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邓小虹  三家村  2025-11-19 | 转自 新世纪

作者邓小虹，邓拓次女。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30年，前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国务院离任参事。

怀念罗点点

邓小虹

11月18日夜里，突然接到朋友来电，告知点点不幸离世的消息，一时如五雷轰顶。从10月28日我的弟弟邓壮离世，11月3日好友毛头离世，到点点离世，20天里，三位一同插队的至亲好友相继离世，共奔黄泉，不禁使我泪水涟涟，回忆起半个多世纪前，我们赴延安插队的往事……

罗点点学名罗峪平，点点是她的小名及笔名。她的父亲是原解放军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罗瑞卿大将。我们在女附中时是同级不同班的校友，两班教室紧邻。在学校同年级学生中，她个子高挑，经常穿一身黄军装，是女附中校排球队队员，也是班里文艺表演的骨干，是同学中的佼佼者。

历史这样记载，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而我们却在文革开始之前，提前感受到在中国政坛涌动的暗流吹来的彻骨寒气。

因为林彪等人的诬陷，点点的父亲罗瑞卿在1965年12月召开的上海会议上受到党内错误批判。1966年3月8日，他在家中跳楼自杀，幸而没有丧命，只是摔坏了右足。

我的父亲邓拓则从1966年4月16日开始，受到江青、姚文元等一手策划、且不断升温到白热化的公开批判，说他撰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他与吴晗、廖沫沙组成的“三家村”，是一个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集团，而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和总管则是邓拓。全国的大小报纸、广播、电视对父亲无限上纲、铺天盖地的围攻谩骂。196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戚本禹的署名文章，公然污蔑父亲是一个混进党内的叛徒。父亲绝望至极，不甘受辱，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于18日凌晨离开人世！ 

很快，1966年6月1日开始，学校全面停课了，学生们都被发动起来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中。

8月1日，学校里出现了一幅十分醒目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基本如此。血统论成为校园暴力的重要助推器，它将学生按照出身分为三、六、九等，红五类子弟开始对其他出身的同学进行谩骂侮辱。而我和点点都已经沦落入黑五类子弟的行列。

学校在无政府状态停课两年多，同学们不知未来将何去何从？

1968年12月2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毛泽东发出的动员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1969年1月24日，我和点点随大批赴延安插队的知青离开了北京，来到陕西省延长县黑家堡公社。和点点作伴的还有她的姐姐罗朵朵，以及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小名毛毛）。不久，我的弟弟阿壮和他的小伙伴宋小刚（小名毛头）也来到陕北陪我一同插队。

延安地区位于陕北黄土高原，延河及其支流蜿蜒其中，把黄土高原冲刷出一道道宽窄不等的山沟，形成一片连绵不断、沟壑纵横的大山，一座座村庄就散落在这大山的一道道山沟、川道和塬上。阿壮、毛头住的村庄叫岳口，位于延河边一条山沟的沟口，我落户在距沟口2里地的张家巷，点点、朵朵和毛毛插队的村庄叫杨家湾，距离岳口村只有2里地，站在村口就可以这村望见那村。因为毛头与罗朵朵都是北京景山学校的学生，彼此熟悉，常常走动，于是我们逐渐有了来往。

每年冬季农闲时，知青们大多争取回北京与家人团聚。那时，我们在北京好歹还有个家，朵朵、点点在北京已经没有家了。她家七个孩子加父母本来一共九口人，爸爸妈妈和在清华读书的二哥猛猛三个被关进了监狱，朵朵、点点和了了三个分别在陕西和吉林下乡插队，大哥、大姐和二姐三个在外地工厂做工。组织上说，北京没有人，所以不必再安个家，就这样居然就没有家了！

那时在和平里住宅区有一幢五层居民楼，附近的人都叫它“黑帮楼”，因这里住着一些“黑帮”的家属而得名。点点回到北京，就落脚在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央党校校长林枫儿女们的家。林枫夫妇于1968年被捕入狱，家里当时只有十六七岁的女儿林京京带着九岁的妹妹，靠着每人每月25元的生活费，热情招待来客们的生活。

