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桑巴特出版了《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一书，他说，美国和欧洲国家不一样，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就是所谓“美国例外论”。

二战后，中左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长期占据了欧洲国家的几乎半壁江山，中左与中右轮流执政，成为欧洲政治的常态；而美国则不同，整体偏右，民主党是中右，共和党更右，美国政坛上没有社会主义政党，美国是名副其实的“资本主义顽固堡垒”。

时移世易，如今的美国却左风大盛，民主党日益左倾，桑德斯大力倡导社会民主主义，AOC等民主党议员甚至公开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而马克思主义是极左，不是中左。更令人震惊的是，纽约的多数选民即将选出一位社会主义市长，他的政治主张甚至比欧洲那些中左政党更左，离马克思主义大概只差50米。

极左激发极右，民主党的左倾刺激了共和党选民，迫使他们向右转，美国的政治格局从民主党建制派的中右（偏左的自由主义）+共和党建制派的右翼（温和的保守主义），逐渐向极左+极右演变，政党恶斗、社会撕裂愈演愈烈。这是显而易见的所谓“政治衰败”。

怎么会是这样？苏东阵营崩溃后，福山不是说，历史终结了，资本主义再也没有了值得一提的意识形态对手吗？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它给中华民族的未来提供了什么样的启示？

事情要从“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什么关系”说起。

一  什么是社会主义？

要说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首先需要了解“四个左翼”。

（一）四个左翼

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就存在激进（进步）与保守、革命与改良的分野，但“左派（左翼）”和“右派（右翼）”的称谓则是法国大革命初期召开三级会议才出现的。在这之后，通常把主张革命和进步的激进力量称作左翼，主张秩序和稳定的保守力量称作右翼。

近代西方的三大政治-社会思潮中，社会主义属于左翼，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属于右翼；自由主义比保守主义靠中间一点，但与社会主义相比较仍属右翼。

社会主义又分为中左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极左的共产主义。中左包括除马克思主义之外的绝大部分社会主义派别，极左则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但中左和极左并不是截然二分的，简单说，在长远目标方面两者基本一致，都对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持批判、怀疑甚至否定立场，都向往包括共产主义在内的各种集体主义乌托邦；但在实现目标的手段和策略方面则分歧很大，至少在表面上，中左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手段。这个目标与手段的划分极为重要，却为历来的研究者忽视，由此导致一系列关键性的误判。

中左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两者差别不大）是当前西方左派的主流，它的核心主张是：追求更大的平等、更多的“多数穷人权力”意义上的民主，怀疑、疏远甚至排斥对多数人权力有所防范限制的法治宪政；不信任私有制市场经济，主张国家干预经济，推进国有化；主张国家兴办社会福利、国家干预教育；同情国际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主要代表社会中下层或“弱势群体”的利益；……等等（可参阅J.维尔钦斯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词典》）。

冷战期间，西方各国中的欧洲国家普遍实行中右＋中左的政党模式。中右是接纳部分社会主义主张的自由主义，即偏左一点的自由主义；中左即社会民主主义。美国例外，是共和党的保守主义＋民主党的自由主义左翼，即右翼＋中右，“美国没有社会主义”。需要特别留意的是，在美国语境中，“自由派”是与左派混为一谈的，基本等同于社会主义和左派，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这是因为美国的民情普遍厌恶社会主义，因此左派只能混在自由主义队伍当中，不敢公开打出社会主义旗号。但自奥巴马执政以来情况大变，美国民主党开始公开向左翼甚至极左靠拢。

1995年，芬兰左翼联盟（前身为芬兰共产党）新纲领提出“三个左翼”的概念（见陈林、侯玉兰、金雁等著《激进，温和，还是僭越？》），我把它改进为“四个左翼”：

“第一左翼”是在法国大革命中产生的，它旨在促进所有公民享有民主权利，具体体现为全民普选，但其实际后果却是持续不断的社会动荡，既没有民主也没有自由。此时西方各国、包括英国的政治权利是少数人享有的，法国大革命是第一次把政治权利普及到了中产阶级（“第三等级”）和广大穷人，而这就被称为“民主”。

1789年大革命发生时，法国的贵族封建制正在向王权专制演变，两者混合成所谓“等级封建”制，工业化刚刚起步，近代工商业资产阶级、产业工人和社会主义思潮还没有形成，革命的主体是激进文人和城乡贫民，所以，法国大革命的推动者成分复杂，严格说来不应称为资产阶级革命，“第一左翼”也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这些基本事实都被马克思主义者搞错了。

“第二左翼”的主流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它是工业社会来临后产生的，以社会主义劳工运动为主体，其国际组织是第一、第二和第五国际，这是“国际工运”即国际工人运动（不是“国际共运”，见后文），是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左翼。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其中，竭力把劳工运动引向他们的极左激进方向之后，国际工运或多或少接受了他们的影响，两者很难截然区分了，但国际工运和国际共运毕竟是两码事，“第三左翼”才是国际共运。

冷战揭幕后，东西方两大阵营敌意日深，国际工运和国际共运的区隔才比较明显了。冷战结束，西方国家和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人不得已改换门庭，投入社会民主主义门下，两者开始合流。

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区分冷战时期的“老派社会民主主义”与冷战后的“新派社会民主主义”已经显得越来越重要。

“第三左翼”即极左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亦即马列主义。它是十月革命后才诞生的，1919年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从第二国际分裂出来另行组织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旨在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动全球无产阶级革命，全世界各国共产党都是其支部，必须绝对服从其指令；各国“支部”没有独立决策权，他们的祖国都依照马克思的教义被指为“资产阶级国家”，而“工人阶级无祖国”，爱国主义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各国共产党唯一的共同祖国是苏联。简言之，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绝不应该是爱国主义者，否则就是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列宁死后从第三国际又分裂出第四国际，它是托洛茨基流亡海外后组建的所谓“托派国际”。第三和第四国际是“国际共运”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它们才是严守马克思“革命精髓”的极左派，第四国际比第三国际更左。

