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不懂经也叔的Rust 不懂经 2025年11月| 转自 新世纪
历史是有季节性的。
无论人类如何用科技的霓虹灯来粉饰永恒的夏天，无论华尔街的指数如何试图证明繁荣可以永续，凛冬总会如期而至。
1997年，冷战刚刚以西方的全面胜利告终，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终结”的乐观论调还在回荡。此时，两位并非学院派主流的历史学家威廉·施特劳斯（William Strauss）和尼尔·豪（Neil Howe），在他们合著的《第四次转折》中，极其不合时宜地抛出了一个有些荒诞不经的警告：
“在2025年之前的某个时间点，美国将穿越一道巨大的历史关口，其重要性堪比美国独立战争、内战，以及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灾难的风险极高。国家可能会爆发叛乱或国内暴力，地理上四分五裂，或者屈从于威权统治。”
那时，人们忙着庆祝互联网的诞生和全球化的红利，没人相信冬天会来。这本书被大多数人遗忘在书架的角落，只有极少数敏锐的头脑后来发现了它，将其奉为圭臬，而正是这些人重塑了我们今天的世界。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站在2025年的尾巴上，预言落地的声音震耳欲聋。
就在刚刚，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终极圣殿、被视为自由市场神话活化石的纽约市，经历了一场可能足以载入史册的地震。
年仅33岁的佐赫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一位公开的民主社会主义者（DSA成员），在强大的民主党建制派和亿万富翁们的围剿中突围，赢下了市长选举。
在曼哈顿下城那座象征着资本永不眠的铜牛雕像的注视下，被高房租和通货膨胀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纽约人，选择了一位发誓要冻结租金、向富人开刀、甚至由政府开办杂货店的年轻穆斯林来领导他们。
这不仅仅是一次选举的意外，这是历史板块剧烈碰撞时发出的沉闷轰鸣。当最推崇资本主义的城市开始呼唤社会主义，我们知道，施特劳斯和豪笔下的“凛冬”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比喻，而是已经冻裂了水管、逼近家门的现实。
欢迎来到“第四次转折”。
一、
历史的四季与精英的秘密剧本
我们习惯于线性的时间观，笃信明天会比今天更好，科技会解决一切问题。但《第四次转折》提供了一种更古老、或许也更接近真相的视角：时间是循环的。
一个文明的兴衰周期大约为80-100年，古罗马人称之为“Saeculum”——这大约是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长度。正如一年有四季，一个 Saeculum 也无可避免地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生长”（High），那是危机后的春天，制度强大，共识稳固，个人主义服从于集体目标（如二战后的美国）；
第二阶段是“成熟”（Awakening），那是躁动的夏天，新一代人开始以精神自由的名义攻击旧秩序（如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
第三阶段是“解体”或“熵”（Unraveling），那是落叶的秋天，个人主义盛行，制度腐朽，社会碎片化，人们在享乐中对未来失去信心（如80年代到世纪初的新自由主义时期）。
而我们目前，正身处第四阶段——“危机”（Crisis）。
这是历史的冬天。它的特征是：曾经有效的解决方案全部失灵，曾经受人尊敬的精英丧失公信力，社会撕裂达到极限。一个微小的火星（一场金融海啸、一次大流行病、一场选举）就足以引燃积累了几十年的枯枝败叶。
这一理论在美国大众文化中或许是边缘的，但在权力的核心圈层，它却是一本公开的秘密剧本。
特朗普的前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就是此书最狂热的信徒。他多年前就断言美国已进入“第四次转折”。与常人试图规避风险、祈祷岁月静好不同，班农展现出一种近乎列宁主义的“加速主义”倾向——他不想躲避风暴，他想成为风暴。
