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次长吴志中（右五）与以色列社会福利部总司长Yinon Aharoni（右四）率领的访团合影。 （外交部提供）
◎费学礼（Richard D. Fisher, Jr.）来源：自由时报
冲突中的胜利取决于对两种「平衡」的掌握，其一是力量的平衡，其二是错误的平衡，也就是确保自己不是犯错最多的一方，避免反过来帮助敌人取胜。
中国共产党（中共）就是犯下一个极为关键、甚至可能是致命的错误：与犹太民族为敌。犹太民族今日以以色列国为中心，但在人类历史上，却是延续至少三千年的伟大文明之一。
AIPAC访台 中国网军发表对抗以色列贴文
请注意，没有任何以色列领袖曾经公开宣称，「中国是我们的敌人」。然而，二〇二五年十月廿八日，一名在社群平台X上自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宣传工作者」的「赵大帅」（Zhao Da Shuai），发表一篇浏览量超过十三万两千次的贴文，声称：「全世界的人民都需要认识到这一点：中国解放台湾是全球反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斗争的一部分。」
为什么这位获得中共默许、在X平台上窜起成为中共主要心理战宣传机器人的「网军版东京玫瑰」，会将摧毁一个自由的台湾，与扼杀做为以色列代称的「犹太复国主义」混为一谈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既有历史层面，也有现实背景。赵大帅的贴文，连结到「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在十月廿四日至廿八日间访问台湾。 AIPAC是华盛顿最具影响力的游说团体之一，这是该组织首次组团访台，访团规模逾两百人。
中共与以色列之间的政治对抗，以及近期的间接性实体冲突，其实早已酝酿多时，正如AIPAC代表团访问台北的历程，亦非一蹴而就。如今，这些动向预示着将对台湾、以色列与全世界的自由，带来决定性的战略影响。
毛泽东披露摧毁台湾与以色列构想
中共对以色列的敌意始于毛泽东。一九六五年三月，毛动员十万人迎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首次访问中国的代表团，并首次提倡建立「泛阿拉伯—巴勒斯坦联盟」对抗以色列。他说：「你们不只是两百万巴勒斯坦人面对以色列，而是一亿阿拉伯人。你们应该以此为基础行动与思考。」
而且，毛泽东在那次接见中，可能还首次披露摧毁台湾与以色列的构想。他说：「帝国主义害怕中国和阿拉伯人。以色列和福尔摩沙（台湾）是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基地……他们为你们创造了以色列，为我们创造了福尔摩沙。」
毛甚至毫不避讳可能付出的血腥代价，声称：「我告诉他们，在解放战争中不要怕死人……中国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牺牲了两千万人。」
江泽民、胡锦涛 续拉拢阿拉伯国家
毛泽东推动泛阿拉伯联盟对抗以色列的梦想，在他死后并未化为泡影。在后来的中共「一把手」江泽民主政后期，以及后继的胡锦涛任内，中共仍然持续推动拉拢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工作。
二〇〇四年，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China-Arab States Cooperation Forum）正式成立；二〇一四年起，该对话机制开始讨论纳入「一带一路」倡议，到了二〇二二年更升格为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China-Arab States Summit），于沙乌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召开。
在加强对巴勒斯坦建国事业提供政治支持的同时，在此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共也寻求与以色列建立一种对己有利的关系。
一九七二年尼克森与季辛吉推动美中关系正常化后，华盛顿与北京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开始讨论军事合作，到了柯林顿政府时期，以色列与中国也发展出重要的军事采购关系。
中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合作，包括以色列航太工业公司（IAI）的「雄狮」（Lavi）战斗机技术，被成都飞机工业集团公司用来开发「歼-10」战机；以色列的「哈比」（Harpy）反雷达无人机，成为人民解放军现役的「ASN-301」；以色列的「费尔康」（Phalcon）相位阵列雷达技术，则促成陕西飞机工业集团公司研发出「空警-2000」（KJ-2000）空中预警管制机（AWACS）。
费尔康军售案在柯林顿政府末期与布希政府初期引发严重关切，美国反对并出手阻止，而且获得知名美籍犹太人士支持，例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森塔尔（A. M. Rosenthal），便在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七日撰文警告：「向共产中国出售任何军备，都违反以色列的国家利益，也与其做为民主国家的地位相悖。」
一九九〇年代后期，笔者在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任职期间，从事有关外国技术协助解放军现代化的研究。当时，我和AIPAC的分析师开会，双方对以色列向中国提供军事技术的影响产生分歧。
