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平 中国民间档案馆 2025-11-27 |转自北京之春
作为文革后中共党内推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与人权理念的启蒙先驱第一人，郭罗基先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2025年1月，美国溪流出版社推出《郭罗基访谈录——一生充当反对派》，上下两大卷，一百多万字。
如今，年轻一代对郭先生恐怕并不熟悉。如果用一句话评价他，我会说：郭罗基先生是文革后中共党内推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与人权理念的启蒙先驱第一人。
此前，郭先生在海外已经出了五本书：《共产党违法案纪实》（香港民主大学出版社，1997）、《论“依法治国”》（纽约民主亚洲基金会，2004）、《历史的漩涡——1957》（香港明报出版社，2007）、《新启蒙——历史的见证与省思》（香港晨钟书局，2010）、《“梁效”顾问冯友兰》（美国华忆出版社，2020）。我之所以给郭先生的每一本书都写书评，是因为我自以为对郭先生最了解，是因为我和郭先生有着深厚的情谊，另外也是因为我认为长期以来郭先生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与应有评价。
《郭罗基访谈录》的编者之一曹雅学，在采访一开始就请郭先生概括自己的一生。郭先生当即回答道：“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一生充当反对派”（上卷第1页）。这句话成了《郭罗基访谈录》的副标题。
郭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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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先生从小就是反对派，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反对国民党统治，然后是反对共产党统治，到海外后又是他参加的组织中国人权和独立中国作家笔会的某些负责人的反对派。
郭罗基1932年出生于江苏无锡，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没毕业就留校任教。
对于早年反对国民党统治，参加共产党和共产革命这一段历史，郭先生讲到了他的沉痛反思。他引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临终前的一句话：“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当年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郭先生说，“问题就出在我们投入的革命是暴力夺取政权。因为是暴力夺取政权，夺取政权以后，必然是用暴力来维护政权、运用政权”（上卷第37页）。
郭罗基在访谈录里详细地讲述了他如何从正统的共产党员变为党内的异议分子，又进而成为党外的反对派。其中，最值得我们了解的是，郭先生本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如何又成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先驱的呢？
郭先生讲到，1957年是他的人生分水岭。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郭先生被指为“右倾”。在此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郭先生都是奉命“整人”的，反右运动使他觉悟到政治迫害的错误。这就是自由主义的萌芽，即对那种残酷的政治迫害行为的反感。而这种反感又主要是来自一种人性的精神。郭先生同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同学沈元和雷光汉都说，郭罗基和别的党员不一样，很有人性。
自从觉悟到不能再整人，郭先生自己就成了被整者。过去，郭罗基每受批判都要检讨。1959年，他因为对大跃进的错误提出过批评意见，被指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又被迫检讨。1962年，大跃进遭到惨败，共产党搞了一次甄别平反运动。北大党委宣布郭先生在1959年的言论非但不是右倾机会主义，而且是完全正确的。郭先生并未感到得意，反而很难过。他想的是：既然我本来就是正确的，为什么要检讨？作了不应该检讨的检讨，这才是应该检讨的。从此，郭先生给自己规定了一条守则：决不在任何压力下作检讨，即便为此而吃苦受难。
再到文革，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事件与抗争，郭罗基对思想、言论和行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严密而透彻的思考，并且意识到，个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有必要划分一道界限，必须禁止权力侵犯个人领域，尤其是禁止侵犯思想的领域、言论的领域，也就是必须保护不同思想、不同意见，必须要有言论自由。
八九后流亡海外的四位自由化代表人物，左起：刘宾雁丶王若望丶郭罗基丶方励之。摄于1993年。如今，刘宾雁、王若望与方励之均已过世。图片来源：亚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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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郭先生思想演进过程中，他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主要的思想资源。这不足为奇，包括苏联、东欧等共产国家的第一代自由主义者很多人也是这样的。
