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中日关系一落千丈，很多人看傻了眼，似乎从来就不懂中共与日本的关系，这个政权抗战时期躲在延安作壁上观，然后下山摘桃，毛泽东也公开感谢日本帮了他；邓小平「韬光养晦」的第一个对象也是日本，六四后欧美制裁中国，当时只有东亚的日本捷足先登、大举投资中国，扶植这个因文革而至破产边缘的国家，然而日后经济起飞的中国，不仅不感恩一衣带水的日本，反而大国崛起、刺刀朝外，拿它作为民族主义的第一个对手，导致日本几十年的恐中氛围；如今，「大一统」成国策的北京、拿台湾做连任本钱的习近平，皆视日本为最大障碍，反日从国策到民族情绪，都燃到顶点，梳理这一路脉络，我写过一文《讲不好的「中日」故事》https://www.facebook.com/xiaokang.su/posts/pfbid0Tz7NaPh8Jr2ePP9orvSchw7fvQsUxaroctvDeo9XToXpLNZ7cebbq9796SSx1BoLl
而近年来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幼稚观念，也酿成今日苦果，还不要说，如今白宫里住的，是一个只懂交易不懂外交的大亨。 】
「柏林墙」才倒了二十年，人类也对「列宁式政党专制」陌生了。中国的专制，也在二十年里被几乎完整修复起来，世界当然不再认识它——模特儿组成的女兵方队，跟「暴力美学」都沾不上边，却是连人性意淫之本能也要利用，无人再能辨识其背后掩饰着的国家对社会超控能力的空前增强。面对这个怪物，先前所有的经验都不济事了，中国异议者大概要做一番前无古人的事业，从荆棘中去开辟自己的路径。
从柯林顿开始，洋人们就安慰中国异议者，只要中国肯做生意、进世贸，市场就会瓦解专制，可是后来的事态发展，却是中共成了洋人和西方的大老板——洋人挖掘的一个「陷阱」，没套住狼，却自己跌进那陷阱里去了；至于互联网能救中国，更是一个神话，虚拟空间的这个「灰色地带」，虽然有时杀声震天，但是「恶搞」到最后，竟是只剩下了一句「草泥马」的国骂，还被视为一个惊天杰作，令人怀疑究竟是想象力的穷尽，还是语言的穷尽？
「灰色地带」这个词，也令我想起刘晓波，那时他身陷囹圄整整两年了。 《○八宪章》没有「温和」出来一丝更多的空间，反倒试炼了胡锦涛「砍旗」、「掐死领袖」、「灭掉出头椽子」的策略——只抓刘晓波一人、放过其他签署人，毋宁是他的一种「温和」呢；或者，胡的意思乃是：我来给你们的「灰色地带」，添一条新的注解。
舞文弄墨可以拓展「社会空间」，也许是所谓「后极权」的一种错觉。东欧社会的历史经验，为这个向度提供了丰富的想像空间，也包括哈维尔的「无权者的权力」。但是最近这二十年，可能恰是中国专制者要向世界证明：「无权者」就是一丝权力都不会有的，「后极权」跟极权一样强大。他们是一群工程师，不跟你玩什么「前」「后」的文字游戏，那是邓小平对「姓资姓社」不感兴趣的一种新发展。倒是高耀洁揭露河南爱滋血祸，兹事体大，且涉及两位中央级官员，就是「十一」皆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李长春、李克强，因此就要追杀到底。
二○○九年岁尾，高耀洁医生由傅希秋牧师陪同，从德州米德兰来华盛顿D.C.,要到国会作证，揭露中国的「血祸」──那是又一个骇人听闻的「中国奇迹」：河南地方政府一九九二年把组织农民卖血当成第三产业，称河南有将近一亿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其中百分之一的人卖血，他们一年就可以有几亿元的利润，由此政府办血站、政府的各个医院办血站，就是一个简易的小房子，或者一台拖拉机，人就躺在血站里，变成了一台台造血机器，像一根根的管子一样，他们把这些卖血的人就叫「管子」，其操作简陋，把几个人的血液混杂在一起，分离取走其中的血浆，再把剩下的红细胞分成几份输回卖血者体内，由此为爱滋病毒提供了蔓延机会，只要一人带菌，就会迅速蔓延，而整个九十年代参与过卖血的可能有将近一千万人。这场「血祸」被高耀洁医生等几个有心人察觉揭露，立刻遭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残酷报复。