再次提请读者注意：“国际共运”不是“国际工运”，前者是极左，后者是中左；前者的意识形态是马列主义，后者以社会民主主义为主流。

“第四左翼”是冷战落幕后形成的。冷战加剧了第二左翼与第三左翼的区隔对立，第二左翼暂时加盟西方阵营，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形成中左＋中右竞争合作、轮流执政的混合制度，与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阵营对抗。

冷战后苏联解体，各国共产党随之瓦解，目前仅存五个共产党国家中国、朝鲜、越南、古巴、老挝；除朝鲜之外，其它四国先后改革开放，部分接受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官方意识形态仍然以马列主义为底色。这五国之外的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和深受文革影响的所谓“毛派”“毛分子”不得已隐藏起真面目，投入了中左社会民主主义营垒，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毛派三者合流，与其他形形色色左派一起构成了“第四左翼”，其成分极为复杂，容纳了宣称独立于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两大“正统派”的、非正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以及其它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左翼流派，如后现代主义和“新社会运动”等五花八门、面目模糊的各种左翼流派。第四左翼就是当今在欧美国家大行其道的左潮。

国际工运中的第一国际还没有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识形态，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五花八门，第二国际则有了完整的中左意识形态即社会民主主义。第二国际在一战爆发后解散，1950年代重建，成为第五国际，继承了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

现在看来，很有必要把社会民主主义区分为冷战期间的“老派社会民主主义”和冷战后的“新派社会民主主义”。由于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自称社会主义阵营）与西方国家彻底敌对，而西方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等已经接受了西方生活方式，因此，在冷战中形成的老派社会民主主义者对于苏联的极左本质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主动与之切割，相应地，对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自由宪政有着较多的、有些是不得已的认同，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实行温和、合法的渐进改良，而不是彻底推翻“资本主义”（注：我之所以把“资本主义”加上引号，因为它实质上就是指称现代文明，被左派意识形态化、污名化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压迫。详见后文）。

当前第四左翼中的新派社会民主主义则很不一样。由于冷战结束、苏联东欧阵营崩溃解体、列宁－斯大林主义信誉扫地，世界各国（中、朝、越、古、老五国除外）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变换面目，把原有的极左立场隐藏起来，与深受文革影响的西方毛派一起改投社会民主主义阵营并与之合流，这三种人——老派社会民主主义者、共产党人、毛派——渐渐融为一体，绿党和环保极端派也加入其中，四种人合流，构成当下西方左潮的主流。

由于马克思主义始终没有被认真清算，前共产党人和毛主义者把马克思的极左意识形态带入第四左翼之后，不知不觉地改变了社会民主主义的颜色，把“粉红”染成了“橘红”（与共产党的“深红”仍有一定区别），进而开始攻势凌厉地把西方自由民主推向民粹民主的方向。

由于西方传统蓝领工人阶级人数越来越少，全球化、移民潮、高新科技和互联网等新事物又使工人阶级四分五裂，其中部分蓝领劳工甚至改投右翼政党，社会民主党的选民基础日益动摇，因此老派社会民主主义者对于前共产党人和前毛派也有拉拢的需要。三派人互相结合，转而开始宣传、组织传统工人阶级之外的其他所谓“被压迫被剥削”的“弱势群体”，打着“政治正确”“后现代”“批判种族主义”和“觉醒运动”等旗号的“进步主义”新浪潮由此崛起，老派“粉红”就此逐渐演变成了新派“橘红”，马克思主义对他们的影响也随之越来越明显。近年来，美国民主党的左倾和马克思主义化已经公开浮出水面，美国历来的中右自由主义＋右翼保守主义的基本政治格局被打破，这是美国自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变局。

笔者历来主张中共由极左向中左转型，体制外则让中右发育起来，形成中左+中右两大主流既竞争又合作的政治格局，同时压抑住极左、极右和极端民族主义等极端派，令它们边缘化，这种格局最有利于现代化转型，因此，我对社会民主主义一直是持赞同立场的。但是，与极左合流的新派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兴起，促使笔者对社会民主主义改而采取批判立场。2008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尤其是2020年美国大选以来的全球事态发展令人震惊不已，固守旧说已经不可能了。

简言之，区别新老社会民主党的关键，是对极左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人有没有清晰的否定立场。只有在接受“资本主义”即自由竞争的私有制市场经济＋自由宪政政治制度的前提下，社会民主主义的道德伦理主张，比如给予穷人和底层民众更多的关怀帮助，更多的社会团结互助，更多的平等、更多的民主、更多的国际合作等等，才具有建设性的正面价值。

归根结底，社会主义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它的道德伦理主张，而它对于现代文明的经济和政治运行规律的认知不仅是肤浅的，而且是扭曲的，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和法治宪政的基本规律是反常识的，难以被广大民众理解，而社会主义恰恰是代表普通民众的（详见拙著《马克思为什么是错的》第三章第二节“国家治理的两大基本模式”和第五章第一节“当代主流经济学简介”）。

常识是文明共同体的集体智慧，当然包含着高于个人见解（私见）的真理，但是，常识是在前科学时代形成的，其中必定也包含许多反科学的错误认知，所以，在科学普及之前，许多科学知识是“反常识的真理”。另一方面，在科学兴起的同时，各种伪科学也随之兴起，它们也是反常识的，但它们是反常识的谬误。这两种反常识是必须区别清楚的。

左潮的兴盛，右翼思想家通常是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精心设计的反资本主义谋略来解释的（如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葛兰西）。除此之外，用一个很难翻译的德文词Kitsch“刻奇”剖析左派的深层心理结构也十分传神。这个词通常被翻译成“媚俗”，这固然不错——左派确实是非常注重谄媚大众、特别是谄媚身处社会下层的穷人和弱势群体，手法是利用马克思，把他们的低下境遇完全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归咎于精英和富人的剥削压迫或“歧视”，由此轻松解除了社会底层民众的个人责任。但Kitsch的深层涵义不是媚众，是“媚己”，即“自我感动”——自我认定为义人而为之感动涕零。