1970年，北京派来一批干部到延安管理北京知青。他们认为黑帮子女扎堆儿不利于思想改造，于是决定要把我们分散开。在杨家湾村与朵朵、点点一起插队的毛毛被调往了富县。听说还要把我和弟弟分开，调我去安沟公社的模范知青点。外村知青钟大陆（1957年被毛泽东点名批判的大右派钟惦棐的儿子）得到这个消息，赶紧跑来给我们通风报信。商量过后，唯一的对策就是咱惹不起，但躲得起，于是第二天我们就匆忙上路回北京了。过了三个月回到村里，再没人提这事了，算是躲过一难。后来，整个岳口大队3个自然村的知青就剩下我们姐弟两人，于是，我从张家巷迁到岳口村，与阿壮成了一个知青户。

1971年9月13日，林彪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我们心里都在暗暗期盼着中国的政坛是否会发生一些改变。

1972年，点点和她的姐弟们终于被允许到监狱探望妈妈、爸爸了！可以想见五年多杳无音信后的重逢，给点点一家人心中带来的欣喜与痛苦交集的感受。她这才看到父亲只能双手架拐才能站立行走。原来早在1967年他在被关押期间又不幸摔断了左腿，因未能得到及时治疗而无法痊愈，后将左小腿的下三分之一截肢，又将股骨头摘除，已经失去了健全的身躯。 

不久，总参机关在景山后街的军队大院里给点点家分配了两间住房，一家兄弟姐妹回到北京终于有了落脚之地。虽然还看不到未来的前景，但总算有了一线希望。……点点的脸上有了笑容，看上去心情好多了！

1970年6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开始试点招生。1971年，其它高等学校也开始陆续恢复招生，凡是劳动锻炼两年以上的初中毕业生就可以报名。因为陕北一次次召工，村里剩下的北京知青愈来愈少了，除了我们这些父母有问题的“黑五类”子弟，净剩下些刑满释放的小偷流氓了。1973年国务院发布文件，要招收表现好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上学。这让我们突发奇想，我们是否有机会上学了呢？

插队就是这点好，啥时想歇工、歇多久，自己说了算。多年没在北京过夏天了，1973那年，我们春耕结束就回到了北京；那时，朵朵已经办病退离开了延安。于是，我、阿壮、点点，还有新结识的朋友、在延安柳林公社插队的陈朝红决定，6月从北京出发回陕北赶考去！同行的还有朝红的哥哥陈大铁。这哥俩的父亲是原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厂长陈播，在文革中成了“走资派”，打倒后被关押起来。俗话说，“物以聚类、人以群分”，于是，我们这一群“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就结伴上路了。

路上，我们留了充裕的时间准备沿途去各处玩玩。第一站是登华山。

早就听说华山是道教圣地，古称西岳，与东岳泰山、中岳嵩山、北岳恒山、南岳衡山齐名称为中国著名的五岳。华山山形陡峭，奇峰利石，步步惊险。1949年，国民党一支部队百余人逃上华山，妄图凭借天险负隅顽抗作最后挣扎；解放军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攀上北峰，奇袭残匪，创造了神兵飞跃天堑、英雄智取华山的奇迹，所以一直想去亲眼看看。

华山脚下有个一机部重型局下属的黄河工程机械厂，半年前在陕北召了50名北京知青，我们黑家堡公社好几位熟悉的朋友都来了，包括谷政协（其父谷景生系开国少将、领导过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和新中国航天工作）、钟大陆……于是，上山前我们先到黄河厂落脚。

老朋友见面，分外高兴。听说我们要爬华山，大家七嘴八舌地向我们介绍山上最惊险、最刺激、最好玩的地方。那时，山上没有任何旅游餐饮接待，谷政协给我们买来一书包的大白馍，带到路上吃。第二天一早，按照众人指引的方向，我们一行就上路了。

那时的华山游人非常稀少。朝红带了一个照相机，我们很幸运地在旅途中留下了终生回味的照片。

登华山途中.左起: 我.阿壮.点点.大铁,朝红拍摄

由北峰南上，来到一条名为”苍龙岭”的山脊，长几十丈，宽仅2尺余，两旁是千丈绝壁。据说唐代大文学家韩愈游华山，好容易鼓足勇气爬到此处，见山路如此险绝，不禁大哭，把随身携带的书都抛下了山涧，故又名“韩愈投书处”。出发前点点的大哥小青哥就吓唬我们说，那里像鲤鱼背一样狭窄，要两腿骑在山脊爬过去，一不小心掉下去就是万丈深渊。好在两旁设有栏杆，扶着栏杆慢慢往前走，眼睛向前看就不觉得害怕了。