你说有多巧？在家乡郑州，傅莉家恰跟高医生一家，原是邻居、好友，她又想当医生，从小就崇拜「高姨」，谁知高医生到了华盛顿DC，就执意要来德拉瓦看我们，我一听就慌了，赶紧载上傅莉赴D.C.，好让她们娘儿俩见一面。高耀洁医生秘密出走美国，她在国内已经不能正常生活，被迫四处流浪期间，怀里揣着一颗毒药片，宁死也不愿落入员警手中。傅希秋形容，老人家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当年「六四」屠杀后，国内曾有一句戏言：精英不是在「里头」，就是在外头。如今刘晓波在「里头」，高医生到「外头」来了。中国这个地方，对于不同政见者，至今只有「里头」「外头」两种安置，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空间，这意味着体制外二十年的努力，并没有改变什么。往下观之，中国只要经济不坠，民间百姓尚能苟活，任你多么「温和」，也是「激进」。高耀洁尚不能见容于这个国家，何者又能？
「共产主义」的极权者，须臾之间就把「资本主义」的游戏，玩得烂熟；「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继承者，也快速地醒悟到，「法律」跟技术一样，不过是个中性的工具，拿来收拾反抗者，倒是一柄利器；极权社会之外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可以「洋为中用」的，即便人权、环保等「普世价值」，中国也如一只酱缸，将你化为脓血，吞噬净尽。美国已经在宣称「要向中国学习」，好莱坞的大制作也弄出「解放军拯救全人类」的科幻，甚至欧巴马的访华随员竟去拜谒毛堂，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
初夏，王丹的「青年中国」在华盛顿DC 聚会，我带上傅莉赶去，两天的台菜、烧烤、华盛顿故居、「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集会，行程紧凑，我都将傅莉留在旅馆里，靠一只手机联络，而她根本不会用它；午餐吃我备好的，晚餐等我捎回去给她，她安之若素，无一句怨言。
聚会众人则讨论变局，受过西方政治学训练的几位，比较各国转型，皆言在中国这个政权，只要人们一上街就垮掉，但是「上街」机制很暧昧，看不清楚，这种社会心理亦非研究所能窥得，只能等待，所以在「社会对决」之前，任何「圆桌会议」（政治协商）都不可能，而制宪和选举都是更晚一步的事情。最后一晚聊天，就陈光诚出逃发生争辩，在一个是最老牌的异议分子，与一个是最锐利的七零后之间，焦点则是异议者获得民间拥戴，还有没有权利选择自身安危而撤离，不过是在重复方励之的困境，陈光诚不愿留在中国充当中美协议的承担着，一如当年方励之不愿担当「中国的萨哈罗夫」，皆是无可奈何的。
归途中接李晓蓉电话，又去顺道会她，谈起此行种种，她却一言以蔽之：美国人都认为，中国人并不想推翻中共，这跟阿拉伯世界一比就很清楚：伊斯兰世界跟西方对立，有信仰与利益的双重冲突，西方人从来不认为阿拉伯会发生民主运动，结果中东茉莉花革命突起，却一下子推翻四个政权（突尼西亚、埃及、叶门、利比亚），全在意料之外；中国自八九后不再有民主意愿，所以邓小平说经济搞上了，大家就会忘掉天安门，是看中的。
六月中旬以来美国东岸进入酷夏，白天室外均华氏一百度以上，据说是一百零八年未有的高温，一天蒸热下来，本来冷爽的地下室也进八十度，至月底濒临大西洋各州晚间皆遭强烈暴风雨袭击，大面积停电，又正值热浪滚滚。一个雷鸣闪电的晚上，我在电话上跟普林斯顿的余英时先生聊北京正发生的薄熙来案，其间有许多隐而不显的因素，中共亦非旧日毛邓的结构和模式，尤以「太子党」最为叵测，无人知其盘根错节和染指军权的深度，所以变数丛生，又传北京百般搜索证据以证实薄曾欲离婚之意图，我推测胡温可能追究谷开来而从轻发落薄熙来，当时情形胡温尚未摆平周永康，坊间谣言纷起，倘若薄获解脱，则习接班成悬案，这个政权分裂了，十八大开不成了，倒是好事，但是余英时斩钉截铁说：「这是不可能的，中共要整人就整死，从来没有你说的从轻发落的做法，尤其薄案事关习近平的接班，非同小可。」十年之内习近平大国崛起、颟顸撒泼，余先生当年窥视历史洞若观火，从海外看大陆，撇开琐碎，直刺本质，料事如神。