好人容易自我感动，这很正常，也绝非坏事，但委过于人，把自己的低下处境完全归咎于他人、归咎于社会，进而怀着仇恨和抱负心理大搞“斗争”，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问题在于，它往往会形成强大的群体效应－群体压力从而遮蔽心智，因情感冲动而走极端，用非黑即白的幼稚思维看世界，脱离现实、不计代价地向自我或群体认定的“邪恶”“落后”“反动”势力发动不择手段的圣战。

换言之，不理解人类深层心理，仅仅以利益和权力视角，以及理性主义方法，用左翼精英借谄媚大众攫取权力、左翼追随者被社会福利的不当得利所腐蚀，不足以解释左翼何以会有如此巨大的诱惑力。

 总之，“四个左翼”的概念相当准确地指出，全世界左派极左派归根结底是一家，属于同一家族，具有共同血缘，交缠纠结、难解难分。在冷战后的第四左翼时代，将极左与中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清晰划界已经几乎不可能了。至于说未来有没有可能演变出与马克思的极左“革命精髓”彻底决裂，真心接受私有制市场经济和自由宪政即接受“资本主义”，同时推动对底层民众更多的关怀，更多的社会团结互助，更多的平等、更多的民主、更多的国际合作等建设性正面价值的社会主义流派？或者，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去意识形态化”的“现实最优混合制度”（传统上称为“共和主义”）？也许可能吧，且让我们拭目以待，笔者乐见其成（详见《马克思为什么是错的》第三章第七节“北欧模式”）。

最后还需要说明一点：上文说到，“第四左翼”中的各种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如西马、新马、文马等等，在冷战后的西方确实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是，这并不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破产辩护。正相反，这恰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漏洞百出，恰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是一整套蛊惑人心、足以为各种反现代文明（反“资本主义”）的政治势力所利用的伪科学，甚至，断言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一种邪教也毫不过分。纵观历史，影响巨大的从来不是科学而是宗教，而各种宗教五花八门、有正有邪。没有来自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必胜”的宗教式坚定信念，共产党人的一切行为都无从解释，中共最终打败国民党、夺取政权是根本不可能的。

由于马克思主义根本上是一套完全脱离实际的乌托邦幻想，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就必定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原教旨加以变通，而本流派的变通就自称“发展”，其它流派的变通则被扣上一顶“修正主义”的帽子。其实，不修正就必定失败，想成功就一定要修正，差别不过是往什么方向修正——伯恩斯坦考茨基赫鲁晓夫往右修正，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往左修正，如此而已。

换言之，在理论上，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必定破产，唯有各种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能够取得成功——暂时的成功，长期来看仍然要破产，福山的预言是迟早会兑现的。理由何在呢？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真理，而真理就是规律，就是“道”，违反规律、背道而行必定失败。

从实际后果看，第二国际、第五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各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往右修正”的修正主义对于改善西方国家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处境一定程度上可能有所贡献，但是，从思想理论角度看，这些修正主义思想家理论家们起了极坏的作用，他们竭尽全力把水搅浑，模糊掉真理与谬误、正义与非正义、道德与反道德的界限，用形形色色的伪科学诡辩将马克思主义合理化，隐蔽地、不易被人觉察地，渐进式全面腐蚀败坏着西方现代文明的根基，当前美国民主党的许多荒谬绝伦的立法和施政，比如加州州议会的“零元购”立法（盗窃950美元以下不受惩罚），未成年人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性别、家长若干预就要被剥夺监管权的立法（no.957），生理上的男性只要自认为女性就可以进女厕所女更衣室、与女运动员同场竞技，……等等反常识败德乱象，都是这些合法温和的马克思主义者持之以恒的长期努力奋斗结出的硕果。

社会民主主义之所以得以迷惑众多追随者，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上面提及的种种原因之外，还由于西方国家的人民从来没有在社会主义政党独自掌握政权的社会中生活过，也就是说，他们从来没有在社会民主主义者理想中的“完全彻底的民主”中生活过，他们所能够亲身体验到的，仅仅是受到法治宪政“资本主义”制度强力约束的半截子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被个人自由和平等人权等非社会主义因素弱化的、向“资本主义”妥协让步后的“不完全不彻底的民主”。换言之，西方人所了解的“社会主义”，全都是左派社会主义者描画的人间天堂美丽图景、空头许诺，至于包括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内的社会主义者们一旦如其所愿夺得了全部政权后会怎样把理想付诸实践，只能参照共产党国家和亚非拉非共产党国家左翼政权的实际作为去理解。到那时，社会主义的真实面目才会暴露无遗。可是，事态一旦发展到如此地步，西方左派那些“可以利用的白痴”（列宁）想要后悔可就为时太晚了。跳进陷阱容易，再想爬出来却难如登天。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需要讨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关系？它们是水火不容，还是一母同胞？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认为自己是共产主义者，而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那么，他们为什么又自称“科学社会主义”？

（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之外的所有社会主义流派统统贬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而自称“科学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三个多世纪的发展史被恩格斯分为三个时期：以T.莫尔、T.闵采尔和T.康帕内拉为代表的第一时期；以J.温斯坦莱、摩莱里、马布利、F.巴贝夫等为代表的第二时期；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的第三时期（见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把这些社会主义者贬斥为“空想”不是马恩首创，是法国一位经济学家1839年提出的，被马克思恩格斯接手过来大加利用。

“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主张大体如下：1，否定、批判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认为“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贩卖黑奴、灭绝印第安人、贫富两极分化、失业大军、贫民窟、环境污染、战争和瘟疫、人性的压抑异化以及道德堕落信仰崩溃……等等社会弊病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家剥削压迫造成的恶果，只有废除和消灭私有制、根本改造甚至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消除这些恶果。2，主张公有制、工人建立工会、社会团结互助、社会进步（进步主义）、关怀帮助穷人，最终建立没有阶级对立、没有压迫剥削、人人平等、相亲相爱的共产主义人间天堂。3，核心价值观是平等，政治主张是扩大穷人的权力、实行一人一票的普选民主。