在他看来，以华盛顿官僚体系和全球化精英为代表的“旧秩序”已经不可救药地腐烂。修修补补只会延长痛苦，唯有主动加速其“去结构化”（Deconstruction），彻底打碎这个名为“行政国”的庞然大物，才能在混乱中迎来源初的重生。
他眼中的特朗普，从来不是什么救世主，而是一把用来砸碎旧橱窗的完美“钝器”。
而刚刚在纽约胜选的马姆达尼，虽然处于政治光谱的极左一端，与班农势同水火，但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他们其实是同一种现象的不同面相：他们都是“危机”的孩子。
当温和的中间路线无法再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时，政治的钟摆就会剧烈地向两极摆动。人们不再寻找更好的管理者，而是寻找更彻底的颠覆者。
人生唯一的赢法就是不竞争：彼得蒂尔7500亿美元创业流水线的成功法则
二、
破碎的代际契约：彼得·蒂尔的冷酷洞察
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社会主义”这个在美国政治语境中曾经等同于政治自杀的词汇，如今却成了年轻一代的动员口号？
硅谷最具哲学思维、也最具争议的投资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在2019年发给马克·扎克伯格的一封私密邮件中，极其冷酷而精准地解剖了这一点。这封邮件，比任何社会学论文都更直白地揭示了美国社会的深层病灶，堪称理解当代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罗塞塔石碑”。
蒂尔在邮件中写道：
“当70%的千禧一代说他们支持社会主义时，我们不能简单地斥责他们愚蠢、自以为是或被洗脑了事……如果一个人背负太多的学生债务，或者住房极其难以负担，他就会长期处于负资产状态……如果一个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没有利益相关（stake），那么他很可能会转而反对它。”
这就是问题的核心：利益相关性的丧失。
二战后的“美国梦”建立在一个基本的社会契约之上：如果你努力工作，你就能买得起房，养得起家，过上比父辈更好的生活。这个契约让工人阶级成为了资本主义最坚定的捍卫者，因为他们也是这个体系的“股东”。
但现在，这个契约被单方面撕毁了。
彼得蒂尔：“我赌的是模仿”。全球最具影响力亿万富豪的思想溯源
美国连续几届总统都出生在1946年，婴儿潮一代（Boomers）不仅占据了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的顶层，更通过房地产政策和金融工具，锁死了财富的向上通道。
他们享受了战后繁荣期低廉的教育和住房红利，然后抽走了梯子，留给子孙的只有天价的账单、不稳定的零工经济和日益攀升的国债。
当一个纽约布鲁克林的年轻人发现，他需要打三份工才能勉强支付一个没有窗户的地下室的租金，而华尔街的对冲基金经理仅靠资本利得税的优惠就能日进斗金时，“资本主义”对他来说就不再意味着自由和机遇，而意味着债务奴役。
相反，“社会主义”则意味着一张付得起的地铁票、一间不会被随意驱逐的公寓。
马姆达尼的胜选，某种意义上，就是“无产”的年轻一代对老年金权政治的一次绝地反击。深谙此道的彼得·蒂尔，虽然自己是亿万富翁，但他没有像其他精英那样傲慢地从道德上指责年轻人。他知道，重力不因你否认而消失。
因此，蒂尔也在下注。他支持像JD·万斯这样的“新右翼”，这些人同样反对传统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张用国家力量来保护本土工人的利益。
蒂尔和马姆达尼，一个向右，一个向左，但他们都基于同一个判断：中间道路已经死亡。未来的战斗，不再是克林顿家族与布什家族那种温文尔雅的政策辩论，而是两种激进路线关于“谁来重写游戏规则”的殊死搏斗。
三、
全球性的终极脱钩：当人类成为“多余的数据”
如果说代际冲突是这场危机的社会学表象，那么更深层的、决定性的地质运动，则是技术与人的“终极脱钩”。
在马姆达尼胜选的同一周，美股可能正在由英伟达带领着冲向新的高点。AI热潮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惊人的账面财富增值速度，但这却是一场只有极少数人受邀参加的闭门宴会。
我们正在见证一种全新经济形态的诞生：资本增值不再依赖于大规模的人类劳动。
数据令人触目惊心：2025年上半年，AI相关支出贡献了同期美国GDP增长的惊人的92%。与此同时，传统的职位空缺却在持续下降，22个州实际上已接近经济衰退。
