踢门的情景，就又打。”
大漠中与司机王杰三的这次冲突，高尔泰说他打完了，想到后果，感到后怕。那个年代，工人阶级领导一切，高尔泰这样打入另册的“牛鬼蛇神”向工人阶级动手，那是典型的阶级报复，后果可比监牢里戴三天背铐严重得多。
但是，王杰三自己没有去举报，他还坚决阻止高尔泰自己去检讨。而当后来，阴差阳错间，王杰三自己也变成牛鬼蛇神进了牛棚时，他成了高尔泰在牛棚里最好的伴儿，到文革结束，高尔泰到兰州大学时，王杰三还打发儿子到兰州，给高尔泰送枣儿吃。
监狱里那次，高尔泰在文章中说，“很意外，没人报仇。相反，他们保护了我。他们说，如果告我打人，够我戴三天背铐。”
事实上，不但没人向警察告密揭发，牢头挨打后，牢头和他的跟班马仔，还开始主动向高尔泰示好，早餐分发的蒜，也有了他的一份，还有人主动为了找来了全新的牙刷牙膏毛巾、床单，甚至，还有人帮他缝好了那天打架时撕破的衣服……
崇拜拳头的地方，肯定是暴力的世界。但有时候盗亦有道，高尔泰在这种环境里遇到的对手，虽各种不堪，但好赖还都要脸。他们用拳头横行霸道，但一旦遇上比自己拳头还硬的人，他们选择认怂服输，如果再检举揭发一类，在他们眼里属贱招，是很丢人的。
2
我曾和很多朋友一起聊到高尔泰，有朋友说高尔泰是中国教授中武功最高的，武功高手中最有学问的。
这当然是戏言。高尔泰身为美学家、作家、书画家，较之于拳头，他当然更擅长笔头功夫。但事实上，从小到大，他一生几度用拳头捍卫了尊严，但遭遇的祸事，都是笔头惹下的。
多年以来，《寻找家园》一直是我的床头书。书中的绝大多数篇章，我都读过很多遍。但唯有《没有地址的信》一文，第一次读完，为之大恸，后来不忍也不敢再读第二遍。尽管一部《寻找家园》，无数血泪凝结，即使如此，高尔泰女儿高林短暂一生的不幸遭遇，她在花样年华的早逝，每每想起，仍让人意绪难平。
高老师的这个女儿生于1967年元月，那是文革动荡正值高峰，她三岁丧母，后跟着上干校的父亲颠沛流离，命运唯一一次在她头上放出亮光，是1986年高考，她被南开大学录取，但是，旋即又一记重锤残酷地砸在她的头上。高老师在《没有地址的信》中写道：
“我完全不知道，在‘反自由化’运动中，有人整理了我的材料，向国家教委告状。开学前夕，南开组织部长王昆和中文系办公室主任刘福友先生先后告诉我，南开由于录取你，受到国家教委的批评，不得不取消了你的名额。你拒绝接受事实，坚持要去上学。几天后突然失踪。在车站找到你时，目光呆滞，言语异常，送医院检查，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六年之后，高林去逝，那时，高尔泰夫妇还在被迫流亡的路上。
高尔泰在《铁窗百日》一文最后一部分，写过这么一段：
“出狱后从各方面听到的一切，使我十分吃惊。来自文化教育界的告密材料多如牛毛，反而是员警们的客观调查，排除了大量不实的指控。”
高尔泰说他吃惊，我则感慨。无论是大漠中被高尔泰骑在身下的王杰三，还是监狱里被打翻在地牢头，一旦打输了，他们都坦然选择认输，而且绝不使阴招。
可是，文人的世界里，一些把高尔泰当成对手的人，可没有这些流氓们磊落。他们虽然打着文人的旗号，但最擅长的不是论述说理而是构陷举报。他们浑身解数，包含了无数的贱招阴招。
作家王小波说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所以“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高尔泰1950年代在夹边沟的劳改岁月中失去了父亲、在文革蹲牛棚的日子里失去了妻子、1990年代在铁窗百日后的流亡途中失去了女儿，他用九死一生，为王晓波的这句话做了最真实的注脚。
一个艺术家、一个作家、一个大学教授最后发现，他的笔没有拳头有力量，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和国家，这是谁的悲哀？
高尔泰离开中国大陆时携带的手稿
3
高尔泰流亡异国他乡，从1992年至今，已经33年了。有一篇写高老师异域生活的文章，题目就是《隐居林下高尔泰》，文中说高老师“在这里深居简出，杜门谢客，几乎销声匿迹了。不少朋友劝他搬到纽约去住，但他不肯，他说他喜欢山野。他对我们说，他不是耐得住寂寞，他是喜欢寂寞。”作家徐晓在《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孩子》一文中，也说流亡中的高尔泰“几年来，就在这里读书写作，过着隐士般的生活。”
