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乐尚嘉 | 转自 新世纪
人们常把《地理与世界霸权》与《枪炮、病菌与钢铁》两书相提并论，因为这两本书都认为是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他们分别要论证的世界霸权和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
其实，两本书有很大不同。《地理与世界霸权》是英国人詹姆斯※费尔格里夫在20世纪初写成的，而《枪炮、病菌与钢铁》是在21世纪二十年代疫情中出版的；前者落点在世界霸权，后者则是遍指人类发展史。
听起来稍微有点不同的，一本探讨一个地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民众为什么穷与富的著名的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那本书的作者因为书中的观点而获得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它与前面两本书的最大不同是，它认为国家制度社会制度是国家成败的最主要原因，而不是自然地理环境原因。
能量说和压力说
《地理与世界霸权》提出：”在最广泛的物质层面的意义上，历史是人类控制能量的能力不断增强的故事。我们所说的能量是指做功的能力，是指引起——不受控制——运动的能力，是指是事物前进或停止的能力——无论是火车。手表、磨坊还是人。人的一生都在努力获取和使用尽可能多的能量并尽可能减少浪费。任何能使人得到更多能量或浪费变少的手段，都标志着一种进步。”（第4页）
这当然是对的。但若仅是”人的一生都在努力获取能量”，那么这也是一切生物的本能。人类与其它生物的差别在于人类能够控制并减少浪费能量。
所以我以为，汤因比的压力论更清晰的表述了人类历史进程，面对挑战而迎战促进了文明发展。当然压力过大，应战能力不足，也可以压垮一个文明。
但是，要注意费尔格里夫这句话：”当我们说历史被地理控制时，我们并不是说人类被地理强迫去使用越来越多的能量，而是说人类使用能量的确切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被地理支配。”（第7页）毫无疑问，这句话很有道理。
初始文明的三个典型
“由于热量和水分充足，赤道地区拥有最容易维持动物生存的条件。……在赤道地区，日子没有多大区别；而在北方地区，每一天都是不同的，温带地区季节包含有夏日和冬日之分。这种不同，要么是因为能量——即热量——的量不同，要么是因为水分的量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会在某一时期缺乏食物，而在另一时期食物相对充足。因此，在赤道非洲，人们以一天为周期，种族和个人往往都不会看得太远，而是活在当下，不为未来做准备；而在温带欧洲，周期是一年，人们倾向于为未来的日子考虑。”（第17页）
因此，人类最初的文明不可能会在赤道地区产生、人类最初的文明产生的地区中三分最典型的案例：埃及，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和亚述、希腊。
埃及的尼罗河流向大海，有肥沃的三角洲土壤，能够形成农业定居社会，慢慢的形成发展文明。它除了面向大海一面外，周边基本上是沙漠和深谷，外边几乎无法入侵而打破埃及需要长期持续才能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类初始文明。
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同样如此。底格里斯河和幼法拉第河两条平行的大河中间的平原，土质优良，气候适中。周边是沼泽和沙漠，不易受到外来的入侵和干扰，同样能够缓慢而持续的发展自己初始的人类文明。
希腊沿地中海海岸及前出的大小不等岛屿，气候温度湿度适中，适合定居农业，甚至还可以在海洋捕鱼求食。希腊的北面是山地同样不易外族入侵。
重要的是，”大海的控制——起初是一种保护，后来是一种纽带”（第48页）
希腊文明的兴起比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晚，与中国文明、可能还有印度文明的兴起处同一时期。希腊文明得益于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
为什么不是相反的埃及、两河流域的文明得益于希腊呢（当以后希腊文明是播及环地中海沿岸，包括埃及和两河流域）？
可能渔民向海外的冲动远大于埃及和两河流域定居的农民。
从上述人类三个初始文明的诞生，毋庸置疑自然地理环境乃是最主要的原因。