这是一个“有增长、无就业”的恐怖未来。亚马逊CEO在备忘录中直白地表示，随着生成式AI和智能代理的普及，企业员工总数将不可避免地减少。这不是简单的周期性裁员，这是结构性的“换血”：用不知疲倦、不领薪水的“硅基劳动力”，替换掉脆弱、昂贵的“碳基劳动力”。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领导的G20委员会，于11月4日发布了首份全球不平等报告，警告出现”不平等紧急状态”，报告发现：2000年至2024年间，全球最富有的1%人群获得了所有新增财富的41%，而最贫穷的50%人群仅获得1%。
而2024年的诺奖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近期发出严厉警告：如果技术继续沿着当前“重自动化、轻赋能”的轨迹发展，它将创造一个极度不平等的未来。
我们将面临一个庞大的“无用阶级”的诞生，因为从冷酷的经济理性角度来看，他们既不是必要的生产者，甚至因为缺乏购买力，连必要的消费者都算不上。
当华尔街的算法以微秒级的速度在全球收割财富，而普通人还在为超市里的鸡蛋价格发愁时，这种巨大的撕裂感就构成了最烈性的政治燃料。
马姆达尼在竞选中提到了一个词：“Halalflation”（清真通胀），指的是他在街头感受到的、普通穆斯林社区连基本的清真食品都快买不起的窘境。这与精英们口中“强劲的宏观经济指标”形成了极具讽刺意味的对比。
人们投票给马姆达尼，不仅仅是为了他承诺的免费巴士，更是为了向那个冷酷运转、将他们视为冗余数据的资本机器投出一块砖头。这是一种人类试图重新夺回控制权的本能冲动，哪怕这种冲动看起来充满了堂吉诃德式的悲壮。
四、大洋彼岸的回响：不被许可的焦虑
这种关于“生存”的深刻焦虑，绝不仅仅局限于哈德逊河畔。它是一种全球性的时代病，病毒在不同的制度土壤中，开出了不同形态的恶之花。
在大洋彼岸，我们同样能感受到这种气压的不断降低。
就在不久前，一位名叫户晨风的视频博主，因为拍摄了一系列展现普通人真实购买力的视频，比如100元人民币在超市能买到什么，或者一个老太太一天养老金能维持怎样的生活，而遭到全网封杀。
央视新闻今天点名批评户晨风，将他定性为“通过制造阶层对立等尖锐议题，煽动群体间情绪，贩卖焦虑，来吸引眼球和流量”。评论称：“当平台用流量至上的尺子来丈量一切的时候，污染的已经不只是平台本身，而是社会的信任与共识。”
然而，一个问题让人无法回避：焦虑与阶层差距是真实存在，还是制造出来的？
“Halalflation”和户晨风镜头下的购买力，本质上是同一个经济现象在不同时空的投影：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承诺的普遍繁荣并没有兑现，通胀和资产价格泡沫却实实在在地侵蚀着底层大多数人的生存基石。
当展示贫穷（或者仅仅是展示“不够富裕”的真实生活）被视为一种对社会共识的“污染”时，这恰恰说明这种共识已经脆弱到了何种地步。
面对同样的焦虑，不同社会的年轻人选择了不同的表达方式。纽约的年轻人用选票把一个社会主义者送进了市政厅，试图用激进的政策来对抗资本的通胀；
而另一些地方的年轻人，则只能看着屏幕上“账号已注销”的灰色头像陷入沉默，用“躺平”和“发疯文学”来消解那些无法言说的焦虑或压抑。
形式迥异，但内核相通：旧有的成功叙事和信任机制已经破产。无论你在哪里，如果你感到如果不拼尽全力就难以维持现状，那么你已经身处第四次转折的洪流之中。
结语：
《第四次转折》最核心、也最冷酷的观点是：危机不仅仅是不可避免的，它甚至是必要的。
正如森林生态系统需要周期性的野火来烧掉堆积的枯枝败叶，释放出被锁住的养分，人类社会也需要周期性的动荡来打破僵化的利益格局。
在“成熟”和“解体”阶段积累起来的巨量问题，例如无法偿还的债务、极度扭曲的贫富差距、日益僵化的官僚体系，在常规政治框架内已经无法解决。既得利益集团太过强大，他们绝不会主动退出历史舞台。
唯有危机，唯有那种迫在眉睫的存亡威胁，才能赋予社会足够的动力去进行痛苦的结构性改革。
马姆达尼在纽约的激进实验可能会失败。他或许会被庞大的官僚机器吞噬，或许会遭到资本的残酷绞杀而一事无成，甚至可能像历史上许多理想主义者一样，最终变成了他曾经反对的恶龙。班农期待的“去结构化”也可能会带来超出他预想的灾难性后果。
但这一切已经无法逆转。旧世界正在我们脚下破碎，发出的声音有时是震耳欲聋的选举结果，有时是社交媒体上一个突然静默的账号。
凛冬已至。它不相信眼泪，不相信道德说教，它只负责冷酷地清算过去八十年积累的所有债务。
而在漫长的冬天结束后，当春天最终来临时，我们所熟悉的一切，我们的工作方式、我们的财富逻辑、甚至我们定义“美好生活”的标准，都将是另外一个样子。【懂】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