路上点点告诉我们，离京前她去探视父亲，说起要登华山，父亲说，全军“大比武”练兵时驻陝部队曾经组织过攀登华山，不走“自古华山一条路”，而是分十八路向山上攀登，据说还为此立了个碑。我们攀过苍龙岭又爬了一段山，果然在路旁看到一块不大的碑，写着解放军十八路攀登华山汇合处，验证了点点父亲的记忆。

一路上我们渴了喝山泉，饿了啃馒头。正琢磨着晚上怎么过夜呢，碰巧路上遇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和导演两人，认出了陈大铁哥俩，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朝红说，如果是在八一厂院里见面，现在对他家的人都避之不及，绝不会主动打招呼）。

原来，当年智取华山的老英雄解放后就在当地任县武装部长，领导民兵再登华山开展备战训练活动。八一厂为了配合宣传，计划拍摄一部老英雄重返华山的纪录片，需要一个华山云海的镜头，已经在山上守候好几天了。华山西峰顶有座道观，道士都不在了，驻扎着一个气象站，站上的工作人员只靠山下每周一次背篓上山送一次给养，所以没有条件接待外人。八一厂的人因为有公干，被允许住在气象站，靠他们说情，我们晚上也住进了气象站。

气象站是一座三层木质小楼，小楼里有一间会议室，会议桌是一张兵乓球台，我和点点就睡在球台上。旁边几乎整面墙都被紫红色帐幔遮蔽，真怕半夜跳出个白毛仙姑来，于是我壮着胆子，猛地拉开布帘，神龛里居然敬着一尊高大的毛主席半身塑像！真不知这么崎岖陡峭的山路，他们是怎么把这尊像抬到山顶的！这下，我们可以安心睡觉啦！

第二天一早，天气格外晴好，早餐后，我们继续向南峰和东峰进发了。

南峰海拔2154.9米，是华山最高主峰，也是五岳最高峰。登上南峰绝顶，在峰巅有一天然石凹，宽不盈尺，长约一米，可见仰承天露的一汪绿水，水面爬着些小昆虫，蓝天白云映在其中，得名”仰天池”。据说仰天池久旱不干、久涝不溢，是个至今无人能解开的谜。点点后来为它作诗一首： 

苦集霜与露，只为映天穹。

一抱虔诚水，落得养孽虫。

司徒乔水彩画：华山南峰仰天池

站在仰天池旁举目环视，青天若在咫尺，世界就在我们脚下。离仰天池几步远就是悬崖边缘，向前走只觉得两股战战，于是我们都趴在光滑的石头地上，向前匍匐爬行到悬崖边上，探头向下一望，但见千丈绝壁，直立如削，远处群山起伏，莽莽苍苍。

有一首民谣说，“华山落下寻尸首，就需山下寻洛州。”说的是若从这里掉下去，就要从华山所在的华阴县绕行几百里到洛南县去找回尸首啦！

我和点点在海拔2155米的华山南峰之巅,

感觉世界在我们脚下!

华山南峰东侧光溜溜的万仞绝壁上就是被誉为“华山第一天险”的长空栈道，已有700余年的历史。栈道上下皆是悬崖绝壁，点点和朝红在这里留下一张合影，点点在前肤色白，朝红在后肤色黑，后来我自己洗印这张照片时真是煞费苦心，曝光过度则朝红的脸黑得分不出五官，曝光过浅则点点的脸白得五官全无！

 点点和朝红一前一后在长空栈道上,

旁边就是万丈深渊!

游完华山上这些最好玩的景点，我们开始沿着曲折的小路下山，一路急行，却总是走不出山谷。总感到转过弯路就是山口了，可转过去前面又是一道山，正应了杨万里的诗句：

莫言下岭便无难，

赚得行人错喜欢。

政入万山围子里，

一山放出一山拦。

直到天色渐黑，每个人都精疲力尽，才望到了谷口，于是我们匆匆赶往火车站，乘车赶往西安。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又游览了临潼，在华清池舒舒服服地洗了个温泉浴，除去一身的疲惫与尘垢，还参观了西安事变的发生地捉蒋亭、半坡村遗址和西安碑林、兴庆公园。回到延安，我们又逛了杨家岭、枣园，登上宝塔山，一通拍照留影，之后才回村去赶考。