在1975年至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北大有两人坚持不表态，不批邓。一位是北大校长、物理学家周培源，另一位是郭先生。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北大随即发生了一场反对“两个凡是”的民主运动。运动是北大的教师发起的，郭先生是三个“领头羊”之一。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就郭罗基的发言稿请示华国锋，华国锋说：“一定要把他压下去！”（上卷第330页）但是，郭先生的发言赢得北大师生的广泛赞同，也得到党内已经复出和正要复出的改革派赞同。于光远说他亲耳听邓小平说：“郭罗基是好样的！”（上卷第333页）这场运动取得成功，北大党委改组，北京市委检讨。
1977年11月，声誉鹊起的郭先生被推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郭先生在北京市第七届人代会上严肃批评北京市委，是中共建政以来人民代表问责政府之第一例——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例。
1978年，郭先生参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1979年1月，郭先生参加了理论务虚会。在这一年第3期《红旗》杂志上，郭罗基发表了著名文章《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
1979年6月，郭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谁之罪？》。这是探讨张志新案件的最著名的文章。张志新是中共党员，在文革后期发表言论，批判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质疑文化大革命，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关进监狱；在狱中张志新喊口号“打倒毛泽东”。辽宁省政法部门本来给张志新判处的是无期徒刑。时任辽宁省委常委、辽宁地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发话枪毙。临刑前，怕张志新呼喊“反动口号”，割断了张志新的喉咙。1979年3月，张志新平反昭雪，其事迹公诸媒体，引发强烈反应。在大量的纪念张志新的文章中，就以郭先生这篇《谁之罪？》流传最广，影响最大。作者虽未点毛泽东之名，但人们都知道这里的“谁”是谁。
1979年11月14日，郭先生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反对因言治罪，力倡言论自由，直击中共专制之要害；文章采用对话体，深入浅出，逻辑严谨，极有说服力。这篇文章先是在10月15日首发于内部刊物《未定稿》，人民日报则是在一个月后正式发表。
就在10月1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魏京生有期徒刑15年。11月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魏京生的上诉，做出终审判决。郭先生这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反对因言治罪的文章正赶上这样的时刻。当天下午，胡耀邦就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问：“你们发表郭罗基的文章是不是为魏京生辩护呀？”胡绩伟说：“这篇文章是9月份写的，那时魏京生还没有判刑，怎么谈得上为他辩护呀！”（上卷第480页）胡乔木拿这篇文章向邓小平告了状。邓小平后来在报告里说；“绝不允许宣传什么包括反革命分子在内的言论出版自由。”（上卷第486页）郭先生的宏文不胫而走，而郭先生的名字则被邓小平等打入另册。
郭先生写《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不是为魏京生辩护，而是针对所有的因言治罪。在1979年12月北京市第七届人代会第四次会议上，郭先生联合其他几位代表发表了一份声明，为魏京生进行辩护，同时为因散发和出售审理魏京生案的部分录音记录而被捕的刘青（民间刊物《四五论坛》负责人）进行辩护，向北京市检察院和法院提出严正的挑战。这在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郭罗基对魏京生有不少批评，但这丝毫无碍于他为魏京生的言论自由权利做公开辩护。
1981年夏天，郭先生以“马温”的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反对个人崇拜的文章。这篇文章事先交给胡耀邦看过，胡耀邦亲自写了回信。郭先生给我看过这封回信。平心而论，回信写得很不错，语气谦和友好，平等待人，还提出了几处修改意见，应该说，有些修改意见还是很中肯的。但这篇文章还是遭到中共保守派的深刻忌恨。不久，上面就发出调令，把郭罗基先生逐出京城。郭先生据理力争，很是顶了一阵子。当时上面有话：不走就开除出党，开除之后还是要走。1982年8月，郭先生被迫迁去南京。
当时我已与郭先生相识，便录下一首唐诗相赠：“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1993年，四个参加理论务虚会的自由化知识分子相聚在纽约。左起：孙长江、郭罗基、阮铭、张显扬。如今，孙长江、阮铭与张显扬均已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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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发天安门学潮。郭罗基说，他并不希望发生学潮。1988年以来，中国的和平演变相当迅速。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和北京的《经济学周报》实际上已成为自由化思潮的阵地。1988年5月，在北京饭店举行了一场“文化座谈会”，为翌年“五四”运动70周年作准备。郭先生以及不少多年来被整肃的自由化分子，连为胡耀邦陪绑的下台中宣部长朱厚泽，都出场了。1989年“五四”之前发生了政治风波，和平演变的进程为之中断。郭先生说：“如果可以选择，我宁要和平演变，不要政治风波。但政治风波不可选择地发生了，我决定参加进去”（下卷第196页）。