显而易见，“空想社会主义”的上述基本立场和马恩是一致的，他们是一母同胞。但“空想社会主义”不主张阶级斗争、认同阶级合作；不主张暴力革命、热衷合法的议会斗争；不赞同无产阶级专政、拥抱大众民粹民主；总之，主张用合法的、隐蔽的，温水煮青蛙式的渐进手段，去实现与共产主义者基本一致的最终目标——消灭私有制、推翻“资本主义”、实现某种集体主义或公有制的“理想社会”。这是兄弟姊妹间的个体差异。

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把自己的理论称为共产主义，认为所有的社会主义都是空想的，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封建阶级的思想意识（详见《共产党宣言》第三部分“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直到1873-1874年投身工人运动后，为了争取工人阶级，才不得已改称为“科学社会主义”。这只是一种权宜性的政治策略，并不是说与社会主义合为一体了。他们一方面表示认可社会主义的正面价值，另一方面以“科学”自相标榜，借以区隔和贬低其它社会主义流派。换言之，马恩把“社会主义”区分为“科学”和“空想”两大流派，是他们在介入国际工运后所做的妥协让步，是由于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普遍不愿接受他们的极左共产主义，为了争取工人阶级才勉强自称社会主义。

但是，这种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的理论漏洞需要弥缝。为自圆其说，马恩宣告“科学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照葫芦画瓢，改革开放后的中共自称“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即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也就是说，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从空想社会主义发展为科学社会主义；第二步，再从科学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他们实际上是对工人阶级说：我们是赞同你们的，我们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但是，我们比你们高明。“和你一致，但高你一头”，你们还不接受我们的领导吗？真能诡辩啊，而诡辩正是伪科学的一大特征。

终其一生，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严格区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坚持只有他们的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思想。至于区分的标准——请诸位务必注意——就是认同不认同他们的“革命精髓”当中的手段部分，即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而终极目的——消灭私有制、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或其它集体主义目标——各社会主义流派是大体一致的。

为什么只有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尤其是阶级斗争）的手段实现共产主义才是“科学”的，它的依据是什么？非常可笑，其依据完全不是科学，而是把唯物辩证法哲学直接套用到人类社会和历史，虚构出一套毫无科学根据的所谓历史唯物主义或历史辩证法。

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革命导师，终其一生，他们都自绝于科学共同体，从来没有从事过任何合格的科学研究，完全是科学外行，他们甚至不知道科学与哲学是两回事，竟然误以为马克思发明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原理”是堪比达尔文进化论的最高“科学真理”，不但终生笃信不疑，而且深以为傲。因为其它所有社会主义流派都是不懂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所当然，它们全都是不科学的，亦即“空想”的。

马克思恩格斯是书呆子吗？是，又不是——理论是书呆子的，策略是马基雅维利式的。

让我随手举出一例。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英国的自由宪政和议会制从来没有好评，一有机会就对它大肆攻击嘲讽，但恩格斯在1892年（马克思死去近十年了）为了讨好英国工人阶级，却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序言里破天荒地称颂英国普通法把个人自由“即把古代日耳曼个人自由权中最好的部分保存了好几百年，并且把它们移植到美洲和各殖民地”。这能说明恩格斯是个自由主义者吗？恐怕只能说明，恩格斯并非对自由主义茫然无知，他是自觉地敌视自由主义，必要时则策略性地加以利用。

加一个必要的注解：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是自由，保守主义的核心价值是秩序以及“第一代人权”意义上的自由，哈耶克称之为“自由秩序”，因此，同属右翼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可以结成牢固的政治联盟，统称为保守-自由主义。而属于左翼的各派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平等与民主。大体上，我们可以照此区分左和右。

有人问我：一定要分左右吗？我回答说，不是一定，是必要。因为左和右既是对经验事实的描述，又是理论工具，或者说，是用理论工具整理客观现实；又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更好用的工具，所以不用不行。

进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不但在认知上错误，而且在道德上有害。马克思赤裸裸的暴力仇恨主张是公然反道德的，他的非道德政治－社会学说秉承孔德（不是康德）“科学应价值中立”的实证主义主张，对后世的社会科学产生了很大影响（详见《马克思为什么是错的》第四章“社会科学方法”部分），但马克思的非道德主张另有新意，非比寻常。

马克思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认定共产主义实现之前的一切道德都是剥削压迫阶级的虚伪道德，无产阶级的道德则是截然不同的“真正道德”，这种崭新道德要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就这样成为了19－20世纪最强劲的一股历史虚无主义、道德虚无主义、文明虚无主义思潮，并且泛滥蔓延到21世纪，成为当今“第四左翼”的思想渊源。第四左翼各派的所谓“进步主义”很少不被这些虚无主义病毒污染，到了20世纪后半期、尤其是1960-1970年代，这些病毒开始在西方知识界大肆流行，并经由政党、大学、媒体和演艺界的左翼精英日益广泛地影响了普通大众，尤其是缺乏社会经验的年轻人。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唯一的规则是没有规则”（费耶阿本德），只破坏不建设，不从这个视角看“进步主义”，我们就很容易被左派极左派的“后现代”迷惑。把“进步主义”理解为虚无主义和反“资本主义”才符合事实——如前述，我之所以给资本主义加上引号，是因为“资本主义”实际上就是现代文明，而现代文明正在遭受前现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后现代左翼进步主义的两面夹击，所谓“文明冲突”的本质即在于此。当前的中美冲突除了大国竞争之外，更有中共从西方引进的西方异端文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主流文明之间的冲突，实质上是西方文明的内战，和中华儒家没有半毛钱关系，倒是与《商君书》法家、与秦政同构——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并非妄言，因为，在反对限权、否定法治宪政、主张统治者的绝对权力方面，两者是一致的，差别只在于，法家主张皇权至上，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的无限权力，如此而已。亨廷顿不懂区分儒法情有可原，许多中国知识人也儒法不分、全盘反中华传统，就未免太过无知了。

