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耀南  央广Rti 2025-11-22 | 转自 新世纪

当代符号的错置与历史的反讽

中国外交官刘劲松与日本外务省官员会谈时，以一袭近似中山装的「五四青年装」现身，并在送客时被拍下双手插袋的画面，引发日方与国际舆论哗然。这套在改革开放后几乎绝迹于正式外交场合的服饰，竟被中国官媒诠释为民族象征、甚至是对日本展现「傲慢无礼」的象征。然而，这样的造型所传递的，并非自信，而是文化符号的错置与政权焦虑的具象化。

中山装原本是20世纪初反封建、反帝国的现代化象征，如今却被极权体制挪用为一种对内服从、对外强硬的政治仪式工具。它曾标志「现代国民」的诞生，如今却成了历史叙事的道具，服从意识形态的戏服。服装不再象征改革与解放，而是权力与统治的外衣；插在口袋的双手，也不再是自信的表征，而是傲慢与拒绝的身体语言。

这不是进步，而是制度性的倒退。

吊诡的是，习近平所谓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原应是中国走向现代治理的历史契机，如今却成为极权强化的遮羞布。从「反腐清洗」到「思想一元化」、从「国进民退」到「网路封控」，所有政策无一不是围绕「强控制、去问责」展开。 「变局」之名，掩饰的，是历史的倒行。

2022年中共二十大，习近平打破最高领导人任期惯例，开启史无前例的「三连任」，进一步构建「定于一尊」的个人权力体系。 「两个确立」、「两个维护」不再是制度承诺，而是忠诚测试与权力归顺的政治仪式。当服装凌驾治理、语言取代法治、个人压倒制度，中国便不再是走向现代的国家，而是彻底陷入历史幽灵的回声中。

历史分歧的起点：从甲午败战到民主发芽

1895年，甲午战争中清朝败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这场失败不只是军事溃败，更在精神与制度层面重创帝国的信心。对中国而言，是丧权辱国的耻辱；对台湾而言，却意外开启通往现代治理体制的起点。

这场战败激起清末士人的巨大震荡，从康有为变法、戊戌政变、辛亥革命到民初宪政尝试，无不是对国族、体制与现代性的思索回应。尽管当时中国尚未走出威权体制，知识界却展现出强烈的思想活力与改革企图。

反观台湾，虽陷入殖民统治，却也被纳入日本现代国家体系，展开土地调查、卫生改革、教育推进等制度性建设。 1935年，更举行首次地方议会选举，开启政治参与的萌芽。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到地方民意代表的产生，虽处殖民管控之中，却无意间播下民主的种子。

甲午战争，成为中国与台湾命运分流的历史起点。中国选择革命与权力再集中，台湾则稳步走向制度现代化与公民政治。

民主时间差：两岸落差已达两百年

台湾的民主，不是一蹴可几，而是历经压迫与抗争，一步步推进的成果。从1935年地方选举的启动，到国民党威权体制的实施，再到1987年解严、1992年国会全面改选、1996年总统直选，台湾逐步建构出一套可自我修正的民主体制。

若自1895年作为现代治理的起点计算，台湾已走过超过一世纪的制度演化。反观中国，自1912年民国短暂的宪政尝试后，陷入军阀割据、党国体制，再至今日习时代的极权巩固，民主脉络几近中断。这不仅是制度上的断裂，更形成近两百年的政治时间差。

台湾的民主尚未完美，却持续深化。人民可批判政府，媒体能监督权力，政党得以轮替，这些都是民主正当性的根基。而中国，则正走向一种结合毛式体制与数位治理的新极权模式——将极权包装为现代化。

尾声：历史不是循环，而是选择

当一个大国必须依靠毛装、中山装与僵化的肢体语言来构筑其「大国气场」，这不只是历史的挪用，更是文明的倒退。百年前，甲午战败引发中国知识界对体制深刻反省；百年后，却只剩扭曲的历史召唤与话语幻象。

历史不会自动前进。进步从来不是命定的结果，而是制度、价值与人民所做的选择。

台湾虽不完美，却走在一条开放、透明且可调整的民主道路上，并已行进百年；中国，则仍徘徊在历史的倒影与权力重构的迷雾中，离现代文明的共识，愈行愈远。

作者》洪耀南 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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