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些年我跟友人禁不住会谈「最后一里路」，知道这把年纪了，也该面对死亡这个终极问题，况且我在三十年前就看到「黑洞」，也走过「死荫」之路，那便是我的「一条小路」，所以后来谈死，既没有恐惧，也不觉得晦气，然而读了北京罗点点的故事，觉得她作为一个医生，创办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帮助无数人面对生死，真乃功德无量，尤其是在中国这么一个崇尚长寿、迷信仙道的文明之中，更不要去说在当下集权者公开靠换器官延长寿命、狂言「突破一百五十岁」的污浊世态之下，从生到死，俨然都有权贵与吃瓜大众之分，而治病、临终甚至火葬场都要走后门，原本洞穿生死，靠智慧、哲学、伦理，但是现实世界浸淫于利益、谬误、铜臭，令人到死都不能逃遁。 】
「后悔﹑自责都没有用﹐简单靠宗教也逃避不了。」
傅伟勋白发森森﹐形容清瞿﹐话说得再干脆也没有﹕「你就得认下这笔帐﹐想哭就哭出来。能做的﹐唯有日日反省﹐如何为她减轻伤痛﹐日后如走得出来﹐再回头去问自己一句﹕承受的资格有没有﹖唉﹗现在对你说这些都还太早……。」
一个十月的夜里﹐他从费城那边过来看我。一年前他刚从死亡挣扎回来。他说的时候还分第一﹑第二﹑第三﹐仿佛在讲课﹐我后来逐条记在日记里了﹐可当时只是哭﹐一句都没听懂。尤其﹐我不懂他所说的「承受的资格有没有」这句话﹐他说这是托尔斯泰的话。后来﹐他又让他的博士生商戈令送过来他写的一本书﹕《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我读这本书如同与他再谈死亡。
不错﹐我认不下这笔帐﹐心里在琢磨｢逃｣。这是我的一个习惯。北京天安门学运刚一发生﹐我就躲到上海去了几天﹐后来见赵紫阳出来调解﹐学运似有平息的趋势﹐又返回北京﹐不料却卷入更深；待戒严令一出﹐还没等血溅长安街﹐我又早早离开了北京城…。逃到巴黎后我写过一篇文字﹐劈头一句就是﹕我大概是八九民这场运动的第一懦夫；北京话所谓「熊包」。这次﹐求神求佛都不灵﹐逃的本能幽幽的在不自觉中酝酿﹐麻乱的心思里竟还要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才把它托出。终于有一个意向浮起﹕康乃尔。那个山上的幽静学府﹐那些山腰里的碧湖﹐傅莉都很喜欢。我亦自作多情地想像胡适如何在那湖上泛舟……。
读书这件事﹐一向是我回避而傅莉逼我最甚者﹐她以为在海外流亡而不读书﹐纯属糟塌。选康乃尔是因为它出版了《河殇》英译本﹐译者理查‧包德曼先生当时也来陪我们﹐他就是康乃尔毕业的﹐在一所私立大学教中文。九三年夏天也是因为专程去访了康乃尔大学﹐第二天绕道水牛城﹐不料出了车祸。转眼傅莉跌入一片混沌中﹐守着她我忽然想去读康乃尔﹐并疯狂的开始申请。东亚系的冈恩教授邀我去谈一谈﹐包德曼先生立即为我在那里订了旅店。
此时已是严冬﹐冰天雪地﹐张郎郎开车送我去。车祸后我一度无法驾车﹐郎郎从北京回来﹐自愿当我的车夫﹐白天陪我在医院里﹐瞅空儿说句笑话逗逗傅莉；她最爱听他调侃﹐在轮椅上笑得直颠﹔晚上回家﹐郎郎卷个铺盖躺我家地毯﹐睡了半个多月。我俩撂下傅莉直奔康乃尔﹐来去两天一夜﹐郎郎一口气不肯歇﹐说怕傅莉见不到人着急。返程那晚﹐翻山越岭在雪夜里狂奔﹐我似睡非睡之中﹐忽听郎郎「哦—」了一声﹐见他一手撒开方向盘抓住胸口﹐车就晃起来……。