尽管如此，仅仅一年之后，同一批分析师便认同笔者的担忧。到了二〇〇〇年代中期，以色列几乎完全停止对中国的军售。如今，以色列仍然是全球最具创新能力的尖端军事科技开发国之一，而这些技术或将使台湾受益。
然而，由于华盛顿对中共的威胁缺乏共识，无法形成吓阻、甚至终结中共威胁的整合性战略，包括欧洲等地各自为政的反军售运动，对遏阻中共积聚超级强权等级的经济与军事力量，几乎毫无作用。
中共培养伊斯兰教士为中东地区代理人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共加速追求毛泽东的另一个梦想—全球霸权。在此背景下，一个更为清晰的对应关系于焉浮现，即中共及其伙伴正日益同步推进「以色列给你们，福尔摩沙给我们。」
随着中共在阿拉伯国家建立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层面的关系与影响力，北京也不遗余力地藉由提供飞弹和核武技术，将伊朗的激进伊斯兰教士独裁政权，培养成在中东地区的主要代理人。
中国向伊朗提供军事技术，协助德黑兰建立庞大的飞弹与无人机生产基地，而中国采购伊朗石油的收益，让德黑兰得以发展核武器，豢养加萨走廊的「哈玛斯」、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以及叶门的「青年运动」等代理人，从而打造出拥有飞弹武装的反以色列恐怖主义网络。
二〇二二年八月，习近平下令解放军在台湾周边海空域，发动首次「多兵种联合战备警巡和实战化演练」，以飞弹、空军和海军兵力模拟对台封锁与入侵。大约一年后，中国对哈玛斯—伊朗联合阵线的间接支持，促成二〇二三年十月七日那场针对以色列的惨烈战争。同一时间，中共对以色列的仇恨宣传也全面开展。
习近平可能以为，当真主党、青年运动与伊朗联手重创、甚至击败以色列时，德黑兰的核武计画也大功告成，至少在沙乌地阿拉伯领导下的阿拉伯联盟，将会认可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中东权力政治舞台上的主导力量。
中共可能准备以核武技术做为奖励，让沙乌地阿拉伯等阿拉伯世界领袖，以直接或经由巴基斯坦或北韩的间接方式，取得中国的核武器，来促成这种权力转移。
然而，这正是中共与习近平可能犯下的致命错误。正如《旧约‧撒母耳记》（Old Testament Book of Samuel）中大卫战胜巨人歌利亚的故事，以色列一直是「不对称作战」的领先创新者，埃及人曾经在一九六七年得到教训，叙利亚人也在一九八二年吞下了苦果。
以色列不对称作战 如圣经大卫战胜巨人
而且，以色列一向善于利用自身优势，在面对威胁时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从策动苏联战机叛逃，使其成为冷战时期美军「假想敌中队」（Aggressor Squadrons）的一部分，到二〇一八年一月窃取伊朗核计画档案，再到展现出非凡能力，能够在敌对独裁政权下饱受压迫的人海中，发掘到可为其所用的积极盟友。
正是最后这项能力，让以色列得以成功诱使真主党更换其主要通讯呼叫器与无线电设备，改用内藏微型爆裂物的新机种。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七日，这些装置被引爆，造成约三千人伤亡（多为受伤），实质瘫痪了真主党的威胁能力。
同样地，以色列在二〇二五年六月对伊朗发动为期十二天的战争，主要目标是获得中国协助的伊朗核计画，但也借此打击伊朗的空中战力，并在许多遭受神权统治压迫的伊朗人协助下，针对伊朗的政治与军事领导层发动斩首攻击。
这场行动为美国总统川普在二〇二五年六月廿二日下令空军出动B-2轰炸机，空袭伊朗多处核武研发基地扫除障碍，重挫伊朗与中国重塑中东权力秩序的野心。
然而，中共选在以色列呼叫器奇袭行动一周年的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七日，展开报复行动，促成沙乌地阿拉伯与巴基斯坦建立军事同盟。由于中国数十年来持续向巴基斯坦提供核武与长程飞弹技术，如今甚至可能包括洲际弹道飞弹（ICBM）技术（或经由北韩间接提供），沙巴共同防御协议，实际上是一个核武联盟。
因此，虽然台湾赖清德政府与AIPAC可能早在好几个月前，就开始筹划这次访台行程，但AIPAC代表团在中国促成的沙乌地—巴基斯坦核联盟成形约一个月后抵达台北，在时机上同样具有象征意义。
中共企图摧毁以色列与台湾的野心，根源于毛泽东的教条，以及他企图藉由摧毁民主国家及其同盟体系，来实现全球霸权的梦想。这项称霸计画以台湾为首要目标，如今进一步扩及到摧毁以色列。
中国巨大民怨 星星之火恐揭竿而起
台湾和美国的领导阶层是否能够迅速把握这个契机，善用以色列历经数十年、付出巨大代价发展而成的不对称战略与能力，对中共霸权进行有创意的反制？
而且，中共与习近平是否会意识到，他们长年来不断压抑人性的统治，已经孕育出许许多多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军人，随时可能驾机叛逃台湾；成千上万座城市中积压数十年之久的经济与人权侵害丑闻，正等着被揭发；数以百计保存中共内部纪录的大型伺服器，也将成为网路骇客的重要目标。只要一个适当的「星星之火」，无数中国人民就会揭竿而起。
换句话说，这就是中共犯下致命错误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费学礼
（作者费学礼为美国智库「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资深研究员。国际新闻中心陈泓达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