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莫迪 图/ABC News
2005 年，美国依据《国际宗教自由法》，以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莫迪涉嫌与该邦的大规模宗教暴乱有关联、未有效制止暴力为由，拒绝向其发放签证并撤销已有的签证，禁止其入境美国，2014年莫迪当选印度总理后，美国为维护美印关系，该禁令才取消。莫迪的所作所为近来似乎越来越背离了民主的基本原则，站到了印度教极端主义一边，但印度还是被西方舆论誉为“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而广受欢迎。这是怎么回事？印度的民主对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即中国语境中的“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化是其中的环节之一）又有哪些借鉴意义呢？本文拟就印度这一个案对政治现代化展开讨论。
全文共分三部分，（一）对“历史不能假设”这个流行论断的批评；（二）界定“什么是民主”即民主应该如何定义；（三）印度民主例外论：介绍包刚升教授《民主崩溃的政治学》一书对印度的民主个案所作的精彩分析，其中也包涵了本文笔者的若干研究成果。
历史不能假设吗？
评价印度的民主，一个重要维度是制度绩效，而要比较印度和中国的制度绩效，方法和结论都必须建立在假设基础上，即，“如果印度没有民主制度”或者“如果印度建立起中国式制度”，绩效是否更高？没有这个历史假设，整个研究都无从进行。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讨论“历史能不能假设”。这是必不可少的方法论基础。
我们之所以需要科学，不仅仅是为了认知，更重要的是为了指导我们的实践。而我们所有的实践行为全都要着眼于一个尚未发生的将来的情况，依赖普遍定律即规律——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思维规律——来作假设：如果我们如此行为的话，将来会发生什么情况？
普遍定律即规律又分为必然规律和或然规律（概率性规律）。必然性的自然规律是一个全称陈述，“凡是……全都会……”；“凡是”的意思是“全部”和“不受限制”。比如波普尔所举的著名的“黑天鹅”的例子：“凡是天鹅都是白色的”，这在1700年之前被认为是不会错误的真理，直到在澳洲发现了黑天鹅。也就是说，“规律”根本不是针对实际存在的和曾经存在的天鹅，而是针对“可能”存在的所有天鹅而言的；规律中隐藏在“所有”“一切”“凡是”这些名词背后的“普遍有效性”是着眼于可能性，针对可能出现的情况而言的。“所有”“一切”“凡是”意味着“不受时空限制”。比如自由落体定律，它不但适用于地球表面，而且适用于每个与地球的体积和直径相等的星体，这个规律在时空上普遍有效。
进而言之，一切自然规律都是普适性（普世性）的，适用于全宇宙并且永恒不变，这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宇宙的极其奇妙的基本特性。换言之，不是“天不变道亦不变”，而是“天变道不变”。“天”即古人所称的宇宙、世界，古人不知道宇宙演化，所以误以为天不变，但天变是按照永恒不变的变化规律而变的，不是乱变。总之，“天不变道亦不变”是错误的，“万物皆变、无所不变”也是错误的。为何如此，迄今为止没有人能回答。
道不变，于是，自然规律的有效性就包括了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可能出现的任何区域。也就是说，自然规律是一个陈述，这类陈述可以成功地应用在与事实相反的陈述之中。例如，“假设我把眼镜扔到地上，玻璃镜片就会破碎”——这个陈述叫作“反事实条件句”，更准确地说，叫做“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推理”。每一个神志正常的人都可以随手举出无数类似的例子：“假如我今天好好吃早饭，就不会还没到中午就饿得头昏眼花了”；“假如他没有走这条路而是走另一条路，就不会被车撞死了”；“假如我认真读过几本好书、受到更好的教育，就不会说这种无聊的废话了”，等等，所有这些有用有效的“反事实条件句”全都是“历史假设”。
规律的这个反事实条件句特性极其重要，没有它就没有规律可言，也就根本无从预测未来，也就没有了一切能够指导我们所有实践行为的依据。一切规律、一切因果关系都是假设。因此，务必请抱持“历史不能假设”信念的读者注意：历史就是假设！