那个夏天的另一感慨，是读芭芭拉•塔奇曼的《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她独辟蹊径诠释中国遭遇「共祸」，其偶然性竟在蒋介石的自尊心，不堪史迪威之霸凌，显示人事关系和人的性格有时候成为历史造因，超越更宏观与决定性的形势和力量对比，史蒋二人便是生动一例。他们关系的崩解，使罗斯福失去寄望中国（国民党）成为美国战胜日本的辅助力量（主要是陪美国消耗兵力），转而在雅尔塔请斯大林出兵中国东北，此一念之差，成为国民党失去大陆的决定瞬间，苏军占领东北，毛泽东派林彪出兵关外，又获得苏联巨大军援，国民党就输定了。西方制度文化下人皆率性，性格毕露，其被制度纠正多少，亦是迷蒙之处，若论蒋史公案，则中美制度文化原是南辕北辙，两人性格缺点皆被放大，又令两种制度的缺点亦被放大，此为毛泽东枭雄得逞之诀窍也，这个泼皮打败美蒋，便成就其「奇理斯玛」神话，又折服党内竞争者，构建绝对权威，便是中共六十年荒谬之由来。所以一个「醋性子乔」（Vinegar Joe）的坏脾气，亦成中国十几亿人一个世纪苦难的偶然造因。
塔奇曼另有一本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八月枪声》，读来真是享受，我忍不住再读她的「醋性子乔」，则已经在飞跃北极的长荣航班上，经阿拉斯加飞往台湾，那海岛又恰好是蒋介石惹了史迪威的悲凉归宿，我本是在飞机上读不了书的，可是注定了一个世纪的那个瞬间，也实在太迷人了。
史载蒋介石就是不肯将军事指挥权交给史迪威、魏德迈，已经是超越个人脾气的大误，太平洋战争美国从一个小岛瓜达尔卡纳尔，一路朝东杀过来，逐岛血战，称作「蛙跳」，战死十二万人，征服日本驻扎了四十六个师，这是千载难逢可在华建构民主秩序的契机，却被蒋的意气所耽误，麦克亚瑟只打了一场毫无意义的韩战，可谓二次大战后最不明智的战略，也造下一个血腥的二十世纪。
我带傅莉坐长荣去台湾，是二○一三年夏季七、八两个月，到台湾做驻市作家，且荣幸住进国际艺术村，位居市中心。夏季台湾湿热，白天毒日头下烤灼猛烈，又常来一场「午后雨」，晴天霹雳，蓝天烈日下可以炸雷阵阵，然后浓云密布，阴霾压头，随即暴雨如注，街市一派雨烟中，未几便收住，又是蓝天当空，我们在北美多年，从未尝过湿热，而这个岛的生活内容均在下午和夜里展开，上午则似醒非醒。三场文学聚谈（艺术村、诚品敦南、台北故事馆），一本新书《屠龙年代》校稿、看蓝图，以及出版茶叙和几家电台采访，促膝台湾乡土文学前辈尉天骢、在政大带研究生的西域史家张广达佳教授、台湾文学史家陈芳明、中研院副院长王泛森、诗人焦桐、新锐出版人颜泽雅、达赖喇嘛驻台湾代表达瓦等等俊杰，拜谒对我颇多相助的联合报创办人王惕吾墓冢，亦佳肴数度（红豆食府、一〇一八十五楼欣叶台菜馆、江浙菜馆朝天锅、吕桑食堂宜兰台菜、淮阳菜馆银翼餐厅），也在国家音乐馆听了一场交响乐，台北的生活档次已然是欧陆都市水准……
岛内社会其实已是历史最好状态，危机只在周边地缘政治的变幻，乃是背靠大洋、面对大陆的一个尴尬生存空间。东亚正处于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区域霸主的嬗变期，此消彼长的失重震荡，势必波及台湾脆弱的平衡，尤其两岸摩擦自八九以来不是减缓而是升级，台湾一时找不到大陆崛起中自己的定位，从国族认同到政经交往，无一不处在剧烈变动中。民进党的「台独党纲」面临严峻挑战，需要制定适宜的大陆政策替代，而国民党源于大陆的政权合法性，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必须在中美对决中明智选择其立场，端看它的领袖聪不聪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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