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24日，普京入侵乌克兰，举世震惊，给世界局势带来了深刻变化。俄乌战争充分表明，1985年启动的俄罗斯民主化转型并没有成功，这对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极具借鉴意义。如果让我在相关文献中选择一部最值得介绍的杰作，应该就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M.麦克福尔的《俄罗斯未竟的革命》。本文概略介绍这部杰作，以资参照。

《俄罗斯未竟的革命》 图/博客来

（一）全书要点

首先需要说明，1985年由戈尔巴乔夫发起的前苏联－俄罗斯的转型被普遍称作“民主转型”，这是有误导性的。笔者认为，俄罗斯的这一转型是政治、经济、社会和精神文化各领域的全面转型，政治领域的现代化转型——政治现代化——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民主化又仅仅是政治现代化的环节之一。不仅如此，仅就政治转型而言，“自由化”即法治、宪政、人权保障的创建也比“民主化”更重要、更基本、更关键。从现代化模式的角度说，苏联—俄罗斯的这一转型是从此前错误的现代化道路——法俄激进革命道路，向以英美为典范的主流现代化道路转型。但是约定俗成，也为了尊重原著，我还是沿用该书作者的说法，把这个转型称作民主转型。

这个“民主转型”的具体过程极为复杂，相关文献汗牛充栋，各家学说各执一词，要想理出头绪相当困难。为方便读者理解全貌，我先把对中国最有借鉴意义的要点概括提炼如下：

1 转型三阶段

麦克福尔教授把俄罗斯的民主转型分为三阶段：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1985—1991）；叶利钦第一阶段改革-俄罗斯第一共和国时期（1991.8—1993.11）；叶利钦第二阶段改革-俄罗斯第二共和国时期（1993—2000）。他认为前两阶段的改革是失败的，第三阶段才取得了不完全的成功。

该书是2001年出版的，所以没有谈及普京2000年继任总统后的情况。普京执掌大权的24年并没有触动前面三阶段转型奠定的基本制度，俄罗斯的社会和精神文化也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不妨说，普京只不过是把俄罗斯半途而废的转型遗留下来的恶发挥到了新高度罢了。

与世界各国作比较，中国与前苏联－俄罗斯最相似，因此，麦克福尔教授这部著作完全可以作为我们深入理解俄罗斯转型过程以及俄罗斯现状、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的一部杰作。

2 主要特征

麦克福尔用三个词概括俄罗斯民主转型的特征：拖拖拉拉，暴力，不完全：

 “俄罗斯的转型之路不仅漫长，而且充满对抗，时不时会有暴力冲突。”（麦

克福尔P.36）

但也要指出，俄罗斯转型中的暴力是低烈度的，远没有达到例如中国辛亥革命之后的军阀混战那种程度。

3 与其它国家的转型作比较

中国相关领域的研究者通常将俄罗斯的转型与东中欧前共产党国家的转型混为一谈并给以高度赞美，与此相反，麦克福尔在书中一再把两者作出区分，并给出了有说服力的解释，指出俄罗斯的转型相对失败、东中欧前共产党国家的转型则比较成功，而导致这一差别的主要原因是，苏联－俄罗斯的转型被迫同时解决三大改革议程——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国家统一，而东中欧前共产党国家则不存在国家统一问题。除此之外，国家规模与民主成功转型是负相关的，国家规模越大困难越大：

“同历史上以及其它后共产主义国家的转型相比较，苏联－俄罗斯转型中相互争执的改革议程要大得多和难以控制得多。”“在复杂性方面，比起波兰（更不要说西班牙），苏联－俄罗斯的领导者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他们必须应付这三种转型。除此之外，俄罗斯的巨大规模使得俄罗斯可以被称为20世纪后期最复杂的民主转型。”（同上，P.369，P.371）“罗斯托（D.Rustow）曾极力强调，在考虑能否向民主过渡之前，需要优先考虑界定政体边界问题，……一旦国家统一问题为大家不假思索地接受，它就成为解决民主问题的前提条件。反过来，这一论断也同样成立：当国家的边界还处于争论中，民主化显然是不可能的。”(P.8)  

还有，俄罗斯各界精英对改革缺乏基本共识，精英人物与普通大众更是立场相异，中东欧国家则要好得多——它们与欧洲联系更紧密；政权是外在的、被苏联强加的，不是内生的。

以上几条，都对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极具参考价值。

俄罗斯的转型与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即非西方非共产党国家）的民主转型差别更大。在经济、政治、国家统一三大转型中，后者基本上局限于政治转型，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在争议范围内；而且国家规模也比较小。此外，与超强专制的极权主义苏联几乎可以说是截然相反，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型的最大障碍是国家治理效能低下，甚至国家统一（国家创建）都还没有完成（比如黑非洲和阿富汗的酋长制部落社会）。

为数不少的中外幼稚民主派无视国家统一和国家治理效能的重要性，甚至完全搞反了，主张国家分裂、赞美封建割据。假如他们的主张成为主流，中华民族未来必将有一场巨大灾难（参见后文“民族自决权不是人权”）。他们对欧洲中世纪封建贵族制的赞美也流于肤浅片面，事实上英国的封建和欧陆国家的封建是有区别的，欧陆国家的典型封建并不有利于自由宪政发育，只有英国封建是幸运的例外，而它是建立在1066年诺曼征服创建的相对有效的国家统一治理基础上的，有学者把英国的封建称之为“半中央集权的封建制”，与19世纪后半叶国家统一之前的德国和意大利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不同，也不同于其余欧陆国家如法国和西班牙，要么从封建演变为王权专制，要么王权专制崩溃后长期陷于革命和动荡。