「怎么﹖」我惊醒过来。
「没事。到路边停一下。」说罢﹐他踩息火﹐趴在方向盘上十几分钟没吭气。缓过来﹐他才说﹕
「真玄。犯病了。」
郎郎「文革」十年大牢落了心脏病﹐出狱后安了启搏器﹐从此自嘲「没心没肺」。他来伴我度这暗黑的日子﹐没有宽慰﹐笑话也忍住﹐只是默默陪着。那十几个冬夜里﹐有一次从医院出来﹐他顺手拧开车里的音响﹐播起我塞在卡盘里的那首〈在那遥远的地方〉﹐听得我抽噎起来﹐他也只是把车静静停在路边﹐等我慢慢止息。
我自然是去不成康乃尔的。可等我醒转过来﹐才发现竟无一人劝阻我这疯狂的念头﹕包德曼先生替我填了申请表﹐还苦口婆心向校方解释我的英语经突击就能胜任﹔余英时和林培瑞（当初在北京帮过方励之夫妇的汉学家）两位教授给我写了推荐信﹐康乃尔的岗恩教授甚至为傅莉打听了医疗保险……。大家都清楚我是在逃﹐却都不忍心说破；陈淑平还说﹕去吧﹐就当进庙里去修行﹐也对得起傅莉了﹐她就想让你读书……。
可我和郎郎从康乃尔回来的第二天﹐医院一大早就来电话﹕傅莉早晨自己下床跌倒﹐摔破了头。郎郎一溜烟疾驶一路嘴里叨叨﹕可别再摔坏﹐可别﹗我坐在一旁心想﹕莫非她感觉到我要逃，下床来撵我？
很久，康乃尔的湖光都还在我梦中萦绕，我也练了许久托福。那都是下意识对伴随伤残之妻的一种否定，这否定还假借了她以往对我的深憾，仿佛是为了告慰于她。
然而，我却不敢直面现在的她，她瘫了。
对「死」的肤浅﹐是我很久才意识到的﹐它没有因为傅伟勋的指点而让我明白。又三年后的十月里，他走了﹐半个月后我才从一张旧报纸上得知。他专讲死亡的学问﹐很少有人比他更熟悉死这件事——不止那些普遍的经验﹑知识﹑信仰﹐不幸还在于他得拿自己去体验这门学问﹐可他还是走了。这个消息令我从未对一门学问如此失望过。我知道﹐死是死﹐学问是学问。同我谈过死亡的一个人的死﹐还是震撼的。直到今天，我也无法直面傅伟勋先生冷峻的目光﹕你就得认下这笔帐。
九三年。不是雨果那部小说﹐而是我的真实。墨西哥暖流与寒流交汇于美国东岸﹐是七十年未遇的暴风雪或冰雨﹐新泽西成了冰凌世界﹐高速公路镶上一层玻璃板﹐每天清晨我也要砸开裹在汽车上的一层冰盔甲﹐苏单还觉得好玩﹐用靴子去踹，车前盖上至今留着斑斑残痕。我诅咒九三年。我常常在漫天大雪中爬行﹐仿佛不知道要开到哪里去﹔夜幕下雨雪霏霏的那种时候，唯有一个歌声是有暖意的﹕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
一直通向迷茫的远方…… 。
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小曲﹐一个女中音唱的﹐我这个年龄的大陆人从小就会哼。她头一段还在唱「我要陪伴我的爱人上战场」﹐第二段唱的就是「我要救我爱人出那战场﹐」调子抑郁而茫然﹐十足俄罗斯式的忧愁味道。我让它爬梳着我的心绪﹐任车子在雪里颠簸。我的小路在哪里﹖毕竟也有了一条﹐而不是先前那样如同在悬崖上﹐前面只有深渊。
陪她重新长大一回﹐就是我的小路。从前的她﹐腰板直挺﹑胸有成竹﹑事无巨细地站在小路的这一端﹐我要到那一端再去找回她来﹐「曲曲弯弯细又长」很合我的心境﹐我其实看不见那一端；那里迷茫一片……。
——摘自《离魂历劫自序》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转自 作者脸书）
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