“六四”后，当局进行了全国范围的大清洗。南京大学党委秉承上意，以“党员重新登记”的名义，迫使党员人人过关，表态附和中央关于“六四”是“平暴”的结论。郭先生非但拒绝认错，而且“猖狂反扑”，“摔出三顶帽子：‘反党、反人民、反马克思主义’：‘党员重新登记’是反党；‘六四’事件是反人民；‘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反马克思主义”（下卷第214页）。郭先生在支部大会上发表《告别书》，这一长篇讲话引起很大反响。真正的勇士未必总是在形势顺利时冲得最远的人，但必是在恶浪袭来时屹立不退的人。伟大的人格有如火石，遭到的打击越强，迸出的光芒越亮。
郭先生被拒绝党员重新登记。接下来，郭先生的一个研究生因积极参加八九民运而被捕入狱“拘留审查”，郭先生给南京市政府发去抗议书要求放人。六四后被抓的研究生很多，但提出抗议的导师唯有郭罗基一个。再接下来，郭罗基被取消教授与博导资格，然后又被剥夺上讲台授课的资格。郭先生通过法院提出起诉，状告国家教委和南京大学党委，在万马齐喑的政治气候下犹如一声惊雷，首开1949年以来“民告官”之先河。
郭先生的思考和文章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他非常重视民运的策略问题。他对将近半个世纪来中国发生的历次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都从策略的角度进行过认真的分析和总结。郭先生强调合法斗争。他指出，“民主运动是合法的，暴力镇压才是非法的”；“是政府违法、共产党违法，人民要起来护法”。（下卷第226页）郭先生重视组织的作用，尤其重视那种在禁止民间结社的情况下，怎样开展那种未必有组织之名、但是有组织之实的组织活动，怎样以无形的组织形式规范有形的群众行动。他强调要注意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结合，要善于运用有进有退的策略。他指出了导致过去多次民主运动遭到失败的最常见的原因，即，“多数非激进的派别不能制约少数激进的派别，而激进的派别招致的后果却要全体承担”（上卷第389页）。谈到八九民运的失败，郭先生指出：“民主运动从暂时失败转化为最后胜利的第一个条件是承认失败，吸取教训”（下卷第200页）。郭先生说，要把“正义与非正义”和“正确与不正确”区分开来。我们做的事情是正义的，但这不等于我们的做法必定是正确的。我们的失败不证明我们做的事情不正义，但是它确实证明我们的做法有问题。我们必须吸取教训。
1992年5月，人在国内的郭罗基当选为海外人权组织“中国人权”的理事，是“中国人权”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位理事。11月，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作研究。1995年，任哈佛大学法学院资深研究员。2001年，郭罗基还参与了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的创建。在流亡海外期间，郭罗基应邀为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做评论，同时也在海外多家刊物上发表文章，共计约500篇，其中有许多关于人权与法治的系列文章。
左起：王艾、郭罗基、曹雅学。摄于2019年。图片来源：曹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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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访谈录》基于2019年曹雅学和王艾对郭先生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长达三天的访谈。那次访谈后，郭先生把采访的录音认真整理。为此，他小心核对事实，引证原文，查阅笔记和日记，还特地收录了一些原始文件，并且扩充了内容，把采访时被忽略或未展开的话题做了进一步的补充，一个字一个字打进电脑。
就在这段时间，郭先生又先后患上前列腺癌和肝癌。医生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大年纪的人长这么大的瘤子。郭先生从容应对，给朋友们的信中说，自己“像无事人一样，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然后，病情竟然得到控制。历时近五年，在92岁的高龄，郭先生交出了这部一百多万字的书稿，真是人间奇迹。
我相信，在未来中国的先贤祠里，一定会有郭罗基的名字。
（本文刊发时有删节。）
作者胡平，《北京之春》荣誉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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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访谈录》讨论会视频：
之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ye5BDl9WQ4
之二：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BUQCQzfTf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