所谓“历史”，包括史实、史研、史评三大部分。史实来自历史记载，其中包括许多虚假成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史实辨伪，亦即从有疑点的历史记载的史实中假设多种可能为真的其它可能性，从中做辨识和筛选。没有合理假设，何来史实辨伪？史研即历史研究是从史实中归纳概括出某些因果关系，而因果关系无一例外，全都是“如果……那么……”的假设性虚拟条件句，亦即无一例外全都是假设。已经形成的既定史实即历史记载属于客观存在范畴，而假设则属于主观思维范畴，对历史做研究和思考时假设不但可以而且是必须的。“历史不能假设”想要表达的意思，正确的说法是：“时间不能倒流，已形成的既定历史现实不能改变”。如是而已。
科学方法的核心形式也称作“牛顿范式”或“决定论范式”“必然规律范式”。它是从17世纪的伽利略和牛顿创始，一直作为唯一正确的科学方法盛行到19世纪中期，它的巨大成功使得当时的西方人产生了“人定胜天”“科学无所不能”的乐观主义错误信念，认定只要关于初始条件的信息足够完备并且掌握了所有规律——他们认为随着科学的进步，人类早晚会做到这两点——就可以从某事物任何时刻的初始状态准确预测该事物任何时刻的未来状态，这种虚妄信念就叫作“决定论”。请读者牢记这个定义，因为后面要一再使用它。
19世纪中后期出现了两大科学革命——物理学领域的量子力学和方法论领域的概率统计方法，“决定论范式”的局限性暴露无遗。其实此前科学界就已经知道，哪怕是最简单的、循环运转的机械运动如太阳系，只要涉及三个天体，其运动就是不能精确预测的，这就是著名的“三体问题”：
实际上，三个或三个以上有因果联系的具体事件的连续都不是按照任何一个自然规律来进行的。……且不说摆的运动或太阳系的例子，认为事件的任何连续或序列都可以用某一个规律或某一组规律来解释，纯属错误的想法。（历史）既没有连续规律，也没有进化规律。（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经过20世纪五十年代爱因斯坦和哥本哈根学派关于“上帝是否掷骰子”的著名争论，现在科学界的主流意见是站在哥本哈根学派一边，认为这个世界是上帝掷骰子创造出来的，因此规律都是概率统计性质的、或然性的，即“存在多种可能性”以及“每种可能性的概率不同”性质的；而“唯一正确、不可能不正确”的“必然规律”，只不过是概率为1或0的稀罕特例罢了。自然科学领域如此，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如此。
学校教学本应该以此为重点，在每一个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当中，都要引导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力，做各种各样的“反事实假设”，然后按照科学方法和足够证据作出合逻辑的推论，而不是死记硬背绝对不可能错的、唯一正确的“标准答案”。这种彻底扼杀学生想象力和思辨能力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式的标准答案教育，与其说是教育，不如说是在“毁人不倦”。由于深受辩证法神话的毒害，我国照搬苏联的教育体系忽视、贬低、甚至排斥科学推理论证的核心部分——形式逻辑（形式逻辑是唯一的逻辑，数理逻辑不过是形式逻辑的数学化，“辩证逻辑”根本不是逻辑），后果极为严重。从官方到民间，从各界精英到普通百姓，普遍不懂什么是“反事实条件句”或“虚拟条件句”（这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姑不置论），经常把假设直接理解为事实描述。举例说，自由宪政制度的“无赖假设”——“所有统治者都是无赖”——中国人普遍理解为无论哪种制度事实上统治者都是无赖。另一个恶果是缺乏想象力。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看来，现实存在的就是唯一可能的，当要求中国人做反事实假设时，通常得到的回答是“那是不可能的，没有那回事”。而因果关系一律是用虚拟条件句表述的，规律绝大多数都是概率统计规律，中国人除了极少数专业人士，对此几乎一无所知。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人的错误更低级，他们用“最高级的科学方法”辩证法的尺子把全部社会科学、甚至许多自然科学学说包括相对论全都判定为“伪科学”而取消了。
非常遗憾，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教育制度并没有彻底摆脱苏式教育的窠臼，不要说中小学，大学教育都极少教授形式逻辑，更不要说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虽然数学课不少，却不知道数学的逻辑本质，更不鼓励自由辩论，而方法和逻辑都是必须在辩论中学会应用的，于是，以“聪明智慧”“勤劳勇敢”著称的中华民族思考力、想象力、创新力的显著低落就毫不奇怪了。
什么是“民主”？（略，详见“民主1，2，3”一文）
（三）印度民主例外论