4 英雄创造历史

在结构—情境—行为体—个人这四个转型的主要相关因素当中，作者特别强调个人的作用，这向来被称为“英雄史观”。毋庸赘言，个人是在既定的政治-社会-经济-精神文化结构的约束下，对所处的当下情境以及与其它行为体的复杂博弈中作出反应和决断的，但麦克福尔认为，个人的作用是最具影响力的因素，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或8.19政变的主事者，这些个人的自主选择余地是很大的。

“英雄造史”并不是作者的主观偏见，客观事实就是如此。比如，假设没有8.19政变，“苏联有可能会以某种形式在今天依然存在。”（P.377）；又如，导致1993年10月叶利钦与议会的武装冲突的决策“是由（叶利钦）个人作出的，这种结果并不是不可避免的。”（P.378）

麦克福尔说，“假设没有8.19政变”如何如何，这在历史学中是允许的吗？换言之，历史可以假设吗？

所谓“历史”，包括史实、史研和史评；史实（历史记载）需要史家辨伪，从多种可能为真的历史记载中通过交叉比对，选择出最接近事实真相的那种可能性，而“可能”即假设。史研（历史研究）是提炼概括出史实中的因果关系， 而隐藏在史实表象之下的因果关系和规律性，无一例外，全都是以“反事实条件句”即“虚拟条件句”来表达的，科学的理论模型更是“假说-演绎体系”，离开假设，探究“所以然”因果关系的理论研究寸步难行。

因此，不妨说“历史就是假设”，所谓“历史不能假设”是从历史必然规律论推导而来的错误命题；或者，这一语句想要表达的内容，正确说法应该是：时间不会倒流，过去的历史不能改变。它与假设不假设毫无关系。

5 从极权向民主过渡的内在逻辑

此点至关紧要，请各位特别留意。

俄罗斯在民主转型之初，先是在旧政权内部出现了妥协派（改革派、中左派、鸽派）与强硬派（保守派、极左派、鹰派）的分野，体制外随之也分裂为温和派与激进派两大阵营：

“（体制外）温和派寻求与（体制内）妥协派协商谈判，通过形成一套新的民主规则来组织政治竞争以获得权力，激进派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协商谈判，而主张推翻旧制度。只有在妥协派与温和派竭力孤立强硬派与激进派，然后就新民主政体的基本原则进行协商的情况下，民主转型才是成功的。”(P.5) 

作者的论断与本文笔者向来主张的“促成中派的联盟”高度契合。顺便一提：1989年六四事件的悲剧结果，主要就是因为没有形成这种格局，学运在政治上太过幼稚，只知道对立二分、不知道区分体制内的改革派和极左派，没能与体制内改革派协商合作，结果事与愿违，客观上帮助极左派搞垮了改革派政府。

6 明确区分自由民主与选举民主

作者将俄罗斯转型后的不自由的民主称为“选举民主”，以区别于自由民主。这也就是本文笔者一贯强调的，一定要区分好民主即自由民主与坏民主即民粹民主；这也称为“民主质量”问题——好民主是高质量的民主，坏民主是质量低劣的民主。并不是如左派、社会主义者以及当下的美国民主党左翼等民粹民主派理解的那样，民主的范围和规模越广越好，参与民主的人数越多越好，民主越“完全彻底”越好。

麦克福尔大作的第九章题为“俄罗斯民主的质量”，开篇即讲：

“共产主义统治的终结并不紧接着民主统治的开始。比如俄罗斯就夹在了两者之间。那些有利于俄罗斯民主制度出现的因素不一定改善民主制度的质量。有利于产生选举民主基本游戏规则的因素也会导致非自由的制度。”（P.335）

显然，民主是有质量高低之分的，是应该区分自由民主和非自由民主的，而转型后俄罗斯的民主恰恰是低质量的，非自由的。作者断言转型后的俄罗斯“几乎所有领域都缺少自由。”(P.336) 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叶利钦创建的“超级总统制”令总统大权独揽，为普京的个人独裁铺平了道路（P.336）；

（2）苏联-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一贯排斥多党竞争，导致政党制度发育迟缓、混乱软弱（P.338）；

（3）苏联极权体制下公民自治自愿组织（NGO组织）被摧残殆尽，共产党的党文化与公民政治文化格格不入，致使公民文化和公民社会发育不良。199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9%的俄罗斯公民参加了NGO组织（P.343 & 353）；

（4）独立媒体一度兴起之后很快衰败，先是被财富寡头控制，随后被普京强力打压（P.346）；

（5）俄罗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法治传统，苏联的极权制度更是与法治根本敌对，法治观念文化缺位、司法不独立等许多因素使得法治迟迟不能推进（P.349）；

（6）法治缺位的恶果之一是国家治理效能低落，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政府寻租（“权力搅市场”）令腐败盛行，腐败成为市场经济健康发育的最大阻碍，俄罗斯的市场经济从经济改革之初就在往“黑手党经济”方向发展，“黑手党、保安公司和私人武装承担了保障个人安全的主要职责，这从根本上挑战了国家对使用武力的垄断”（P.348）；

（7）虽然制定了新宪法并且宪法规则基本上已经为各方政治-社会力量遵守，但这并不等于切实保障人权的分权制衡宪政的确立。运行良好的宪政需要具备许多前提条件，作者只提及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俄罗斯联邦制国家的权责划分不清：“阻碍俄罗斯民主巩固的最后一个制度因素，是在国家和次级国家机关之间（即中央与地方之间）缺乏明确的权责界限”（P.351），而这又与斯大林创立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关系密切（P.352）（详见《附录》）；