在马克思生前，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普遍信仰基督教、道德观念保守，他们很难接受马克思的反传统激进虚无主义主张，马克思宣称的“无产阶级思想”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仅仅是马克思自己的凭空臆想。马克思自称代表、并且唯有他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事实并非如此。工农群众只关心当前的实际利益，对远大理想，对自己死后不知多少年才能实现的、后人的（而非自己的）理想天堂毫无兴趣，这些理想天堂、“圣化构想”（索维尔）是激进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向空虚构，不是工人农民自身的思想意识，并不代表他们的利益，工人阶级的知识水准也不可能理解马克思的玄妙理论。

至于激进知识分子投身于“代表”穷人利益的激进政治是出于什么个人动机，是不是真正如他们自己公开宣告的那样无私高尚，外人很难找到证据，但从客观效果看，左翼激进知识分子通过操纵和利用工人农民、穷人、底层民众而掌握权力、获得社会地位，再通过掌握权力而谋取自身私利的案例，简直多至不可胜数。

马克思死后，恩格斯晚年的一些“修正主义”主张对国际工运主流不得不作了更多的妥协让步，这是马克思如果在世也会赞同的“斗争策略”“战略退却”。恩格斯和马克思并没有根本分歧，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用“恩格斯背离马克思”大作文章，这既是学术上的不诚实，也是一种伪科学辩护手法。共产党国家一些不便公开打出社会民主主义旗号的所谓“左派持不同政见者”同样对此做了过分解读，他们用心良苦，我们理当寄予同情式的理解，但那毕竟并不符合事实。

至此，我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了一个理论与实践的通盘梳理，下面就该进入本文的主题了：从来没有过社会主义的美国，这个资本主义的顽固堡垒，为什么现在反而在转向社会主义？

二 社会主义为什么会在美国兴起？

前文论述了社会主义兴起的一些普遍原因，下面简单谈谈社会主义在当代美国兴起的具体原因。

社会主义在当代美国兴起，民主党当然是主要推手，但是，共和党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主张也是重要原因。如果不做调整，长远来看，共和党得到多数选票将会越来越困难。

美国将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吗？短期看不会，美国没有丧失纠错能力，川普和共和党的纠左成效显著；但是，长期看就难说了，取决于民主党能否也纠左、回归中右，共和党能否跳出市场原教旨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的迷思。

（一）极右翼为贫富悬殊辩护的理由不能成立

这里所谓“极右翼”，主要指经济上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政治上的自由至上主义。

1，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核心主张，稍微夸张一点说，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市场万能；或者，市场永不失灵。

市场永不失灵吗？错。市场至少在五个方面有可能失灵：

（1）货币先天不足

货币是市场经济的交换媒介、计价手段和储备工具，良币的核心要素是币值稳定，但人类文明从远古至今都没有找到任何一种币值稳定的货币，币值不稳定的幽灵始终是困扰所有经济体的一大魔障。远的不说，1946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原本是有两种方案的，现在看来凯恩斯的“几种主要国家信用货币篮子”方案比较好些（也并非完美），但美国的强势使得美国财政部长怀特的“与黄金挂钩的美元体系”方案胜出，这是显而易见的糟糕设计，它不过是弊端百出的金本位制的变态形式,一种“金本位主权信用国际货币”，把金本位和美国一国的主权信用货币硬捏在一起，这是一个不可能存活的怪胎。1971年，美元迫于形势不得不和黄金脱钩，表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破产，也使得美国失信于全世界。此后的国际货币体系就完全依靠发行美元的美国政府和美联储的信用，而事实证明这是靠不住的——首先，只有世界政府有权发行国际通用货币，依靠一国发行的主权纸币维持信用逻辑上讲不通。其次，事实上随着美国保守主义的小政府理念日益被社会主义－准社会主义的高税收大政府理念排挤，政府“寅吃卯粮”滥发纸币导致美元贬值、通货膨胀，美元越来越成为美国向全世界征收隐形赋税的非正义工具，成为华尔街大鳄兴风作浪的金融投机利器。第三，美元的国际货币霸权地位并非没有代价，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和惊人的主权债务就是代价。因此从长期看，一个有效能的自由民主的世界政府是解决所有重大国际问题的必要前提，这个问题不解决，所有国际问题包括国际货币问题都是空谈(详见《马克思为什么是错的》第三章)。总之，货币尚且失灵，市场怎么可能不失灵？

（2）不完全竞争

市场机制是保证经济高效率的唯一机制，但这是有条件的，其中之一是“完全竞争”。通俗地说，是指没有一个买者或卖者规模大到足以影响价格的程度。事实上市场经济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许多方面是不完全竞争甚至是垄断。

（3）外部性

“外部性”也叫作“溢出效应”，是说经济活动的收益或成本不是由经济主体独自享有或独自承担的。比如教育的正外部性——教育的正面效益全社会都沾光，但对教育进行投资却是个人承担的；比如污染的负外部性——污染造成的后果（成本的一部分）全社会都受害，生产者却不必承担该成本。外部性造成的结果就是，正外部性的物品（尤其是“公共品”比如国防，大部分基础设施建设、教育、高雅艺术文化等等）市场供给不足，而负外部性的物品市场生产过多。

（4）经济波动（经济周期）

市场“看不见的手”虽然是非常奇妙的自动调节平衡系统，但它远非完善，系统当中存在许多摩擦阻力和内外不确定因素（尤其是人类的非理性因素）的干扰，经济体就会发生波动。小幅波动不是问题，波动太大就会令预期失效，打乱所有经济主体的计划，出现经济过热或收缩，导致失业、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甚至经济金融危机。尽管我们可以相信市场本身是“终究”有能力将生产过剩的产品出清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但市场出清过程却代价巨大，而这代价的分布是极度不公平的，有些穷人完全可能饥寒冻馁而死。说到底，市场“终究”能出清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也没有，正如那句老话所说，“终究而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死的。”不客气地说，这句话背后站着一个心肠太硬的人。