印度从1947年独立至今长达70余年的民主堪称奇迹——西方左派将1975-1977年英迪拉·甘地21个月的紧急状态统治苛评为“专制独裁”言过其实——因为民主创建和民主巩固所需要的条件印度几乎全都没有：贫穷落后的传统农业社会，现代工业和中产阶级阙如，属于族群、宗教、语言和文化等社会分裂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1961年人口调查，印度的语言多达1652种，相对应的是极其复杂多样的民族-族群构成），民主的政治文化（公民文化）更是一片空白，等等。怎样合理解释这一例外，给民主理论的研究者提出了棘手的挑战。在我有限的文献阅读范围内，个人认为包刚升教授的解释是最杰出的。
正如袁伟时先生所说，西方殖民者身兼二任，既是强盗又是老师，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者情绪化地否定英国殖民者作为杰出老师的一面，不但拒绝向英国人学习，而且反其道而行之，拍脑门硬搞自己的一套“特色”主义，不失败才是怪事。——特别强调“英国殖民者”，是因为其它欧洲国家的殖民者都算不上是好老师。
与第三世界盛行的反殖民主义片面认知相反，造就印度民主奇迹的首要因素，无疑就是英国殖民当局培养出的那一小群本土精英，甘地和尼赫鲁是其中最著名的两位，他们几乎全盘继承了英国的自由宪政、法治和议会民主，在此基础上也嫁接了一部分苏式计划经济、国有企业和中央集权因素，这些斯大林模式基因尽管越到后期其弊病越凸显，但在印度经济发展的早期还是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所谓“早期”，是指重化工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工业化发展阶段，由于资本稀缺、私营企业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用中央集权政府的强制力“集中力量办大事”，比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更具优势。
其次，“尽管古代印度长期分裂，但印度作为一个整体的观念却由来已久，……现代印度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这对日后印度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构建产生了积极作用。”（包刚升，P.373）
国家统一（国家创建、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是现代化必不可少的第一步，国家分裂不利于现代化，这是我一贯强调的。政治外行们鼓吹国家分裂（即包刚升教授所说的“离心型政治制度”，见后文）既无知又有害，一定要大力批判、严加防范。
在长达一两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中，英国殖民者首次在印度以现代国家的方式建立了文官系统、军队、警察、税收和司法体系，改变了印度的经济、教育和社会的方方面面，而这就是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第一步——国家创建：
“到1839年，印度文官已经占到殖民政府公务员的一半。很多在印度殖民政府中出任文官的英国人都在英国一流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并受到英国职业文官精神的熏陶。这样的文官队伍也影响到新加入文官系统的印度文官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职业操守。文官考试制度、绩效原则以及由此塑造的文官队伍，强化了印度殖民政府的现代国家特征，也影响了印度独立后的民主政治运转。”“英国殖民统治的另外一个重要影响是西式教育的推行，由此也出现了受英语教育影响的新兴中产阶级。……1855年印度殖民当局管理的学校为155所，……1857年殖民当局在加尔各答、孟买和马德拉斯创建了三所大学。”（同上，P.379）
我认为特别重要的是，印度的政治现代化走的是英国式“先自由后民主”道路（这不是包刚升教授的原义。虽然相应结论在书中已经呼之欲出，参见包刚升书P.473），走这条路被认为是右翼的主张。而左翼正相反，主张走法国大革命那条道路，而那是一条无自由、反自由的民粹民主道路。当前莫迪总理领导的印度人民党，看来正在日甚一日地奔向反自由的左翼民粹民主加极端民族主义的错误道路，而印度的这种反自由民主仍然受到西方、尤其是西方左派的大肆吹捧。
英国殖民政府在实行英国式自由宪政和法治的同时，逐步吸纳印度精英参与政治，和当时的英国一样，选民资格附有高额的财产条件，与此相应的，独立后长期执政的印度国民大会党（国大党）和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一样，是一个纯粹的精英政党，知识分子占大约50%、工商企业家20-25%、自由派土地所有者25-30%，他们一致认同英国制度，正如国大党领袖瑙罗吉所言：