等等。

以上所述在在都证明了：民粹民主“很容易，小学生都会”；自由民主却很复杂、需要具备很多前提条件，因此难于创建却易于崩坏。非常不幸，好坏民主的区分恰恰是被当前西方的民主主流理论严重忽视、甚至完全曲解的，中国的情况更糟，更糟糕得多。我们很需要从上述七个方面与中国的具体国情一一对照，以俄罗斯为镜，防患于未然。

7 社会动员－群众运动不利于民主转型

改革的逻辑与革命的逻辑大相径庭，革命高度依赖社会动员－群众运动，改革则恰好相反：

“如果政治自由化在社会内点燃持续的大众动员，那么在旧体制的温和派领导人与社会上的温和派之间就更难达成协商，形成契约。这种情况下更容易产生的是革命而非协约式的过渡，而革命几乎不可能产生民主的结果。……在只涉及精英的过渡中，明白每个人的偏好以及估算每个人的权力分量都较为容易，而群众运动的权力格局较难估算，因为群众运动的集体行动能力通常是不可预测的。同样，一旦群众运动卷入，代表这些群体的领导人能否控制他们的追随者就更难说了。”（P.16）

以上1—7都是《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一书非常重要的要点，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下面（二）、（三）、（四）介绍俄罗斯民主转型三阶段的具体过程，夹叙夹议，很多是本文笔者的评论，不能由原著者负责，请读者阅读原著后加以区分，恕不一一注明。

（二）戈尔巴乔夫失败的改革（1985-1991）

作者明确指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了，失败的主要标志是，苏联旧体制崩溃了，但是1，没有创建出新体制；2，国家解体；3，戈自己下台。原因何在呢？

1 不改革也不会崩溃

首先要明确一点：如果根本不推行改革，苏联很可能不会崩溃，很可能在停滞和缓慢衰落中长期延续下去，逐渐沦为二流国家；因此美国的500多位苏联问题专家没有一个人预见到苏联解体就不足为奇了。是失控的改革导致政权崩溃、国家解体，正如伟大的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精彩总结所断言的那样（参阅拙作《周舵读书报告》之二十：再读《旧制度与大革命》），而这恰恰是西方研究者普遍忽视的，中国的研究者更不必谈。

作者的论证我不得不省略了，我想提醒读者思考类似的三个案例：古巴，朝鲜，委内瑞拉。古巴一个弹丸小国，就在美国大门口，被美国严厉制裁了六十多年，整个国家破败不堪，老百姓只能勉强糊口，很多人满腹怨言，政权却至今稳如泰山。朝鲜更不必说了，经济一塌糊涂，老百姓大批饿死，也没有一点将要崩溃的迹象。委内瑞拉的年通胀率高达惊人的一百万%，货币等同废纸，近三百万难民逃亡国外，美国也是一直在严厉制裁，怎么样了？马杜罗政权活得好好的。可见经济决定论是错误的，人民没饭吃不一定动摇专制政权，“不得民心”的政府未必倒台，因为“民心”是可以被统治者塑造的，而且一旦塑造成型就很难改变。

在极权国家做民意调查，结果几乎全都一样，人民对政府的满意度高达90%以上甚至100%。导致这种结果的因素非止一端，既有恐惧、不敢讲真话，更有无知和偏见。或许无知和偏见的占比更大——没有思想和言论自由，信息被封锁，不无知才奇怪。加上政府的宣传洗脑，那就不仅仅是无知而且是偏见。无知的头脑是空的，塞满偏见的头脑则不然，脑子里被政府塞进了一团乱麻，即便接触到新知也装不进去，甚至敌视、反感。而不满情绪和造反行动根本是两码事，少数觉悟者的不满并不会变为反政府的行动。

换言之，这种民调的高满意度很可能是真实的，并非因恐惧而说假话——看看绝大多数出国游历过的中国人的观感就不难理解了。

2 英雄史观

“大多数第三波民主化的文献将精英为新的政治制度而斗争置于阐释的中心”（P.41），麦克福尔认为，同样，苏联的改革也是戈尔巴乔夫一手造成。正如没有列宁就没有苏联的创建，没有戈尔巴乔夫就没有苏联的民主转型。这里没有人民群众什么事，准确说，人民群众是被大人物利用来创造历史的原材料。这么说真是够冷酷，但历史真相就是如此，没有什么理由认为历史真相符合“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论。

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改革？显而易见不是为了搞垮苏联，也不是为一己私利，或者为了他所归属的、把他推上台的那个苏联权贵集团的私利。更不是为了他自己的权力——极权主义制度已经令他大权在握，无可撼动。戈尔巴乔夫启动改革是为了他心中的理想，因为他怀抱雄心和责任感，不能再忍受苏联长期停滞和不断衰落的现状，尽管这现状完全符合他自己和苏共特权阶层的利益。

人是有价值观的，人与人是不同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党人是不同的，共产党的改革派和极左保守派也是不同的。激励人类从事伟大事业的伟大理想——无论其对错好坏——从来都是既不理性又非自私自利，而影响历史进程的最强有力因素恰恰是这些伟大理想，恰恰不是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算计。经济决定论是错误的，“自利理性人”假设只不过是一个方便建模的、极简到高度脱离实际的假设。

非常遗憾，目前绝大多数中外学者所使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几乎完全是理性主义—泛逻辑主义方法，严重忽视研究对象的非理性方面，如宗教和意识形态信仰，道德情感，价值观，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等等，由此得出许多荒唐可笑的结论（可参阅布莱恩・卡普兰《理性选民的神话》）。