（5）贫富分化

市场的竞争机制是高效率的源泉，它“奖勤罚懒”“优胜劣汰”，造成的结果必然是胜者强者越来越富，败者弱者越来越穷，所谓“马太效应”。这个结果在人类普遍认同的道德观念上是被认为不够好的，应该想办法救治（详见《马克思为什么是错的》第三章第三节）。市场机制本身在高效率生产方面是无可替代地优越，但在平等分配财富方面是存在不足的。

市场万能论者认为，市场本身就是公平的，因此，市场的马太效应导致的贫富悬殊也是公平的。这里隐含着当代学术研究方法论上的一个大缺陷：过度的专业化分工。人类社会是一个以功能耦合方式结构成的大系统，其中的各个子系统是相互紧密关联、互为因果的，也就是说，市场经济这个现代文明经济子系统的运行是以现代文明的政治、社会、精神文化等其它子系统的良好配合为前提的，而公平不公平是一种道德评价，道德属于精神文化范畴，不可能仅由经济行为来评价。而且，道德是多元的，人类所向往的好东西（价值）是多元的，用不同的道德标准来评价市场经济，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这是多元道德标准本身的内在冲突，集中体现为效率和平等之间的冲突。效率和平等都是好东西，但它们经常会“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以赛亚・伯林对于这种多元价值之间永恒的、不可能彻底解决的矛盾冲突有非常精彩的论述，“人世间永无完美之事”，这是共产主义人间天堂不可能存在的一个根本原因。很遗憾，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却对此一无所知；更遗憾的是，当代的市场万能论者对此也所知不多。

适度的贫富差距是好的、必要的，但它必须有个限度，否则不论右翼学者振振有词讲出多少为贫富悬殊辩护的理由——几乎完全是理性主义视角的理由或单纯经济学的理由，忽略了非理性的理由以及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道德伦理的理由——都只能是违背天理人情的。如孟子言，人固有“恻隐之心”，看到别人受苦就心生不忍，这是人的天性，孟子说它是“仁之端”即“仁”的源头，而仁是指“仁者爱人”，爱每一个人、尤其是关爱帮助穷人和弱者。任何一个传之久远的文明都会认为，没有恻隐之心的“不仁”之人是不道德的坏人，为社会所不齿。

人类不是纯理性动物，人性当中还有本能和情感，合情合理才是健全人格，而健全社会是建立在健全人格基础上的。剥离了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基于“自利理性人”假设的经济学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准确描述，是极度简化和片面化的理论建构、理论模型，不幸，“自利理性人”却被半通不通的众多经济学家误认为市场经济的实然兼应然，利他和非理性行为则被完全忽视甚至否定（参阅拙著《周舵读书报告》之二十六“理性选民的神话”一文）。

综上述，“市场永不失灵”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信念不过是一则神话故事。高税收、福利无限膨胀的社会主义大政府固然很坏，但是，另一个极端也不是什么好事。在大国激烈竞争、军费和社会福利开支浩大的当代世界，“守夜人”式的极小政府已经陈旧过时，不可能再复活。问题的核心不是政府大与小，是真正区分清楚政府应该干什么、市场应该干什么，让政府和市场分工合作。政府权力和私人财富两方面都必须受到恪守中道、造福社会、明智有效的约束监督，而这是一个人类文明至今并没有解决好的大问题。

弥补市场失灵的办法很多。一方面，市场本身也在不断开发弥补市场失灵的新方法；另一方面，要靠公民社会的自组织力量来监督市场行为；最主要的，就是不得不让政府“看得见的脚”对经济进行适度干预——法治宪政政府制定法律法规规范经济活动、保证契约履行、制止盗窃欺诈行为和环境污染，禁止垄断、促进竞争，用累进所得税把富人的一部分收入强行征收，举办社会福利事业，把部分财富转移给穷人（“转移支付”）；用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平抑经济波动——当经济过热时，政府多收税、节约财政开支，金融机构提高利率和准备金率，回收货币；经济萎缩时则反向操作，减税、增加财政开支，增加货币供应；等等。关键在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必须仅限于市场失灵的领域，而且要“适度”，而这是很不容易把握的。政府的天然倾向是不断扩张权力，然后用权力过度干预市场乃至一切领域，于是导致各种各样的“大政府病”，而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主义政府就是大政府病最严重的一种。

2.自由至上主义（也译为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不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它是自由主义的极端形态，也就是绝对自由主义、极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三位理论大师当中，哈耶克的立场是典型的英国传统的、纯正（“古典”）的自由主义即保守自由主义，不是自由至上主义；哈耶克与罗尔斯的平等自由主义是竞争关系或者“竞合关系”，既竞争又合作。诺奇克才是最著名的自由至上主义政治哲学家，他的libertarianism和罗尔斯的平等自由主义是尖锐对立、不能共存的。

诺奇克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是《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其要点是：

（1）私有权至高无上

这里的“私有权”比马克思的核心关注——物质财富的占有——涵义更广，还包括、并且主要是指生命权。诺奇克的基本原则是，每个人都是独立自由的个体生命，对于自己的身体、生命以及合法财产具有绝对的占有支配处置权，不受任何人干预。没有任何人有权妨碍他人的人身或财产——除非经本人同意或由于该人侵犯他人权利而丧失自己的权利。为了另外一个人而牺牲某个人是错误的，一个人决不能被当作另一个人的工具（康德）。自愿牺牲是崇高的，值得称赞，但决不能强迫一个人遭受损失或不利以使另一个人获益。

存在某些东西，个人对其拥有绝对控制权——不受侵犯、攻击、胁迫、敲诈、欺骗的权利，通过交换、馈赠，或者在特定情况下从自然中获取财产的权利——这种财产权与身体权生命权同等重要，社会福利的考虑不能压制这些权利，因为社会和其它集体不是实体，没有幸福或福利可言。快乐与痛苦都是个人的事，而且，一个人的快乐不能补偿另一个人的痛苦。这就是个人权利优先、个人权利神圣论。照此说，政府用差别税率向富人强行征税然后转移给穷人就是不折不扣的抢劫。