“英国是自由和代议制的摇篮，我们作为它的臣民和孩子，有权享有自由和代议制的果实”。
1935年，殖民当局在民主化的压力下开始启动民主改革，降低了选民的财产资格要求，也对妇女放宽了选举资格限制，超过10%的成年公民获得了选举权。此时的议会实行两院制，上议院称国务会议，殖民当局直接治理的英属印度议员156名由省立法会议选出，殖民当局间接治理的土邦印度议员104名由地方统治者指定；下议院称众议院或联邦议会，英属印度议员250名由直接选举产生，土邦印度议员125名也由地方统治者指定。很显然，印度此时的民主化程度依旧十分有限。
国大党在圣雄甘地的领导下发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争取民族独立，最终于1947年迫使英国殖民当局同意印度独立，国大党在这个过程中赢得了绝对优势地位，其它政党、包括走激进路线的印度共产党都无法与之抗衡。印度独立前不久，国大党主导的制宪会议期间，采取哪种政府形式是有过争论的。由于印度精英熟悉英国议会制，也因为议会制适应印度的实际需要，制宪会议最终很明智地选择了议会制:
“议会制产生更强的政府，因为（1）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成员是重合的；（2）政府（此处是狭义，指行政部门）的首脑们控制着立法机关”（K.M.Munshi）,“议会制为印度的政治家和政党提供了有效的向心激励，强化了国家能力。这种政治制度安排对于印度民主早期的稳定性非常关键。”（同上，P.441）
包刚升教授用他的【社会分裂/政治分裂程度 & 向心/离心政治制度】双变量模型解释印度民主政体的稳定性及其变化，极具说服力（详情请参阅原著。简单说，“社会分裂=社会多元且缺乏共识”，“政治分裂”=“政党多元且缺乏共识”；“向心”约等于“中央集权”，“离心”约等于“地方分权”）。概括言之，一方面，尽管印度的社会分裂程度一直很高，但在民主化前期，“由于政治动员不足”（=“由于民主化程度不高”），社会分裂尚未充分政治化，选民的政治分裂程度还维持在较低水平上。在所有公民都获得了普选权之后，由于经济不发达、识字率不高、城市化程度低，多数选民属于“消极选民”而非“积极选民”，所以还是政治精英在设定政治议程并引导大众的政治参与。同时，印度的各界精英对于国家如何治理具有相当高的共识程度，高度的社会分裂并没有转化为政治精英之间的政治分裂。另一方面，印度宪法和政治制度属于典型的向心型民主政体（即中央集权民主政体），因此，印度不仅维系了民主政体，而且保持了高度的民主稳定。20世纪60年代晚期之后，上述两方面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印度社会的政治动员程度显著提高，选民政治分裂随之扩大，同时地方分权趋势（即离心式政体趋势）强化，政治制度向心激励程度降低，两者结合，导致了最近二三十年印度民主稳定性的相对下降。
从独立到现在，印度选民的政治分裂程度是一个逐步被激发和上升的过程。从这方面看，印度的民主发展史可以粗略划分为三阶段：（1）1947年独立→1967年，国大党一党主导，政治动员程度低、选民政治分裂程度低、民主政治高度稳定；（2）1967年→1989年，国大党一党独大体制逐渐衰落，向多党制过渡，政治动员程度逐步增高、选民政治分裂程度上升、政治冲突增加；（3）1989年至今是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领导的两大政治联盟主导的多党制，政治动员程度很高、选民政治分裂程度较高、政治暴力和政治冲突持续上升、民主政治稳定性相对下降。
总而言之，“在保证民主基本规则的前提下，并非是政治参与程度越高、政治竞争程度越高对维系民主政体、保持民主稳定就越有利。相反，存在高度的社会分裂时，快速扩大的政治参与（“参与爆炸”）和过分激烈的政治竞争对民主稳定可能是非常不利的。”（同上，P.473）
——为中华民族未来计，我尝试把包刚升教授以上论述的事实和经验规律按照逻辑推到底：既然并非是政治参与程度越高、政治竞争程度越高对维系民主政体、保持民主稳定就越有利，那么是不是说，左派的核心主张——政治参与程度越高越好、政治竞争程度越高越好，选举权越普及越好、选民资格限制越少越好，民主越“完全彻底”越好——对于保持民主稳定不利，因此左派实际上是不是推动民主衰败乃至民主崩溃的主导力量？
把逻辑再往前推一步，如果左派的这些主张是无可避免的必然趋势，那么，民主衰败乃至民主崩溃是否也就是无可避免的必然趋势？世界的未来前景就是如此黯淡吗？再多问一句得罪人的话：“左祸”的危害性，是不是被普遍低估了？
周舵 2024.12.14.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