不仅此也。如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所揭示的，人的需求和需求所促生的价值观是分层次的，低级需求满足后就会产生新的、更高级的需求。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并非历史首创，赫鲁晓夫等苏联最高领导层早就在斯大林死后开始了改革（他们不叫改革，叫“反对个人崇拜”或“解冻”），试问这些旧体制中的最大既得利益者为什么要改革？因为两个字——“安全”，因为在斯大林极权体制下，从社会最底层到最高层，没有一个人有安全感，人人生活在恐惧之中，而且——最讽刺的是——越是位居高层越没有安全，所以，最有改革动力的恰恰是如赫鲁晓夫这样的“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如此浅显的事实怎么会被众多的改革悲观者忽视，认定既得利益者不可能改革？简直匪夷所思。

但是，像戈尔巴乔夫这样大权在握的理想主义者，在苏共僵化腐朽的体制内是实实在在的一小撮，稀罕如凤毛麟角。因此，他们几乎没有社会基础，除了同样属于极少数、但变革主张大相径庭的“持不同政见者”之外，整个苏联没有什么人想改革、敢改革，而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又四分五裂并且对于改革的目标和路径认识得非常肤浅，甚至根本错误。比如“左派持不同政见者”麦德维杰夫兄弟，他们只是反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体制，目标是想要实现“列宁的理想，真正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初衷，所谓“新思维”实际上很接近他们的立场。“右翼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对苏联旧体制倒是彻底否定的，但他同样不了解西方自由民主的真谛，在转型过程中也没起什么作用。

3 戈尔巴乔夫外行混乱的改革

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必然失败吗？作为对照，邓小平的改革必然成功吗？并非如此。戈的处境和邓小平有很多不同，比如苏联没有经历过文革浩劫的强烈冲击，体制内外都缺乏改革动力；但他也有比邓小平有利的条件，比如他的权力受到的限制比邓小平少得多，有利于改革自上而下推进。但要细说谁的改革处境更有利，由于相关因素太多太复杂，社会科学又不可能做可控实验，所以是不会有定论的，争论一百年也不会有结果。

我们现在比较邓和戈的改革过程，可以看出戈的改革既外行又混乱，毫无章法——实在对不起了，“毫无章法”的意思是，完全符合“摸着石头过河”乱摸一气的“摸论”逻辑，差别只不过是，邓小平摸着了石头，戈尔巴乔夫却摸到了鳄鱼尾巴上。

很难说这差别是由于能力还是由于运气，或两者兼而有之，对此我也不想深究，再深究也同样不会有确切结论。但我们也一定不要忘记，我们这些后来者今天作比较研究、总结经验教训只不过是事后聪明罢了，如果把我们放在当事人的位置上，很可能我们的选择比他们更愚蠢。对历史人物作评价必须先定坐标系，时间、地点、对象、标准，没有设身处地的历史感，时间地点对象都不同却套用普遍性的抽象标准作评价，那是无意义的。苛责前人是容易的，但也是荒诞的，以今断古、苛责先人是种幼稚病。因此，用历史眼光看，“外行混乱”的评价并不切题。不管怎样，姑且就这么说吧。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过程事实上是怎样的。

与许多研究者的武断结论相反，和邓小平一样，戈也是从经济改革入手；也和中国经济改革初期一样，戈尔巴乔夫走的是前苏联时期匈牙利、捷克、波兰等东欧国家在计划经济框架内搞国企改革，“经济核算、提高效率”的路径。不同的是，我认为邓内心里对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无可救药、对市场经济的正面作用比戈认识得清楚很多，邓多次劝非洲国家“不要搞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自己都没有搞清楚”是发自内心的。至于为什么，可能与邓小平在法国的六年多亲身经历有关系。与邓小平不同，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满怀信心，他对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排斥与极左保守派没有什么区别：

“戈尔巴乔夫鼓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资本主义的劣根性”（P.44）。

观念决定行为，因此戈尔巴乔夫既没有对苏联的集体农庄实行中国式的“联产承包”私有化，也不可能走中国价格改革“双轨制”和企业改革的“增量改革”那条路——“增量改革”的意思是，不把希望寄托于国企改革，而是让民营企业、市场经济在计划经济的体制外发展起来，逐步替代国企的地位、成为经济主流，等到时机成熟，再彻底废除计划经济。民企发展的同时，中国的国企改革也在设法推进，但不寄予过高希望因此也不去大动，只作保守疗法，一直到1993年以后，朱镕基才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国企。

用学术语言说，“增量改革”就是“帕累托最优”；通俗地说，就是有人受益的同时无人受损。这条改革路径意义非凡；更重要的是，它对于政治改革同样适用——政治改革要想成功，虽然权贵既得利益集团非正义、甚至是非法攫取的利益令人痛恨，但也不得不尽可能让其利益不受损，以削弱改革的阻力。激进派却相反，道德至上，不但要清算一切既得利益，而且祈望改革者道德高尚、不计私利，宁可掉脑袋也要理想主义到底。这其实还是“党文化”、乌托邦，空头知识分子的通病（以上关于中俄改革的比较是我个人观点，与麦克福尔教授无涉）。

戈强推的经济改革很快碰壁，他意识到遭遇了保守势力的强大抵制。依照共产党人的思维惯性，他首先想到的对策就是两个字：集权，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到他这位伟大改革家手里，以强迫反对派就范。平心而论，这也不能算完全错误，靠强权推动现代化的成功先例并不少，台湾的蒋经国，南韩的朴正熙，新加坡的李光耀，等等。关键在于，这些成功先例全都是处在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强大影响之下，体制内外对西方文明的认知水平，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社会基础与西方的类似性亲和性，方方面面都与苏联斯大林模式差别巨大，很难作简单类比。 

无暇细说，只能提一句：亲西方发展中国家的威权主义—专制主义制度，和反西方的共产党极左的极权主义制度，尽管都不是自由民主，但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巨大差别，也因此它们的现代化转型遭遇的困难也有巨大差别（详见后文）。这是必须细分的，不细分的粗略论断无意义。