诺奇克严厉指责功利主义者犯了形而上学错误：他们认为集体是个真实的实体而实际上并不是，那只是个任意的思想虚构，谁都可以随时虚构出一个“集体”，或者把一种集体定义为另一种集体，比如马克思把穷人定义为有统一利益统一意志的“无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把某些人归类为一个群体，把五花八门的个人组成的某个族群定义为“民族”，再把他们和某个“国家”划上等号，等等。同理，“社会契约”也是思想虚构。“社会”不是实体，不可能订立契约，能够订立契约的唯有个人；也没有任何现实可行的集体协商方法在全社会范围内达成全体社会成员一致同意的所谓“社会契约”。

这种形而上学错误也叫作“集合名词谬误”（或“集体主义幻象”，这是我杜撰的），以为只要有一个表示某个“集体”的名词就必有这样一个如其定义所说的实体，而实际上这是从柏拉图的理念论一路传下来、经过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唯实派、传到黑格尔再传给马克思的一大团思想迷雾。它也是欧陆理性主义的哲学渊源。

从功利主义可以合逻辑地推论出劫富济贫的主张；诺奇克还举出一个著名的“强迫移植眼球”的例子说明功利主义的荒谬，它势必导向对平等人权的肆意侵犯：假如有一天科技发达到可以移植眼球的程度，民主政府或社会舆论有没有权力强迫一个人把他的一只眼球移植给双目失明的盲人？照边沁的功利主义主张，这种做法无疑是增进了整体福利——正常人失去一只眼球的损失小于盲人得到一只眼睛的好处——那么，这就是“公平正义”吗？我们应该往这样的“好社会”努力吗？以此类推，社会主义的全部主张、尤其是福利社会－福利国家的主张，难道不都是这种性质的主张吗？差别只是程度大小而已。

显然，诺奇克的私有权神圣不可侵犯是和第三代人权即左派－社会主义者主张的社会福利权势不两立的，在今天这个时代他的主张已经边缘化了，但他提出的论辩是有理有据的，不可忽视。

（2）最小政府（最弱国家）

为了保障生命与财富的私有权，国家与政府必不可少，否则任何个人或群体都可以侵害他人而不受惩罚。国家是什么？国家是暴力的唯一垄断者，这种用于禁止私人暴力（私斗）的唯一暴力是必要的，无政府主义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它也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政府本身就可能是私有权最大的侵害者，因此政府的权力一定要受到严格的监督约束，而且要尽可能小；诺奇克说，政府唯一的职责就是防范并制止犯罪以保护私有财产和个人生命权，这就叫作“守夜人政府”，只需要夜里出来抓捕罪犯就够了，不能再多。蒲鲁东说“私有财产就是盗窃”，何以见得政府收税就不是盗窃甚至是最大、危害最严重的盗窃？政府收了税胡乱浪费，政府官员借收税权中饱私囊的例子还少吗？当今时代，政府承担的职能越来越多，造成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官员滥用权力、侵害公民权利，“看得见的脚”踩住市场“看不见的手”，等等，里根和撒切尔等保守主义政治家讽刺“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他们对于“大政府病”的批判切中要害，尤其值得专制主义传统深厚的中国人深思。

（3）反对按需分配和按贡献分配

马克思主张按需分配；从古希腊的斯多噶学派起就不断有人主张“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其应得”，自由放任经济学派主张市场就是按照每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功绩、功劳）分配，而这就是正义；诺奇克一一予以批驳：

我是盲人，我需要你的一只眼球，你应该分配给我吗？我是一个光棍汉，“需要”借你的夫人一用，你应该借给我吗？——且不说什么是“需”根本是无法确定的，一定要按需分配的结果，一定是由某个权威性的个人或集体或机构任意强迫分配。再假定，一个富人得到一笔巨额馈赠，这笔财富不是他从市场经济活动中获取的，没有对社会对他人做出任何贡献，没有任何功绩可言，这就是不应得、非正义的吗？

（4）三种正义

诺奇克的正义观包括三种正义：“获得正义”“转让正义”“矫正正义”。私有权如果符合这三种正义原则就是正义的，不论其结果是如何的不平等、如何的贫富悬殊（下略）。

对诺奇克的自由至上主义应该如何评价呢？笔者的意见是：

1，按需分配毫无疑问是不切实际的胡思乱想，决无任何实现的可能。至于按贡献分配，市场经济就是按贡献分配，这没有什么可反对的，因为按贡献分配符合公平正义的常识。问题在于，还可以有其它公平正义的分配原则作为补充，比如按照馈赠分配（诺齐克书里举例说明过，请参阅）。笔者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创意——严格区分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就是建立在这个按照馈赠分配的公平正义原则基础上的（见后文）。

2，任何好事都不能走极端，极端必自毁。诺奇克的最小政府主张在全球化时代大国激烈竞争、社会福利和军费开支急剧膨胀的当下无法实现。理想如果严重脱离现实无从实现，理想就失去了意义。

另一方面，无法实现的理想又要区分为原则上错误、道德上有害的，和原则上正确、道德上有益的两种，后者尽管目前无法实现，但是第一，它可以作为批判现实的标准，告诉我们现实的并非就是合理的，现实的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罢了；第二，它有可能在约束条件变化或者创设新的约束条件后的未来实现——我们不是上帝，无法预知未来；因此第二种无法实现的理想并不是没有价值、不值一谈的。共产主义理想属于第一种无法实现的理想，诺齐克的最小政府理想属于第二种，这是他的理想与马克思的理想之间的根本区别。