我和点点在延安杨家岭大礼堂合影

那时大学招生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四步法。我们回延安赶考的人都经过了前两步，但最终无一人被领导批准推荐入学，统统“落榜”。看来招收“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上学落实起来并不容易。好在我们都见识了太多的大风大浪， 经受了太多的打击刺激，听到落榜的事马上就淡然接受了！

陕北人把在山里劳动称为“受苦”，别提多贴切啦！

已经进入盛夏。我们依旧白天在山里受苦，晚上回到窑洞里自己做饭吃饭。三伏天在川地里给玉米锄草是件最难受的活儿，一人多高的玉米地里像蒸笼一样密不透风，浑身闷热，大汗淋漓，一起受苦的婆姨们索性脱光了上身。我们小女子不敢，可穿上长衣长裤太热，挽上袖子裤腿吧，玉米叶子锋利的边缘在胳膊、腿上割出一道道划痕，被汗水一洇火辣辣地刺痒难耐。

点点有时在杨家湾离岳口村不远的川地里干活，收了工就到我们姐弟俩的窑洞里串门聊天，吃完饭我们送她回村。 

从杨家湾流向岳口这一段延河，由西向东撞上一片石崖于是向南拐了一个弯，公路就修在河边这七、八米高的石崖上；河对岸是种满了玉米、高粱的一大片川地；公路与川地之间就是蜿蜒而过的延河。每年入夏，延河都经常发洪水，浩浩荡荡的洪水过后，清清的河水贴着河底温柔地流淌。

我们两村之间走公路要绕九十度的弯道，在洪水退去之后，从延河边走小路直插过去则近了很多。有一天送点点回村，我们决定走河边的小路。

那天月亮又大又圆，河面上洒满一层银光，波光粼粼，对面川地里一人多高的青纱帐在风中沙沙作响。好久没有洗澡游泳了，在地里劳作了一天，浑身又是土又是汗，走在石崖下，四周再没有其他人，忽然想下河洗个澡、游个泳。于是，点点坐在岸边给我放哨，我脱光了衣服就跳进了河里。

这里的河水齐腰深浅，脚下是被几场洪水洗刷得干干净净的光滑的石板，头顶一轮明月，深蓝色夜空的背景下是周边环绕的黑乎乎的大山、河流和庄稼地，夏风和熙地吹着，我在水里游来游去，清冽的河水像柔软的丝绸从两股间、从全身皮肤表面流过，第一次体会到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裸泳的感觉这么奇妙！

游泳后身上又凉快又舒服，我们沿着河滩继续向杨家湾走。突然，眼前有一只大王八从河里爬上来，在裸露的河滩上正在向河岸的土坡上快速移动。听老乡说过，这种动物很机警，平时就藏在河里的石缝间，它能感知到上游要发洪水，就赶紧上岸躲避。

于是，我赶紧跑了几步，一脚踏在鳖盖上，它立刻把头和四肢缩进鳖盖里。想起有人告诉过我，捉王八一定要抓它的屁股，否则被它咬住就不撒嘴，直到咬断为止。我摘下身上斜挎的绿帆布书包，我俩商量好，一个人把书包口撑开，另一人抓住它的屁股，喊声“预备—齐！”，把它塞进书包。一阵手忙脚乱，总算把它装进了挎包里，又怕它跑出来，于是抽下腰间的皮带，把书包困得结结实实。

想想很久没有尝过鲜美的王八肉了，心里高兴极了，和点点约好第二天晚上去岳口吃王八肉，我就赶紧一手提着裤腰，一手拎着装鳖的书包，兴高采烈地跑回岳口。刚爬上墹畔，离窑洞还老远就兴奋地喊起来，“阿壮，我们捉了一只大王八！”

进了窑洞，赶紧解开书包，把王八放进水缸里，定睛一看，个儿还真不小，足有六斤多！

第二天晚上，点点如约而至，我们吃着香嫩的王八肉，喝着鲜美的王八汤，美美地打了顿牙祭！

在延河里裸浴、路上捉鳖的那个美好月夜一直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就在那一年底，朝红被西安铁路运输学校录取了，成为一名电力机车司机。对点点爸爸的监禁也终于解除了，他被安排到福州去治疗腿伤。于是，点点调离陕北去福建陪伴她父亲，1975年她从福建进入上海的第二军医大学。同一年，我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进入西安医学院学习。我们最终都圆了上学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