其实，离群索居，希望远离喧闹，是高尔泰天性，在海外是这样，在国内亦是如此。1980年代末当他准备离开四川师大时，他想过去峨眉山、九寨沟里的一些专科学校去教书，原因只是“想象在那些地方工作，人事必定稀少”。甚至，他还想过到某个深山古庙里去当文物保管员。他不是想想而已，为此还认真地先后跟着两个学生，分别去了一趟丹景山和青城山做过考察。
他因为“向来怕潮流，怕到人多的地方去”的生活习性，让他的一些朋友为他担心。当年著名作家刘宾雁曾专门写信，以“费尔巴哈因久居乡村而落后于时代”为例，委婉提出对他的批评和劝诫。
在整个1980年代，高尔泰无疑是中国最深刻的思想者之一，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其实是一个离群索居的人。他不是任何意义的政治活动家和民运人士，但为什么一生总遭人忌恨，乃至在1989年还铁窗百日，被迫走上流亡之路？
想起高尔泰，我总会想起本文开头提到36前年那一幕，想起那个尖声尖气的男人高声大喊“高尔泰被抓起来了”时，那张因过度兴奋而显得夸张的胖脸。
我后来才知道，这个矮胖男，是报社文艺部的主任，也写文艺评论一类文章。我有次路过他的办公室，他敞着门扯着嗓子打电话：“刘厅长吗，我是小梁啊……”
听同事说，他经常利用工作便利，千方百计，搞各种文艺演出的票，然后，亲自送到省上很多领导的家里。
我不知道这个人，和高尔泰有没有私人交往。不过，读了《寻找家园》，看到了高尔泰老师的一些故事，我对这位一听说高尔泰被抓起来之后兴奋到喊叫，他和他的同类为什么对高尔泰如此忌恨，也不再感到意外了。
1983的邓小平亲自发起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由于受到党内胡耀邦、赵紫阳等人的联手抵制，不到两个月后草草收场。那时，高尔泰在兰州大学工作，运动伊始，他本被勒令停课、停止招收研究生。但运动烂尾，风向立即为之变。高尔泰在《告别兰州》中说：
“胡乔木打电话给甘肃省委书记刘冰，叫别把我怎么样。校党委说这是‘中央首长的关怀’，刘书记和聂部长要‘亲自’向我传达，叫我到宁卧庄宾馆去听。省委宣传部长聂大江不久前是兰大校长（不久后是中央广播电视部副部长），家在兰大，同我隔壁，楼道里遇见了不说，却要我跑那么远去听，太没劲了。我要是真去，就更没劲了。”
在中国大陆，不要说省委书记召见，即使听说校领导召见，中国绝大多数的教授一定会身着正装提前几个小时恭候。不愿领受所谓“中央首长关怀”，不肯“招之既来，挥之既去”的，我不知道，除了高尔泰，全中国还会有多少大学教授会跟他做一样的选择？
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后，高尔泰被调往四川师范大学，四川方面为表示礼遇，宣布高尔泰为省政协委员。
各级政协委员，虽无多少实际权力，但是，在体制内算一种特殊的荣誉，因此，圈定政协委员名单，是被各有党委统战部牢牢掌握在手中的权力，在一省之内，省政协委员，不是一个普通大学老师想当就能当上的。
但是，这份别人欣羡不已的荣耀，高尔泰弃之如敝屣、避之如瘟疫。政协开会，高尔泰拒绝参加。在《雨舍纪事》一文中他写道：“听说在政协会上，有人（川大教务长唐正序）因我不去政协，骂我‘不识抬举’，预言我‘没好下场’。”
高尔泰不是伯夷叔齐，他一生也有过很多的屈服和虚与委蛇。
1959年大饥荒在全国蔓延，饿殍遍野，高尔泰为了活命，受命住在宾馆里画所谓新中国建设成就的巨幅油画，画面上，“公社食堂里，桌上鱼肉酥脆流油、馒头热气腾腾，男女老少个个红光满面”。高尔泰说：“这不是画画，这是求生。”
但是，当九死一生，熬过了反右，再熬过了文革，在一个稍微正常的环境里，他准备做一个人——无意激烈的反抗，只是不想迎合权力时，他才发现，在一个人人都争做奴才的社会里，你不想做奴才就是罪过。那之后不久，1989年“六四”来临。这次，他依然只是坚持了一个人应该坚持的，换来的，却是漫长的流亡人生。只是这一次，他终于可以真正地过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了。
本期推荐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