戈集权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清洗高层，大批撤换反改革的领导人。因为大权在握，他做得很成功，掌权不到一年就把党内高层领导更换了几乎一半。效果如何呢？毫无用处：

“作为一个整体的苏共并不接受他指派的改革领导者”（P.46）。

于是，戈不得已把政治改革提上了日程。关键转折点就此到来——戈采取了甩开不配合改革的苏共，转而采取了双重激进方针：启动社会动员，同时授予“橡皮图章议会”苏维埃以实质性权力，所谓“公开性”“激活人的因素”。与众多外行民主派对“公开性”的赞美相反，从此戈的改革就一路向“失控”步步演进，再也回不了头。

这和邓小平的改革路径不但不同而且背道而驰，倒是与毛泽东的五七年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动员堪有一比，但是，毛能控制住局势，戈却做不到。（注：毛1957年反右的初衷是，鉴于波匈事件的“官僚主义”教训动员体制外“帮助共产党整风”，并非“引蛇出洞”。引蛇出洞是闹出乱子后毛的自我辩护之词。）

“公开性”意味着放松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限制。理所当然，苏共统治的反人道罪行被大量揭露出来，激进反对派崛起，他们不但开始彻底否定旧体制，这固然是旧体制罪有应得，然而不幸的是，他们的批判矛头开始指向戈本人和他的改革，不配合、甚至反对戈尔巴乔夫改革路线的各种组织和街头运动雨后春笋般冒头。

与此同时，体制内的保守反改革势力被激进派刺激起来，极端激进和极端保守互相激发，政治—社会格局趋向两极化，政治社会分裂程度急剧升高；等等，所有这些，全都是戈不想看到的。他只是想利用党外的社会力量去冲击极端保守的共产党体制，根本没有丝毫意图要和这些越来越活跃的、形形色色的反改革激进派站在一起。想利用，又没有能力操控，于是一匹匹脱缰野马开始狂奔。

“公开性”、社会动员之后的第二步，是赋予橡皮图章苏维埃实实在在的立法权（苏维埃是俄文“代表会议”的音译，相当于中国的人大）。也和“公开性”一样，逻辑上这一步无比正确，事实上却事与愿违，被戈激活的苏维埃很快成为反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权力中心，形形色色互不相容的政治—社会力量混乱角逐的大舞台，其主要效果，就是让极端主义的苏共政治文化（“党文化”）浮上水面，得到了充分展示、发育和强化的绝好机会。

戈的第三招，是创立总统制。这也是按照甩开苏共、另立权力中心以利于戈尔巴乔夫个人集权的思路所做的设计，而且和前面两招一样草率仓促，既没有经过周密思考，没有预测过可能导致的后果并事先做好准备，更没有形成任何体制内外的共识，完全是戈一人拍脑袋拍出来的。后来叶利钦的“超级总统制”和普京的个人独裁，应该说至少一部分是由戈铺平了道路。

戈尔巴乔夫没有认识到，在苏联的旧体制下，“是党而不是国家起着维持该体系的粘合剂作用。随着党的权力开始衰退，该体系中的各级行为体一起背叛了纵向的权威……在高层权威变得模糊不清之后，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国家之一的苏联以惊人的速度崩溃了。”（P.66）

戈甩开苏共推行改革，催生出体制外大量新政治行为体的同时，改革议程的争议范围随之迅速扩大，经济、政治和国家统一三重争端一起爆发，苏共高层也随之分裂并且把分裂向下、向外层层传递：

“最终，各种政治行为体的改革偏好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初衷迥然相异。……这些激进的和保守的新势力破坏了戈尔巴乔夫最初的改革计划而导致了苏联的瓦解。”（P.67）

戈尔巴乔夫外行混乱改革的整个发展历程，就是这样按照参与动员→多元行为体涌现→混乱失序→体制内外的极端派崛起→暴力冲突→失控崩溃的内在逻辑，一步步走到了终点。

1990年5月，叶利钦在被戈尔巴乔夫激活的俄罗斯第一届苏维埃选举中险胜（俄罗斯当时还是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之一）：

“在赢得这一权位之后不久，叶利钦及其盟友开始扩大反戈尔巴乔夫和反苏联政府的政治斗争，宣称戈及其政权对改革不再起促进作用，反而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绊脚石。……他们要进行更激进的改革。”

叶利钦渴求对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的国家主权，而“苏维埃选举赋予了他们将俄罗斯从苏联独立出来的权限。”(P.91) 

时隔仅两月，1990年7月，俄罗斯苏维埃以压倒多数投票宣布俄罗斯独立，其它加盟共和国迅速跟进，苏联解体已经迫在眉睫。

与此同时，民主派开始出现分裂而保守派开始集结，极左的俄共与坚决维护苏联统一的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结合，久加诺夫与日里诺夫斯基结成“红-褐联盟”（红色是共产主义，褐色是法西斯主义），而戈尔巴乔夫没有站到亲西方自由派一边，而是选择与保守派结盟，对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民族独立运动实行武装干涉，导致14人死于暴乱，数百人受伤。

然而尽管如此，保守势力并不认同戈：

“一种无政府的感觉席卷了整个苏联。在苏联混乱不堪的最后一年间，意识形态的分野在几乎每个问题领域都变得明显起来，然而，没有什么比国家边界的分割和在苏联国家内部将主权移交给下级这两个问题更为事关重大。”（P.100）

“国家边界的分割和在苏联国家内部将主权移交给下级”就是国家分裂、民族独立的意思，于是波罗的海三国和乌克兰、亚美尼亚、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加盟共和国先后宣布独立。