然而，费尔格里夫还在《地理与世界霸权》一书中，描写了罗马、伊斯兰、伊比利亚半岛、荷兰和法国、英国和美国，以及印度和中国文明。
除了人类初始文明，上述国家文明的力量和崛起，有自然地理环境的重要因素，但是构不成主要因素吧？否则就不能解释许多历史现象。
譬如，法国与阿根廷的自然地理环境差不多，然而法国是世界强盛富裕国家之一，而阿根廷仍然挣扎在不发达国家中间，并且阿根廷一百多年前富裕过。不举具体的GDP和人均生活水平数据，看1905年日俄战争前夕，日本紧急从阿根廷手里购买了两艘重巡洋舰，大概也可以知道当时的阿根廷不是一个穷国。
费尔格里夫在说到英国、德国和美国的崛起，分别提到了他们各自国土中有着丰富的煤资源。可是，中国拥有更多的煤资源，而且中国人早就在一千多年前已经利用煤炭取暖获得热量-能量。然而，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宋朝的时候发生，甚至在欧洲发生了工业革命之后二三百后中国才刚刚完成工业化。
类似的例子很多，分明都是可以证明，是国家制度社会制度发出的光辉，起了主要作用。
我一直认为，人类史前文明的形成主要缘于自然地理环境，而之后就是国家制度社会制度为主要因素。
当然，费尔格里夫说的是地理与世界霸权（或者也可以演绎为区域霸权）的关系，而不是说一个国家或地区民众的穷与富。他说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今天仍然重要。他的著作《地理与世界霸权》问世一百多年后，国际关系中的地缘政治依然盛行，有时起着关键作用。
文明的保护和交流
费尔格里夫把”进步体现为三种形式。（1）亚洲的野蛮人和西方的野蛮人都很勇敢坚忍，早期的大多数民族——埃及人、巴比伦人、希腊人、罗马人、腓尼基人——都生活在比较轻松的地理条件下，但恰恰因为平原地区艰苦的地理条件——平原的民族比南方的民族在更大程度上拥有某些往往会带来更大进步的品质。……
（2）在条顿民族中，这种个人主要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个体的主动性是必要的，但它在一定程度上要服从于整体的利益。在后世，这两种思想的结合在封建制度的发展中得到了体现；而早期的地理条件有利于他们独有的精神态度的发展，这种精神态度既像希腊人那样渴望个人自由，又像罗马人那样有着有序的统治。这种个人主义也明显体现在其他能促使进步的道德品质上。对家庭的爱，以及由这种爱所产生的所有美德，在欧洲北部比在南部更盛行。
（3）亚洲野蛮人（指匈奴、突厥、蒙古等一波又一波的西侵的亚洲游牧民族），尽管其具有破坏性，但也产生了别的效果，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进步。他们使西方世界对世界有了更广泛的认识。这些入侵在西方国家的头脑中打下了这样的烙印：世界远远不仅是地中海地区，事实上，旅行者们到达了中国，并回来讲述那里的神奇。世界事务变得非常重要，由此而来的是可以利用的能量也大为增加。而且，说入侵的部落扩大了西方的视野，非常显著地影响了一系列新条件的形成，从而最终引发了哥伦布及其追随者的发现，这种说法也并不过分。”（第105-106页）
初始文明的开始和发展的确需要自然地理环境的先决条件，在漫长的诞生和发展过程中受地理环境的保护而不受入侵者的破坏，乃至关重要。但是，埃及、巴比伦和亚述、希腊，中国和印度的地理环境并不是完全与外界隔绝的。最典型的是埃及，她也有东北一条缝道通向小亚细亚，通向欧亚大陆。
人类文明一旦形成，互相交流就促进文明更大的发展。而没有交流的文明极易成为死文明。美洲大陆上的几个文明非但与旧大陆没有交流，在欧洲殖民者登上新大陆之前，他们互相间似也不曾交流。玛雅文明或许就是没有交流而成为死文明？
正如费尔格里夫在本书最后说到”世界现状时：”在最近以来的一二代人的时间里，由于交通的日益便捷，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单一的体系。”（第304页）他说这句话离今天也有一百多年了，今天的世界就是个”地球村”、然而，这并不是说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不再要紧了，只不过它不再能够完全主宰民众、国家或地区的生活。自然地理环境仍然是一个重要因素，国际关系中地缘政治依然有一席之地。
不过，费尔格里夫那句话还是有点说得过分：”迄今为止的历史进程，其主要特定可以归结为两个地理因素对人类的控制和刺激，这两个因素便是沙漠和海洋。”（第90页）
应该有个界限。这个界限就是史前还是史后。即人类的国家制度社会制度形成前后。
2025.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