（二）严格区分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

追根究底，为什么社会主义会不可阻挡地兴起，并且越来越成为主流？因为富人不作为（传统说法是“为富不仁”），没能主动担负起照顾扶助穷人和弱者的责任，而市场万能论经济学家和自由至上论政治哲学家却给他们提供了貌似有理的辩护，客观上从反面促成了社会主义的兴盛。说到底，马克思主义和其它社会主义主张无非是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存在的贫富悬殊问题的一种极端主义的、高度情绪化的应激反应，马克思反资本主义反市场经济的药方错误并且有害，但它对于贫困无助的穷人却有着不可抗拒的魅惑力，只要贫富悬殊问题存在一天，马克思主义就会兴盛一天。

富人不作为，就只好让政府代劳，被不断膨胀的社会福利压垮的高税收高负债社会主义大政府就是这样诞生并且恶性扩张的。高税收主要来自富人，富人出了钱还挨骂，穷人不但不感谢富人反而去感谢社会主义大政府，并且反过来痛骂富人为富不仁，这难道不是富人自作孽不可活吗？

为什么富人（比如收入顶端10％－20％的家庭）不能自愿组成一个公益团体，互相协商，通过自愿捐献筹集相当于政府每年在社会福利上财政支出额的基金，由该组织自行管理，分配给穷人，完全接过政府的转移支付职能呢？这样做一定比政府精简高效、多快好省，从而不让社会主义大政府有扩张的机会和理由，彻底挖断左祸的总根子。为了回报富人的慈善捐献，可以制定多种多样的奖励办法，比如荣誉勋章或荣誉爵位（这里的“爵位”只是一种比喻）。我甚至在想，有没有可能组建一种三院制议会，让公益捐献最多的慈善家组成第三院，社会贤达－各界精英组成第二院，议会这两院与全民普选产生的第一院分权制衡，以阻止民粹民主的无限制扩张？有没有可能像考驾照那样推行选民资格考试，以削弱低素质选民的政治影响？

总之，良治善政应该立基于两大原则之上：一，精英治国、贤能政治；二，有效监督制衡精英权力。西方民主在第二点上曾经做得很好，但现在也在退化，在第一点上则明显不足。

一项无法回避的质疑是：没有社会主义的社会有可能保持公平、健康和稳定吗？我认为可以。根据就是共和主义。1918年之前的英国自由宪政，1960 年代之前的美国自由民主，维持了一千余年的威尼斯共和，都没有社会主义，尽管不符合左派的平等期望，但全都运行良好。更重要的是，传统的共和主义可以嫁接在当代社会主义的正面成果之上，成为4.0版的自由民主。

自从第二国际的温和社会主义成功进入议会，工人阶级获得选举权以来，社会主义为穷人谋利益的努力已经大见成效，平等和民主已经稳稳立住了脚跟，现在出现的新问题是相反，高税收高负债的社会主义大政府尾大不掉，日益成为负面因素，美国法治宪政的制度和精神文化基础正在日甚一日地被左祸蚕食。或许有理由说，在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国家，社会主义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

社会福利无疑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它并没有平等对待每一个国民；相反，它是偏袒穷人和所谓“弱势群体”的，实质上是一种反向歧视。更严重的问题是，它建立在政党或政府按照自定的标准任意把国民划分为两类人、然后区别对待的基础之上；按照“给每个人以其应得”的共和正义原则，这种做法显而易见是非正义的——请特别留意，这里是给“每个人”而不是给部分人，即普惠式地平等对待每一位国民，“一个都不能少”——包括“十恶不赦”的罪犯在内：罪犯除了由独立、公正的司法审判依法剥夺的部分自由权利之外，他们仍然必须享有其它自由与人权。

保守自由主义者坚持认为，决不能授予政党或政府这种任意区别对待国民的非正义权力；否则，此门一开，专制极权必定接踵而来。

社会保障则不同，它是共和主义性质的，是真正平等对待每一位国民的。“社会保障”是指每一个国民都必须享有的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养老和基本收入保障，其关键词是“每个人”，包括最富有的人在内。富人可以把这些收入捐献出去，但法律规定他们必须享有。富人同样需要安全保障，而且，富人今天富有，明天却有可能破产，沦为穷人。尤其是在AI等高科技不久就会替代人类的经济活动、接过物质财富的生产之后，给每个人提供基本收入保障不但势在必行，而且现实可行。

这里所谓“免费”是指不需要私人付费，其经费来源主要来自富人的公益和慈善捐献，以及每个人都必须平等承担的基础税负——包括最贫穷的国民在内；因非主观原因完全不具备工作能力的极少数人除外。至于数额多少，视具体情况、由全体国民经社会协商决定。

一定会有少数最贫困（但尚有工作能力）的人口负担不起上述基础税负，那怎么办？现代文明的公民社会将承担起互助义务，以公民自组织的、自愿的而非政府强制的各种方式来帮助他们履行其义务。

这样做的好处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是彻底挖断了社会主义高税收大政府的那条主根，断绝了它们的收入来源；其次，让每一个国民都具有了个人自由和平等人权保障以及基本经济保障两方面的安全感，消除了社会对立、仇视的主要根源，提升了每个国民的幸福感；第三，让每一位国民都摆脱了对政府的依赖，从感恩政府转而感谢富人的慷慨帮助，令自愿馈赠和公益慈善精神蔚然成风，大为增强了整个社会的团结与凝聚力，显著提升了全体国民的道德水平；等等，可以说好处数之不尽。

这是不切实际的荒唐幻想吗？不，不是，这是脚踏实地的伟大理想。

《狂热分子》《The True Believer :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一书的作者埃里克·霍弗（Erik Hoffer,1902-1983）有名言道，历史是人类当中的极少数最优秀分子和极少数最低劣分子共同创造的；但他没有说明什么样的人是最优秀分子，什么样的人是最低劣分子。在我看来，那些虚构出不切实际的、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荒唐幻想、并且以暴力强制推行的极少数人就是最低劣分子；而大胆设想出脚踏实地的、能够实现的伟大理想，并且说服和带领多数人将其付诸实践的极少数人，就是最优秀分子。历史往什么方向走，就取决于这两种极少数人中的哪一种占上风。

最优秀分子未来能在美国占上风吗？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周舵  2025.11.1.于北京北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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