在这一片混乱当中，戈尔巴乔夫极力想要保全苏联，经过百般努力，他和叶利钦以及其它共和国的9位领导人签署了“9+1协定”，准备仿照美国联邦制的样板，重新协商一个新联盟条约，签署时间定在1991年8月20号。

然而——戈尔巴乔夫真是倒霉透顶——保守势力抢在条约签署前一天发动了政变，结果众所周知，在叶利钦领导的强有力抵抗下，军队拒绝执行政变当局暴力镇压的命令，政变失败，苏共被禁，苏联解体，1991年圣诞夜，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黯然下台，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入主克里姆林宫。

中共反改革的保守势力出于自身私利对苏联解体痛心疾首，他们将苏联解体完全归咎于戈尔巴乔夫，但这不是事实，至少不是全部事实。只能说，戈的外行混乱改革导致的失控使得苏联有可能解体，但以新的联邦制保全苏联也是可能的，是极左保守势力的8.19政变使得保全苏联国家统一的希望彻底破灭。

至于说苏联解体是好还是坏，那是另一回事。至少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而言，苏联解体是天大的好事，我们应该好好感谢发动8.19政变的那群混账东西。不少中国人因苏联解体痛心疾首，这是什么逻辑？是糊涂，还是坏？或者既糊涂又坏？

（三）同样外行混乱的叶利钦第一阶段改革（1991.8—1993.11）

8.19政变失败后，叶利钦如愿以偿，俄罗斯民主派经历了一个欣快时刻，“西方的反应更为欣喜，报纸头栏标题宣告“奴役终结，千年独裁被推翻””（P.133）然而好景不长，出乎任何人意料之外的苦难生活接踵而至：

“下一步该做什么？所有的革命都证明，推翻一种社会政治制度要比建立一种新秩序来得容易。虽然1991年8月可能标志着共产党统治和几个月后苏联国家的终结，但何种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社会模式能够或者应该填补空白仍然是未知数，即使国家的边界也在未定之中。”（P.134）

“此时的叶利钦看来是无敌的”，“叶利钦看起来拥有一切自由，只要他愿意，他就能任意设计一种制度。”（P.166）他可以利用机会建立个人独裁，但“也可以采取措施来巩固一个民主政体。他可以废除前苏联的所有制度，采用一部新宪法，使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以及联邦与地区之间的分权法典化，召集新的选举来促进多党制的发展。”“但是，叶利钦却没有采取这两种策略。更确切地说，他对建立一个治理俄罗斯的新政治制度关注甚少。”（P.139）

那么，叶利钦关注什么，他的优先事项是什么呢？巩固俄罗斯的独立以及经济改革。叶利钦新政府模模糊糊的改革顺序是：确定独联体的国家边界以便巩固俄罗斯的独立→经济改革→重建民主政体。他们相信这是可控的。第一步走得比较顺利，到第二步经济改革则不然，蠢棋一步蠢似一步，说是“灾难性的”也不过分。

自从1988年戈尔巴乔夫启动政治改革以来，经济改革被忽视：

“到了1991年8月，这种无所作为带来的经济代价已经非常巨大”，“要求激进经济改革的公众舆论迅速发展起来”。（P.151）

经过几番犹豫，叶利钦出人意料地选择了盖达尔团队的“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也称为“大爆炸”战略big bang strategy（这被称作所谓“新自由主义”，它是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改革主张，与英国传统的、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即古典自由主义或保守自由主义没有关系，请勿混淆）：

“没有多少人明白盖达尔计划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因为俄罗斯已经有70年没有经历过市场体制了，要指望人们一下子理解供给与需求、预算赤字与通货膨胀、贸易与货币贬值之间的关系是不现实的。另外，大多数人——政府内部和社会人士——都期望立竿见影，叶利钦本人也承诺年底就有经济上的起色。”叶利钦公开宣布，“（经济）改革的日子对我们来说将会是艰难的，但这一时期不会太长久，我们讲的是，6到8个月时间。”（P.153）

6到8个月！比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昙花一现的“500天计划”还要短得多。盖达尔的美国顾问，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大力鼓吹休克疗法时有一句名言：“你不可能分两步跨过一条沟”，然而他似乎没有想过，如果沟很宽，你要先量一量你的腿够不够长。

休克疗法遭遇惨败，经济危机全面爆发。国企私有化把财富集中到了极少数由旧制度下的党政官僚摇身一变，一夜之间变成新制度下的“企业家”、经济和金融寡头手里，广大人民群众却一贫如洗，终生积蓄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改革进展到这个阶段，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利益所在，彻底转变为改革的促进派、新体制的最大获益者。

在各方强大的反对下，叶利钦被迫在1992年底解除了盖达尔的总理职务，以保守派切尔诺梅尔金取而代之。

为什么萨克斯的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成功了，却在俄罗斯遭到惨败？麦克福尔解释说，“在寻求创建一个新的、同民主政体相符的制度环境时，俄罗斯领导人很少能从苏联体制中找到可以利用的相关制度。在拉美、南欧甚至中东欧的民主转型中，被威权主义统治所压制的原有的民主制度只是被再次激活，这是一个比建立新制度要有效得多的过程。然而，俄罗斯领导人没有这样的制度可以拿来重新使用。”（P.166）“与已经对中东欧转型作出贡献的那些市场经济提倡者不同，俄罗斯自由市场的鼓吹者在改革启动时只占少数。”（P.179）

在制度学派的概念中，这叫作“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通俗地说，就是旧制度旧思想的强大惯性抵制变革。我不得不再次强调：政治外行们把俄罗斯（以及未来中国）的民主转型与拉美、南欧甚至中东欧的民主转型混为一谈，是要惹出大祸的。

对于经济改革，叶利钦新政府搞砸了，体制外的民主派一边又是什么情形呢？很不幸，在那个时期，俄罗斯的民主派（包括右翼的自由派和左翼的社会民主派）无论在议会内还是在社会上都是少数。而除了叶利钦之外，盖达尔的休克疗法只得到民主派当中的一部分人即右翼的自由主义者的支持，另一部分民主派——中左的社会民主派则立场摇摆。议会里的多数席位由敌视市场经济的共产党人和民族主义者的红-褐联盟占据，社会上反对“大爆炸”激进经济改革的多数人在副总统鲁茨科伊的领导下与议会主席哈斯布拉托夫结盟，立场处于民主派与红-褐联盟之间的中间派“公民联盟”虽然支持私有制市场经济，但也反对休克疗法。

总而言之，市场经济的支持者在俄罗斯是极少数，“当大多数东欧国家已经在讨论应该采用哪种资本主义形态时，俄罗斯却还在争论要不要私有制市场经济”。

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争议就更加混乱。共产党人和民族主义者根本反对自由民主，而改革派内部也四分五裂，一部分人主张威权主义政体，以便推进市场经济；大部分人相反，大力批判叶利钦的威权主义倾向。

在8.19政变失败短暂的沉寂之后，反对苏联解体的意见开始壮大，历次公投的结果表明，反对解散苏联的人接近绝对多数。民主派由于支持苏联解体、赞成休克疗法而迅速失去多数民意支持而走向消亡，而“新的共产党组织、运动和阵线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休克疗法为重新组织和动员共产主义忠诚人士提供了最显著的机会。”（P.189）。

“民主派由于支持苏联解体、赞成休克疗法而迅速失去多数民意支持而走向消亡”，这件事实很值得中国各界改革精英深思！

1992年2月和同年6月，共产党组织的大规模示威游行遭到叶利钦当局暴力镇压，进一步动员起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同情者。1992年11月，宪法法院对共产党活动家重审叶利钦禁共令的申诉作出最终裁决：

“法庭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党和其高级领导层是有罪的，但其普通成员无罪。”“判决点燃了全面复苏统一的俄罗斯共产主义政党的运动。”1993年2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总共651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代表了全国新注册的近50万名共产党员，使得俄共成为俄罗斯最大的政党。几乎所有8.19政变的主犯都参加了会议。（注：虽然宪法法院判决他们有罪，但并没有落实为刑事法庭的违法判决。）”“久加诺夫当选主席巩固了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日益增长的联盟。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虽然社会民主党人为会议举行做了许多组织工作，但他们还是没有被选入领导层。与东欧国家不同的是，俄共没有向社会民主党演变，反而日益变得民族主义化。……而一些最有影响力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实际上是从民主运动中产生的。”（P.190）

叶利钦新政府既激进又外行，民主派四分五裂，俄罗斯共产党不但没有向社会民主主义良性变革，反而与极端民族主义者结盟，变得越来越民族主义化亦即法西斯化，而这些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势力恰恰是混乱无序的民主化的产物……，同样，形成这种政治—社会力量格局的深层原因很值得中国各界精英认真思考！

我们有可能干得更出色吗？对不起了，我对此毫无信心。绝大多数中国各界精英（尤其是激进精英）既不读书，也不思考；既不学习理论，也不研究个案；对于实现现代化的理论细节和可行性实操方案一无所知，比如：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化是如何产生的？我们为什么要现代化？现代化是怎样向全球传播的？世界各国的现代化道路是怎么走的？我国的现代化道路是怎么走的、未来又应该怎么走？等等，不但一无所知而且充斥着各种歪曲和偏见；哪怕是其中的“最先进”分子，也只是拿着几条民主和自由的笼统原则当作大旗挥舞，通常就是三条：立即推行新闻自由＋多党制＋全民普选，然后，就雄心勃勃地巴望着时机到来，去充当“创造历史”的大英雄。

另一个政治体制方面的重大争议是：究竟采纳总统制，还是议会制？俄罗斯议会多数代表支持议会制，叶利钦及其盟友力挺总统制。于是，总统和议会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

“1993年10月4日，发生在总统和议会之间的内战结束了。……数百人死于战斗中。”（P.208）“1993年秋，俄罗斯第一共和国走到了尽头。叶利钦的改革同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一样，没有能够通过和平的、民主的方式来建立一个解决政治争端的机制，其结果都是：政治分化、对立，最终是武装冲突。”（P.209）

（四）半成功的叶利钦第二阶段改革（1993—2000）

在1993年10月事件中，虽然叶利钦以暴力压服了议会，但它却标志着俄罗斯第一共和国的失败，民众不再对民主前景保持乐观：

“当民主政府不再以民主的方式行事，它会失去社会合法性，转而阻碍民主制度的巩固和深化。”（P.227）“俄罗斯和西方的许多评论家都认为叶利钦新政权是独裁政权。……这有点言过其实……随着叶利钦及其盟友以暴力击败了敌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现在结束了。……如果说戈尔巴乔夫时代的结束解决了领土争端，那么俄罗斯第一共和国的终结结束了关于经济制度的争论。……改革议程中最后的重大问题就是政治改革。”（P.229）

1993年8月，一个制宪会议组成，开始按照叶利钦的现实需要并参考西方的制度匆忙草率地起草新宪法：

“这些宪法设计者是在回应一个具体和现时的政治事态。……这种对当前政治环境作出的回应通常是新制度设计的推动力，”“许多制度设计的变化不是被设计出来的，它们通常是因为眼光短浅的人对他们或多或少所觉察的短期需要的反应。”（P.233）

如果拿美国的制宪作对比，可以看到三点明显的不同：第一，美国有着从英国继承而来的长达数百年的宪政法治传统以及北美13州殖民地州宪的成功实践，而俄罗斯几乎完全空白；第二，美国五十余名制宪先贤都是兼具渊博学识和实践经验的内行老手，俄罗斯的制宪者正相反，他们头脑里塞满马克思主义的偏见，对于现代国家治理既见识浅薄又毫无经验；第三，在美国制宪时期，民粹民主派是极少数，对制宪没有什么影响，俄罗斯的制宪则不然，民粹民主已经大行其道，几乎已经成为民主思想理论的主流；……种种不利，俄罗斯转型后的民主制度被“路径锁死”为非自由的选举民主、而不是自由民主，也就毫不奇怪了。想象一下，我们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在类似情况下会表现得更好吗？我以为不言自明。

俄罗斯新宪法在全民公投中勉强过关后，民主选举按期举行而且大体上作弊不算严重，一直延续到普京的独裁统治时期。判定普京独裁统治的证据数不胜数，一个最近的明显例证是，侵略乌克兰的决定连普京在内只有四个人知情。而普京是长期以来获得超过60-70%甚至更高的民意支持的，许多人对此无法理解，那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区分好民主和坏民主。

多数民意真心支持独裁统治，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所谓“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不过是一则令民主原教旨主义者宽慰、却令民主化进程遭殃的神话故事。人民和人民是不一样的，民意和民意不是一回事，多数人民的统治完全可能成为最恐怖、最难纠正的专制。

现代文明国家治理的关键不是“谁统治”，任何人——无论是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全都不配统治，而是“如何统治”，只有能够切实保障人权的正义良法、经由分权制衡的宪政来统治，国家治理才能真正符合每一个人的长远根本利益，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叶利钦经过反复较量陆续战胜了他的所有对手，这些对手知道自己如果采取对抗行动没有胜算，因而不得不遵守这部宪法制定的规则。另一方面，宪法本身的种种缺陷和漏洞也就此被路径锁死，俄罗斯很不完善的寡头垄断的市场经济、脆弱的法治、软弱无力的政党政治、欠发育的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总统独揽大权的“超级总统制”、黑手党横行的半自由半民主，等等麦克福尔所定义的“选举民主”（“选举至上的民主”）、而非自由民主，从此确定下来。

以高标准衡量，俄罗斯的民主转型是失败的，但“制度崩溃和内战都没有发生，这已经是重大成就了。”（P.277），宽厚些评价，俄罗斯的转型也可算是“半成功”。尽管怀念斯大林和苏联时代的人数在增长，但愿意回到苏联旧体制的民意毕竟一直不是主流。

细节容我不赘述了，有兴趣的读者请读原著。

（五）俄罗斯转型对中国的启示

虽然不存在全人类普遍适用的所谓“历史必然规律”，但是，历史进程中是包含一些不那么宏大的规律性因果关系的，所以，他人和别国的历史经验对我们具有参考价值，“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下面结合俄罗斯转型的经验教训进一步谈谈我对中国未来政治改革的若干思考。

1 俄罗斯是我们最好的借鉴

由于中国与俄罗斯相似度最高，所以比起东欧国家和非共产党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俄罗斯的转型对我们更具借鉴意义，不加细分，把中俄、东欧、非共产党国家这三类国家的民主转型一体看待是会误导人的。

俄罗斯的转型虽然没有完全成功，普京发动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尤其凸显了俄罗斯转型的失败，但是，俄罗斯毕竟已经成为一个半自由半民主国家，它的转型总体而言走在了中国的前面，证明了自由民主对于中国不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中俄两国的转型比东欧国家和非共产党国家面临的问题更大、更复杂，转型的路途也会更坎坷漫长，期望过高也是不现实的。不改革死路一条，激进革命更是死路一条，我们只能勉为其难，毫不动摇地坚持促进体制内外的温和派、中左派和中右派的联盟，共同推进渐进、有序、可控的全面改革。

中华振兴是当前中华民族的共识，“最大公约数”，反对中华振兴的人是极少数，他们不可能有政治前途。但是，中华振兴只是主观愿望，关键在于中华如何才能振兴？答案是：中华振兴与实现经济、政治、社会、精神文化各领域的全面现代化，与“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从经济改革推进到政治改革和意识形态改革，这三件事是一回事。只有这个“三位一体”的选择是最大公约数，有可能获得最广泛的支持，成为未来转型的主导力量。

2 高度警惕国家分裂的危害

在麦克福尔所概括的“三大转型议程”中，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基本完成，这是优越于俄罗斯的方面。中国将要面临的难题，是在政治改革的同时避免国家分裂；或者说，需要先解决所谓“少数民族区域自治”问题。而这又牵涉到两个重大问题：一，否定民族自决权、宪法规定不允许民族分裂独立；二，取消以民族划界的集中居住、改为多民族混居。“少数民族区域自治”不能再延续，而“同化”是强迫少数民族同化于主体民族，这是反人权、反自由的专制主义，也不可行，最优选择是“融合”，通过自由平等的贸易、交流、混居、通婚，逐渐消弭民族隔阂，当代的美国，历史传统上的中国都是这么做的，都取得了成功。

3 自由优先，民主居次

绝大多数西方人惯于把自由和民主混为一谈，统称为“民主”，但自由和民主并不是一回事；不但不是一回事，而且两者之间存在永恒冲突，由此“民主”就有了好民主-自由民主与坏民主-民粹民主之别。现代自由民主的国家治理，从历史演变角度看，是先自由后民主；从内在逻辑看，是自由为皮、民主为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个人自由和人权保障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价值目标，分权制衡的宪政和法治是保障自由得以落实的基本制度，而其它项目如民主选举、公民社会、多党竞争、言论自由、独立媒体等等都是操作细节，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皮与毛一定要区分清楚。

周舵  2024.3.22.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